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汪文辉也系自己门生，但高拱心知汪的奏疏在讥刺自己。高拱暴跳如雷，汪文辉上疏三天之后，高拱即将汪文辉逐出朝廷。高拱公然报复，速度奇快。
高拱刚愎，悍相面目毕露，与大学士赵贞吉互相倾轧。大学士陈以勤处境困难，他与高拱是裕王府同僚，与赵贞吉是同乡，就在七月告病，请求致仕。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十一月，高拱处心积虑，企图撵走赵贞吉，于是高、赵关系告急。告急的原因在于对科道官的考察。徐阶以遗诏的名义放宽了言路，给事中、御史得以直言，轻易不致获罪。此乃政治清明的必须，指责朝政缺失，也于治国有利。但隆庆帝不免厌烦。隆庆帝与其父不同，他厌弃朝政，贪图玩乐，身边又围着一批诱使他享乐的太监。对言官的不断上疏直谏，深感厌恶。摸透了隆庆帝心思的高拱便极力逢迎，建言考察科道官。对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作全面考察。
对科道官的考察本有制度，可此次却是制度外的临时安排。说明科道问题严重，需经考核斥退不称职者。高拱此举，是挟带私货的。当年高拱挑战徐阶而惨败，关键就在科道的弹劾。提议考察，是一种路人皆知的秋后算账，意在驱逐不附己的科道官，扫清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临时考察按朝廷成规，由吏部、都察院联手施行。吏部尚书由高拱兼着，赵贞吉则兼掌都察院。
高拱建言考察科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赵贞吉忍耐不住，上疏隆庆帝。疏中称：顷因御史叶梦熊言事忤旨，陛下严谕考核言官，包“括已由言官升任在职者，考核范围近两百人，其中岂无怀忠报主、謇谔敢言之士？而今一概以放肆奸邪罪之，恐怕负责考察之部门（所司）奉行过当（扩大化），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气，非国家之福也。”
赵贞吉奏本所言句句在理，一位科道官言事不当，斥为“放肆奸邪”已过分，以此为由，指斥近两百位科道官一概“放肆奸邪”更加过分。赵贞吉又恐“所司”考察中搞扩大化，忠邪不分。话中有话，“所司”不就是吏部和都察院么？赵贞吉掌都察院，那么“奉行过分”，言下之意，指的就是吏部的高拱了。
赵贞吉确乎有先见之明，吏部考察科道，高拱主张罢斥赵贞吉所有副手；赵贞吉强硬对抗，主张罢斥亲近高拱的言官，吏部和都察院势同水火，剑拔弩张。
僵局形成，双方不得不坐下商议调解，高拱为达到驱逐言官的目的，先行妥协，表示赵大学士左右助手一概保留原职，赵贞吉也作让步，依附高拱的言官也可保留。达成默契之后，高拱大展拳脚，凡并不涉及赵贞吉关系者，徐阶提上来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一概贬斥，谁敢反对，高拱就命鹰犬弹劾谁，这种弹劾史称“搏击”。考察结束，斥退科道二十七位。紧接着，高拱对赵贞吉下手，第一鹰犬韩楫，上疏弹劾赵贞吉“
（平）庸（专）横，考察有私”。赵贞吉深感陷于内斗，无法施展，厌倦高拱党羽的死缠硬磨，便上书乞罢。
赵贞吉在乞求退职的奏本中提醒隆庆帝说：“臣自掌院（都察院）务，只是因考察这件事与高拱意见不一。其他一些坏乱选法，纵肆作奸，昭然在人耳目的事，臣噤声不敢说，辜负陛下赋予的重任，真是个庸臣。高拱这个人，诚然是强横得可以。臣致仕之后，希望陛下让他回到内阁，万勿让他久专大权，广树党羽。”奏本上达，隆庆帝竟同意了赵贞吉致仕的请求，而高拱呢，仍旧兼任吏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