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海雄：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编者按】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在《瞭望》2014年第50期上发表了《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文。文章认为，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下应该全面深化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习总书记指出，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
改革与开放是30多年来实现中国经济腾飞的双翼，改革是开放的前提，开放是改革的动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坚定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谋篇布局，还是多边外交舞台上的庄严宣示，习总书记围绕对外开放频频“出好棋，下先手棋”，提出的一项项倡议、一条条主张，积极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不仅大大增强了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且进一步推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推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打开新的窗口。如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高瞻远瞩、气势恢宏，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繁荣、推动全球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建立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网络，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既需要加大力度深化内部各项改革，对“险滩”“硬骨头”实施正面攻坚，也迫切需要通过更大力度、更宽领域、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最新论述，对于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开放倒逼改革，是我国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从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开放倒逼改革的层级进一步跃升，我们开放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进入新世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纳入经济全球化轨道，对接WTO规则带动了不少实际性的改革举措；上海自贸区建设，则是中央在新形势下面向世界的主动试验。就这样，30多年来我们按照从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开放战略，开放空间从经济特区到沿海港口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开放范围从贸易领域到投资领域，开放内容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开放维度从经济活动到社会服务，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开放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开放的前提是参与，参与的前提是适应，适应的前提是改革。设立自贸区，是中央从全局战略高度谋划的改革开放大棋局中，既谋子又谋势的一招“先手棋”，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一个压力测试平台，其核心目标是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努力探索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规则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今天，站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强有力的抓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不会一成不变，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和新的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的今天，全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各国各地区间经济、科技、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持续深化开放，使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时者，难得而易失也。”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对于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代中国而言是又一个历史性机遇。当今世界，在话语权、标准权、游戏规则制定权等方面，越早参与、越早做决断，就越主动、越受益。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壮大、新科技革命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的提速，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剧烈重构。这“最大的一轮重构”主要表现在：规则谈判的平台由以往的多边关系平台向伙伴关系平台转移，规则谈判的重心从贸易规则向投资规则、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实体贸易向数字贸易、关税壁垒向监管壁垒、边境措施向境内措施、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经济标准向价值标准等所谓21世纪新议题转移。以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为例，除了中日韩自贸协定（FTA）谈判，还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自贸等，无不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新特点。面对世界经济新的历史转折，面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主动作为、乘势而上，紧紧抓住和用好这一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以大气谦和、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拿出实质性开放新举措，力争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各项规则的制定者、引领者。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改革开放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满招损，谦受益。”只有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谋发展，更加注重学习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改革开放才能跃上更高的水平。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也使世界上的主要自贸区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如从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转变，且更加注重服务贸易发展；由贸易功能为主，向贸易功能与投资功能并重转变，更加注重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由在岸业务为主，向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并重转变，更加注重离岸功能的拓展；由贸易自由政策为主向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政策联动转变等。对此，习总书记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深化改革，时刻考验着我们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考验着每个党员干部的聪明才智。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通过学习和应用世界先进知识、技术和规则，不断把整个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如果思想禁锢、心胸封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外开放。全党同志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指示，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要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力将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伍聪：全球经济变革 呼唤多层次货币体系
