这是今天下午的最后一节课。
当我刚一走上讲台，就看见下面有十几只小手举起来。
我知道，爱告状的孩子，不愿错过本日的最后一次机会。
让我想想，——上一节他们上的是体育课，那就难怪了，教体育的冯老师很严，简直不许他们有告状的机会，体育课上又那么容易制造纠纷，你碰我一下，我踩你一脚，都可以构成告状的理由。
小小的年纪，先学会了讼棍的本事，我厌烦孩子们这种坏习惯。我一边这么想，便装作没看见，尽管低着头翻书本，然后转身向黑板，开始写第二十六课《我最钦佩的人》的生字。
我这么做，常常很有效，他们见我不理，便会觉得无味，把举酸了的手放下来。但是这回并不，我听见：“老师！”有一声轻轻地喊叫，我仍装做没听见。
“老——师！”我不能不回过头来，叫起最前面的一个。
“黄泽的球被人偷去了，老师，会唱的球！”被叫起来的这么报告。
又一个举起手的：
“那个球不是真正会唱，只是一打开就有音乐响起来。”
“黄泽的爸爸从香港带来的！”
“大概要美金一千块吧，被谁偷去了？”
“一定要把偷东西的贼捉到！”
“……”
“……”
大家被这个什么“会唱的球”搞得完全忘了教室里的秩序，你一言我一语地乱嚷着。但是真奇怪，那个失主黄泽却安坐在位子上，一语不发，大模大样，好像手下自有人替他办事。
我用板擦敲打着桌子：“我到底听谁的？”我的生气的声音压制了孩子们的骚扰，他们安静下来了。
“冯小宏，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叫起本班的班长，他可以有条有理地讲给我听，但是冯小宏今天也显得语无伦次了：
“是这么回事，老师，黄泽的爸爸从香港给他带来一个玻璃球，会唱的球，这么一打开，音乐就响起来了，盖上就不唱，不，就不响了，黄泽说值一百块美金，刘明说值一千块……”我不得不截住他的废话：
“你就说球是怎么丢的好了，谁叫你讲价钱？”
我说这话是显得有点不耐烦了。叫黄泽的这个小失主，本来是个聪明而英俊的男孩子，他的父亲是一条商船的船长，当然有很多方便给他的家人，尤其他的宝贝儿子，经常带些外来货。吃的，穿的，用的，他在这班上总显得跟别人不同些。比如星期四是换洗制服的日子，这是为了给只有一套制服的学生方便，他们在这天可以不穿制服来上学，有两套制服的就换另外一套。但是黄泽每逢这天便换了他的新行头来，炫耀于同学间。至于各种玩具在他手里更是经常出现。手头阔绰其实也不是什么有失人格的事，各人的家庭环境不同，但是在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我们的国度里，就仿佛看不得这种突出的表现，是人人对物质的观念都免不了有些自卑感吗？我虽然喜欢黄泽的聪明、用功，但也不能免去讨厌他的这些表现。
对于孩子们来说，黄泽更是常常影响同学们情绪的一个，在都市的生活里，物质的诱惑对人们是一个威胁，就是孩子也不例外。每逢黄泽表现了新花样时，便给其他的孩子们带来一阵**，看他们或艳羡、或巴结、或不屑，爱憎的反应虽然不同，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能“不动心”的。因此使我常常想到，难道我们的教育还缺欠点儿什么？
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更增加我的一分惶恐。据班长的报告说，在未上体育课前，这只“会唱的球”是在着的，等他们从操场上完体育课回来，它便从黄泽的位子里失踪了。一定是他们在体育课上玩躲避球的时候，有人潜回了教室偷去的，当然他们也不知道是谁，连嫌疑人都指不出来，不过他们愿意全体被搜查。
我这时忽然想起，在他们上体育课的时候，我到校长室去时曾路过本班的教室，在恍惚中仿佛看到窗子里有一个学生，但那只是一个背影，一个一律黄卡叽童子军服装下的背影！
但是，我们势必得把这只“会唱的球”找出来，这只球不会离开偷它的人的身上的，然而，在我的班上，谁又是那个可疑的贼？我感到惶恐的倒不是怕搜不出这只球，反而怕的是从他们之中哪一个口袋里搜出来！这班学生是从他们二年级时，我便任教，到现在六年级，快毕业了，在要离开我以前，忽然出了一个贼。我侧过头，看黑板上我刚写的几个白色的字“我最钦佩的人”，心中有说不出的不安。
