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佬亲自出手，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对于工作计划的解析，进展的非常顺利。
众人逐渐了解了这份计划的内容，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备可行性的计划。
太复杂的计划暂时被搁置，只留下一些简单能够施行的。
李善长说道：“欲速则不达，这次变革牵扯太广，最好由简而繁去做。”
“前五年先做一些简单的计划，让官吏适应新的工作要求。”
“朝廷也需要时间，来改革官僚体系。”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再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工作难度。”
“二十年能完成这个设想，就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朱标也深以为然：“还是韩国公老成持重啊，是朕太心急了。”
陈景恪也汗颜不已，天天提醒自己实事求是，可总是在某些地方下意识的认为理所应当。
他以为这份五年计划已经非常简陋了，放在前世互联网上，都能被网文喷的一无是处的那种。
而且他还特意剔除了很多比较难的计划。
这样简单且简陋的计划，古代的官吏应该能执行的吧？
被李善长和徐达这么一解析，他才知道自己又想当然了。
他太高估这个时代行政系统的能力了。
不是个人的能力，是行政系统的能力。
这个年代的行政系统，就只有两个职能，安民和收税。
架构也完全是为这两个任务而设。
这样的行政体系，如何低估它的能力都不为过。
就拿基建来说。
前世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修桥铺路、建设水利设施，搞各种基建。
大家见的太多了，下意识的认为这是官僚的基本素质。
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是为了方便贪钱什么的。
然而，这些公共设施是否方便了大家的出行？
我们都是受益者。
事实上，这是我国的行政体系要求他们这么做的。
全世界不敢说只有我们会这么要求官吏，但大部分国家的行政系统，都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不少有作为的官吏，修桥铺路，建设水利设施等等。
但这些成绩是官吏个人能力的体现，不是行政系统对他们的要求。
这其中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行政系统要求他们去做，所有的官僚都会去做，会变成普遍行为。
就比如前世的大规模基建。
行政系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愿意这么做的官僚凤毛麟角。
培训官僚的系统，也不会教他们这些东西。
不要求他们这么做，也不教他们这些东西，他们又怎么会去做？
翻一翻历史书就知道，几千年历史，愿意在基建上下功夫的官吏有几个？
正因为少，一旦有人这么做了才会被历史记录下来，被后人赞颂。
至此陈景恪才明白，自己的这份计划，对古代的行政系统意味着什么。
想要实施这项计划，就要对行政体系进行重塑。
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也在想办法补救。
然后一个词情不自禁的浮现在脑海里，特区。
先划分一个区域当试点，成功之后还可以作为教学区，系统的培养新型官吏。
不过此事还不着急，事情要一点一点来。
先把工作计划落实了再说。
而且关于特区计划，他也只是有了一个想法，具体怎么做还需要仔细考虑。
——
对于地方官吏的要求不能太高，朝廷要主动降低计划的复杂性和难度。
但对于内阁成员来说就不一样了。
他们必须全面理解这份政府工作计划，并为后续的全面实施做准备。
对于邱广安他们来说，要学的还有很多。
或者说，基本相当于是重头开始学了。
陈景恪教他们统筹协调全国资源，徐达和李善长教他们如何去实现。
教学生有多考验人的脾气，只有干过的才知道。
陈景恪和徐达还好，他们性格本来就比较内敛，尽管有时候很上头，还是能克制住的。
李善长就不一样了，他本就自视甚高缺少容人之量。
虽然经历种种波折之后有所改善，但正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一开始他还能强行控制脾气，后来就忍不住了，开始发挥毒舌本能。
把内阁一众成员喷的瑟瑟发抖。
换成以前，大家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老子不学也不受你这个气。