【编者按】2014年11月27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伍聪撰写的《全球经济变革 呼唤多层次货币体系》一文。文章认为，随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建立更加合理、公平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迫在眉睫。
随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建立、亚投行签约成立，以及中国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开放的丝路基金，以新兴经济体为主导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及合作体系破茧而出，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发展中国家层面的有机构成。国际社会普遍对上述机构的成立予以高度关注，将其视为重建多层次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步，是全球金融格局深化调整的标志性事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展中国家虽遭遇严重困难，但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回升，期间也曾出现波折，但经济增速仍然显著快于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格局呈现
出明显的“南升北降”格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五国”拥有世界42%的人口，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经济的30%，过去十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2014年以来，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增速依然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左右。随着金砖国家及亚洲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贸易逐渐扩大，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很长一段时期内，曾主导战后国际金融市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黄金“等价物”，承担起世界货币的角色。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美元基本失去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近乎无限的清偿手段不仅可使美国灵活解决自身经济失衡问题，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汲取他国的财富和优秀资源。美元可以疯狂透支信誉，成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
与此同时，建立在这种体系基础上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更多成为传统国际货币体系的执行者，无法寻求对自身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以解决，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发展方向出现根本性背离。
因此，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通过金砖银行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其应对货币汇率风险和财政困难，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包容性改进”。
建立多层次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展多元国际货币，这也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将借助金砖银行业务等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中国的经济和外贸总量在金砖国家及亚洲地区都位居第一，金融合作的持续深入，必将拓展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货币互换和投资信贷等业务，这将利于人民币走出国门。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绝非一蹴而就，美元的霸权地位也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但事实证明，单极世界金融体系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正悄然变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共治的时代正在来临。
赵春明、赵远芳：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挑战与应对
【编者按】《红旗文稿》2014年第21期刊登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春明、赵远芳撰写的《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挑战与应对》一文。文章共三部分，主要介绍了国际贸易新规则的主要特点，新规则对世界及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本书在收录时节选了第二、三部分。
新规则对世界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世界经济格局将受到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冲击。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规则主导国可获得丰厚利益，重新执掌国际贸易主导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受到抑制，传统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由产品竞争转向规则竞争，南北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
一是美欧日发达国家为主要受益者。新规则范围广、自由度高、标准高，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其发挥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因此美国主导的新规则，对本国的经济增长、出口与就业产生强大的促进作用，欧盟和日本也将从中获利颇丰。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估计，达成TPP协定将促进美国GDP年均增速0.4个百分点；欧盟预测TTIP协定会抬升美国GDP年均增速0.4个百分点，可使欧盟GDP年均增速上升约0.5个百分点；日本内阁测算，日本GDP10年内年均增速会提升0.6个百分点。在促进出口增长方面，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数据显示，若非关税壁垒削减为目前的1/2, TPP协定将促使美国出口年均增长4个百分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预计TISA将带给美国两倍的服务贸易出口额。欧盟预计TTIP协定可使欧盟出口年均增长6%。由于日本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方面有极大优势，TPP协定将极大促进日本的工业制成品出口。
二是新兴经济体发展受到遏制。在三大谈判中，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集体“被缺席”，美欧巩固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领导地位的意图昭然若揭。一方面，以TPP和TTIP为首的区域贸易协定将着重扩大区域内贸易额，自然对被排除在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形成遏制；另一方面，失掉贸易规则话语权，将使新兴国家陷入被动，超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标准将阻碍出口增长，边界内规则对国家内部经济政治体制调整与改革施加强大压力，原产地规则将使全球产业链中间产品生产国的利益蒙受损失。