我再向课堂上望去，六十多个学生，一百多只小眼睛，也闪闪地向我看着。在四年多的过程中，我了解每一个孩子，他们并不是各个都聪明的，有时笨得我着急；也不是各个都听话的，淘气的孩子常常挨我的骂。但是，在他们中间，要我指出一个做贼的来，却使我无法相信，但事实上，势必如此。
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要上这课《我最钦佩的人》了吧？！
我把书阖起来，擦掉黑板上的字，拍拍手上的粉笔末，孩子们一直用疑虑的眼光望着我的一举一动。
然后我用郑重的口气说：
“为了尊重同学们的人格，我不愿当场搜查每个同学，一个人是难免在一时糊涂中犯一点过错的，我相信他这时已经后悔了，他有一个改过的机会。好，同学们都排队到操场上去！”
孩子们以一种不知道老师的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的态度，面面相觑地排队走出去。到了操场上，我又说：
“现在我一个人回教室去，然后同学按着排队的顺序，一个个到教室里来，希望拿那个球的同学把球交给我，自己认为没有拿的，进来一趟再出去好了。”
嘱咐完了，我便回到教室，安坐在讲台上的“太师椅”上。我已经预备好了台词，我将要用“温和的责备”的口气，对那个偷球的孩子说：“好极了，你能够把球交出来，就等于重新拾回你的人格，圣人还有过呢，这算不得什么，只有我和你知道这件事，但我们要把它忘掉，从此不再提起它，……”然后我拍拍他的肩头，目送他出去。……
每一个孩子走进来，见了我都有不同的表情，有的伸舌头做鬼脸，有的正经地说没有偷东西的理由，有的叫我搜查，有的自动把衣袋翻出来，有的淘气地在教室里绕一圈，有的……一直到班长走进来报告我说，全班的同学都已轮完时，我不免为之一惊——没有一个人把球交给我！
我向操场走去，那里有一群期待着我的孩子，我必须迅速地想出下一步应当怎么做，我慢慢地走，快快地想，到了操场上，我立刻很轻快地说：
“偷球的同学并没有把球交出来。”同学们听了，异口同声地惊叹了一下，“但是，我了解那位同学的意思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的错误，他后悔极了，但他希望在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情形下——包括老师在内，把球送回到黄泽的抽屉里，是不是？所以，这一回我也留在操场上。仍按着刚才的办法，拿球的人，就把球放回去。”
这也许仍是一次冒险的办法，这时离下课还有十几分钟了，我也为自己捏一把汗，在下课铃响以前，这只“会唱的球”是否会出现？可是一个负责教育使命的工作者，是不能摆脱或忽略任何责任的，我从来没有过。对孩子我有一份说不出的爱护的心，我是多么愿意看到他们成长、茁壮、灿烂、无垢……
小身影一个个从操场那边交替地跑过来，十几分钟在我的思虑中过去了，孩子们又都已轮完了。
“现在回到教室去！”
我不知道如果那球仍没有……我应当怎么办，我来不及再想了。可是当我走上讲台，还没有转过身来时，下面一声喊：
“球！老师！”
跟着是一阵欢呼，待我面向着台下时，黄泽把球高高地举起来，灿烂耀目，又亮又圆，掀开小玻璃盖，有一阵悠扬的音乐发出来。它便是使多少孩子羡煞的“会唱的球”，还差点儿让一个孩子为它犯了罪。
在音乐声里，下课铃响了，我告诉同学们说，明天午间大家带便当来学校吃，我们要补一堂课。
出了校门，后面有人追上来，是冯老师知道了这件事，特意来问我：
“到底是谁偷的？”
“我不知道。”我轻松地回答，同时我的脑海里却浮出一个黄卡叽童子军装的背影——在教室的窗外所看到的那个，我不用追究那孩子的正脸到底是谁，因为左耳后有一块秃疤的，在本班只有一个人！我心中暗暗地笑了，但是我仍漫不经心地接着对冯老师说：
“其实，又何必一定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