然而，李善长是真的在用心教，没有丝毫藏私，也无关争权夺利。
生气也不是故意羞辱他们，而是本性使然。
所以，即便被喷的很不爽，他们也还是很感激。
毕竟这种东西别处是真的学不来。
有人说三代才能出贵族，这话陈景恪不敢苟同。
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人人都是贵族。
但三代才能出一名合格的政治家，这话陈景恪现在非常认同。
大局观、对事物的认知、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等等。
这些东西不是学校能教的，全靠家族长辈言传身教。
还有就是关系网，也是靠家族世代积累。
比如，各国外交官之间会经常举办聚会，只有他们的子弟才能参加。
还没有从政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互相认识了。
将来从政，这些关系网都是可以利用的。
这种优势，是普通人学不来的。
优秀的外交官基本都是世袭，原因就在这里。
宋明中间隔着一个元朝，官僚体系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是中断过的。
大明的开国勋贵，大多都是普通人出身。
所谓官宦之家出身的，其实也基本都是底层官吏。
所以，大明开国集团，在大局观等方面，是远不如秦汉隋唐的。
说他们是个草台班子都不为过。
李善长和徐达的能力，也是经过几十年磨砺，一点点总结出来的。
这种能力一般只会传给子孙。
现在他们无私的传给毫不相干的人，那是天大的恩德。
挨喷又咋了？
换成以前想挨喷，还没这个机会呢。
事实上，朱标也派出自己的心腹，跟在两人身边学习。
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李善长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喷人。
陈景恪在场的时候，他显得非常克制。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巧合，观察几次之后就确定真是如此。
而且他们还发现，李善长教陈景恪东西的时候，语气不像是对待学生，更像是伺候长辈一般。
更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莫非俩人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关系不成？
后来明白了其中缘由，对陈景恪也同样感到敬佩。
之后大家也学聪明了，陈景恪不在的时候就尽量不去问问题。
先积累着，等他在场再一起去问。
李善长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心中那叫一个气啊。
等陈景恪不在了，就变本加厉的喷。
一时间也成了内阁的一件趣事，后来流传了许久。
众人一边处理政务，一边还要学习，每天有多忙可想而知。
但外人却并不是太了解他们在做什么，难免有些疑惑。
不就是给了一个票拟权吗？又不是把驳斥权也给你们了，有必要这么忙吗？
只不过此事涉及机密，没人敢外传。 越是如此，越让外面的人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很快就到了年底，洪武二十三年进入尾声。
同时也意味着，洪武时代的结束。
为了安慰自己的父亲，也是为洪武时代做一个告别，朱标少有的奢侈了一次，举行了盛大的新年庆典。
从内帑出钱，将洛阳城装点的无比喜庆。
就连最喜欢上书的御史，都很识趣的没有拿这件事情说事儿。
新年当天，在奉天殿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文武百官全部到场，还邀请了京城的耄耋老人、德道模范，各国的使节，僧道代表等近万人参加。
朱元璋和马太后自然就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在围绕他们转。
马太后还好，主要是老朱，大感欣慰。
骤然从权力中心退出，还要克制不抢儿子的风头，内心其实是非常难受的。
这一刻，心中积压的情绪全部释放。
当天可以说宾主尽欢。
当然，除了庆典之外，朝廷还公布了几道旨意。
其中一道是关于年号的。
朱标的年号就是之前商量好的建章。
黄历四千零八十六年一月一日起，正式改元建章。
以后得一应文书、历法，全部要更改。
对此群臣早有准备。
如果是继承皇位，新皇登基不能直接改年号，必须要让上一任皇帝的年号走完全年。
新一年的第一天，才能启用属于自己的年号。
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不能废弃。
所以，朱标在今天宣布自己的年号，是礼法要求。
群臣感到惊讶的，是年号本身。
建章这两个字可大不一般。