三是对中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体现在，一方面，很多新规则和新的标准符合中国改革的方向，有利于促进甚至倒逼中国国内改革。为了适应三大谈判尤其是TISA的对于服务贸易的高标准，我国将更有动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区域贸易协定的溢出效应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动，做大世界经济蛋糕，从而增进中国收益。以TTIP为例，欧美对其他地区贸易将增加330亿欧元，且欧方报告称，一旦欧美间各种壁垒和统一标准得以消除，TTIP将为除欧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带来 1000亿欧元的GDP增长。但是与之相对的，还有对中国贸易、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巨大的挑战。首先，新规则的高标准，成为新形式的非关税壁垒，会影响我国的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测算，如果我国不加入TPP，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其次，美国通过将中国排除在主要贸易协定之外，达到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地位，冲击中国区域合作战略的目的，这将给中国带来压力。最后，国际贸易新规则中的边界后规则已经深入国内，除经济领域外还涉及非经济领域，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造成深远影响。美欧一直认为中国的出口优势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支持和国有企业，因此TPP和TTIP中主推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原则，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将可能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宏观上，全面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
首先，在全球层面，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协定毕竟不是多边贸易协定，优惠只针对成员国，也无法解决规则统一的问题，对协定外的国家，可能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而且目前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成员都是些小经济体，可以认为美国迟早要重回多边谈判框架，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来说是最有利的选择。因此，中国应该继续支持WTO在世界经贸治理中发挥作用，协助其进行改革，推进多哈回合及相关贸易规则谈判。同时，应呼吁推动各种自由贸易区的整合，以应对由此造成的国际贸易规则碎片化，避免区域贸易协定成为贸易壁垒。
其次，在区域及双边层面，加强区域合作，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现在是自贸区主导发展的时代，截至2013年10月，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请并生效的自由贸易区已达到221个，而其中80%都是近十年谈判签署的。中国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总体来讲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相对落后。现阶段我国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的贸易额仅占我国贸易总额的24%，排除港澳台地区则仅占11%。而美国和欧盟的对应数据早在2011年就分别达到了37%和27%，水平差距较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我国应当通过实施自贸区战略，扩大出口市场，提高贸易和投资条件和环境，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促进地区繁荣。
最后，争取在区域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一方面应该抓住上海自贸区的契机，搭建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的平台，另一方面则应在现有“10+1”、“10+3”、“10+6”等基础上，加快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并在相应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设计出适合中国特点，并能平衡区域各国利益的中国版国际贸易新规则范本。
（二）微观上，对不同规则采取区别对待态度
对于与我国改革方向一致的规则，要顺势而为。如在服务贸易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我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但服务贸易仍是短板。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近12年持续增加，2013年达到1184.6亿美元，比2012年的897亿美元增加了32.1%。因此，我国应顺应国际贸易新规则的要求，加大服务贸易开放，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和贸易方式转型。
对于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标准，要迎头赶上，如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特别是在环境标准的制定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中国应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向国际标准靠拢。
对于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规则，要辩证对待。如TPP和TTIP中提出国企的竞争中立原则，要求保证国有企业的信息被充分披露，且政府政策必须在不同类型企业的竞争中均保持中立，这对我国国有企业及其产品产生很大约束。我国国企主要在基础性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全部实现竞争中立将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和独立。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的国企数量
庞大，体制改革尚不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在竞争性环节，加大开放力度，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
赵江林：“一带一路”：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增长新体系
【编者按】2014年10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江林撰写的《“一带一路”：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增长新体系》一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经过长时期高速发展之后正面临自身与外部经济关系转型的考验，未来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增长体系势在必行。文章共三部分，本书在收录时节选了第二、三部分。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和“一带”）的提出是新时期中国面向未来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战略性安排，是一次理念与行动上的转型。
借助“一带一路”，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完美转型
过去中国与外部的经济关系是以外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为主，当中国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关系也将随之面临转型，即向资金、技术、市场、政策等多领域相互支持的方向转变。以东盟为例，2013年10月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重申，“一个团结、繁荣、充满活力的东盟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而东盟则强调，“中国的发展对本地区是重要机遇，东盟支持中国和平发展”。推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正是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调整的自然延伸，意味着中国正在努力将自身的经济增长体系转化为区域增长体系。目前来看，这种外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一是中国经济本身发生了较重大的调整。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增长速度将从过去的10%左右下降为7%左右，这样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中国对外部的需求在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支持能力在上升。从市场层面看，以亚太地区全部消费品进口为例，中国消费品进口占亚太地区全部消费品进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5%上升到2012年的5.3%，中国形成了支持地区经济增长的消费市场。同样，中国对外投资的水平也急剧上升，从2002年不到10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901.7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5257亿美元。
二是现有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正在发生改变。一直以来以日本为核心建立的地区生产网络正在朝向扁平化发展。尽管日本始终位于产业发展的最高端位置，但是到了今天，更多的后进国家如韩国和中国对日本技术的追赶，使得地区产业分工向扁平化的垂直分工体系进化。目前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比肩于美国，两者分别占世界制造业的规模为20%左右，中国正在通过对外投资将部分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按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极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地区生产网络分工的领导者。