不论是字面意思，还是它背后代表的汉武帝建章宫，都可以看出新皇并不想当守成之君。
再联想到他登基后的第一把火就是烧内阁，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虽然百官很不喜欢变革，但对于内阁扩权还是喜闻乐见的。
而且，虽然新皇的年号不是文什么什么，但总比洪武啥的要好吧？
不过很快他们就不这么想了。
朱标下达了第二份旨意，也是他登基后的第二把火。
朝廷五年工作计划。
计划内容并不复杂，就是让地方衙门做一些基础性的建设。
比如平原地区，修桥铺路、鼓励农耕、建设水利设施。
山区也同样要修桥铺路，尽量为深山里的百姓修一条出山的通道。
如果条件允许，也要建设水利设施。
除此之外，还要勘探矿产。
如果有矿藏就要及时上报，由朝廷决定是否开发。
这些事情说起来并不复杂，类似的情况历朝历代都发生过。
通俗来讲，这叫劝课农桑。
不过那时候都是提倡性质的，做不做不强制。
而这一次不同，朱标下令吏部重新修改官吏考功标准。
将这份计划的完成情况，列入考察项目内。
这一下就不一样了，从提倡变成了强制执行。
而且是全国上下一体进行。
此乃亘古未有之事。
群臣自然是纷纷反对，理由也很简单，劳民伤财。
而且去年才下旨让休养生息，不可轻易扰民。
又颁布这样的计划，岂不是前后矛盾？
自然用不着朱标解释，李善长出面说道：
“此方案乃内阁制定，全面考虑过可行性。”
“没有任何一项，是超出官员能力的。”
“我甚至可以说，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也不配为官。”
“至于劳民伤财……分五年完成，并不影响百姓休养生息。”
“这些都是基础设施，一旦完成最终受益的是当地百姓。”
一席话说的群臣哑口无言。
正如李善长所说，此事确实不复杂，而且是利国利民之举。
他们真正无法接受的，是朝廷强制去做这些事情，相当于是给官吏肩膀上加担子。
又不是负重冠军，自然没人想给自己加担子。
可他们绝不敢公然说，我们不想加担子。
只能再次找借口：“这一切都需要钱财，地方衙门没钱啊。”
自税改以后，地方衙门就断了收入。
考虑到实际情况，朝廷给每个衙门都划分的有职田，就是专属衙门的田地。
一年的开销全都从职田出。
不够了是你们花的多，要检讨。
多了，你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朝廷不管。
这些钱用来给吏员发俸禄、购买办公用品、修缮房屋之类的，是绰绰有余的。
但用来开展大项目，是绝无可能的。
以前官吏想有所作为，大多都要问当地富户募捐。
可是大明一直以来不遗余力的打击地方大户，导致富户数量锐减。
还剩下没被打的富户，也都学会了财不露白。
想找他们募款，恐怕不容易。
关键是，这种全国性的大动作，也不适合去问富户募捐啊。
那成啥了。
朝廷靠富户过日子？
然而，朱标显然早就想到了这一点，立即说道：
“以后赋税三成归地方，专门用于这些计划的实施。”
“嗡……”这一下群臣又炸开了锅。
允许地方截留赋税，这不是鼓励他们贪腐吗？
而且三成归地方，国库收入就少了，钱还够花吗？
这时，户部尚书裴有为站出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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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以大明的岁入，除去军饷、官员俸禄等各项开支，所余已然不多。”
“如果将三成返归地方，粗略估算每年会出现六百万贯的财政赤字。”
六百万贯？
听到这个数字，百官像是找到了突破口，纷纷以此为借口阻挠新政的施行。
经过几次变革，这两年朝廷财政是有盈余的。
国库每年能存下来两百多万贯，要知道这是在官员涨俸禄，军队发军饷等等之后的盈余。
是非常不容易的。
现在一下子变成赤字六百万，这绝对不行。
朱标不动声色的道：“裴卿的意思是，如果能解决这六百万贯的赤字，这计划是可行的是吗？”
裴有为想了想说道：“可不可行臣不敢断言，但只要能解决赤字，臣以为可以一试。”
听到这里，群臣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儿。
怎么看怎么像是在唱双簧啊？
再想到裴有为计官出身，以及他们背后的陈景恪，群臣更加肯定的自己的猜测。
可是还不等他们有所反应，朱标就先一步说道：
“那好，每年从内帑出六百万贯，填补国库亏空。”
“以五年为期，看看这份计划到底是什么效果。”
这话突出了一个有钱任性。
内帑不缺钱，这些年老朱存了有大几千万贯。
且每年还有几百万贯入账，足够朱标实施计划了。
说到这里，他看着群臣意味深长的道：“诸卿不会不同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