三是外部，特别是周边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巨变期。它们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资金短缺、基础设施短缺、技术短缺、部分制度或政策短缺等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为解决上述难题，加强对外合作，争取更多的外部资源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之一。我国可加大对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在促进周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利于为我国经济增长获得新的机遇。
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增长体系
中国经济在外化中还是会遇到增长难题。“一带”国家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解决依托资源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面临的“资源诅咒”，下一步如何加强合作，促进这类国家接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中。“一路”的难题主要是能否在周边地区先行建立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产业分工基础，这不仅有利于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提供相互支持，同时也利于经济共同体的建设。
除上述市场层面存在的问题外，政策层面同样面临难解之题，目前中国与外部的经贸关系还远未满足双方对推动未来经济增长、应对全球经济风险的需求。例如，在硬件层面的互联互通方面，中国—东盟之间基础设施还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和当地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在软件层面的制度合作方面，中国—东盟合作水平还不及发达国家之间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水平。如中国—东盟之间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等水平仍较高，尚未实现零关税、零壁垒。在服务领域和投资领域也是如此。
应该说，未来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增长体系是可行的。其根由在于处于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时期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不会轻易放弃经济增长这一核心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共同愿望是维系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稳定的利益基础；中国与外部之间的经济关系越趋于复杂、多层面、多领域，则相互间掣肘的成本变得更高，相互促进的收益也更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的调整方向已经逐渐明晰，即可合作性，寻求能够促进中国和外部共同增长的经济利益并加强合作。
寻求外化的途径同样重要。其基本思路是中国向外部经济增长提供相应的支持，以此带动自身和外部国家的共同发展。一些惯常的手段仍然有效，如继续扩大中国与外部国家之间产品和服务的相互进口，目的是将过去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转化为外部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进而形成对称性相互依赖。再如加大对外部，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投资，在助力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利于增大中国的经济利益。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多、国家多、合作机制更多，不可能短期内一蹴而就，因而，争取“早期收获”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点。在建设过程中，“早期收获”的安排应在重点国家、重点领域和重点合作机制安排上有所强化，这样既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有具体的展现，同时也有利于深化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在这里，阶段性成果的设计与取得显得尤为重要。
文显堂：警惕油价暴跌对能源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
【编者按】2014年12月24日《经济参考报》刊登了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员文显堂撰写的《警惕油价暴跌对能源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一文。文章从国际油价暴跌可能让高能耗产业丧失产业升级的动力、将使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减弱、将使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面临挑战三个方面分析了国际油价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轮国际油价暴跌，对中国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从理论上说，低油价对国际能源依赖度很高的中国有利，能够大大降低中国的经济成本。不过，我们千万不能被国际油价暴跌迷惑而导致误判。国际油价暴跌虽然能降低中国经济成本，但极有可能引发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
首先，国际油价暴跌可能让高能耗产业丧失产业升级的动力。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每天消耗的燃油量达1000万桶左右，一些产业在高油价的条件下无法生存，这种生存危机倒逼其不得不进行产业升级，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现在国际油价暴跌，必然使那些高能耗产业的成本大幅度下降，高能耗企业不仅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甚至可能因扭亏为盈而沾沾自喜。这表面看起来是利好，但实际上可能导致高能耗产业失去升级的动力，丧失产业调整的机遇。这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极为不利，甚至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其次，国际油价暴跌将使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减弱。30年多来，全球化最大动力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差。现在的情况可能要发生变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经让位于廉价能源。石油价格下降，可能影响一些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搬回美国，尤其是能源消耗较大的化工、石油、钢铁行业更是如此。一年前，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从大型制造商中收集了200位高管样本，其中21%的公司已经在搬迁或打算未来两年内搬迁，近33%称正在考虑或会在近期考虑。油价暴跌将使在中国的美资企业搬回美国的意愿更加强烈。曾经的劳动力价格差使得纺织品、电子产品和其他行业将工厂从发达国家搬迁至中国。现在，工资的差距正越来越小，尽管国际油价暴跌，但中美之间的能源价格差距却在变大。在对生产效率进行调整后，中国的人工价格已经超过美国的一半。这也同样会促使在中国的外资回撤。
第三，国际油价暴跌将使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面临挑战。当国际油价降到低点，中国可再生新能源开发将面临成本制约的严重问题。假如新能源的成本大大高于国际油价，就有可能导致新能源开发缺乏商业价值而停滞。这同样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利。近年来，为了治理雾霾，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中国不断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推广力度。中美两国领导人在APEC会议上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将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国际油价暴跌可能为这些承诺和努力带来挑战，甚至会产生严重的障碍。
面对国际油价暴跌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应当转换思维方式，抓住国际油价暴跌给中国产业升级和新能源开发带来的难得机遇。应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参与中国产业升级和打造新型产业及服务业，同时，将廉价劳动力优势转变为人才优势、科技优势和服务业优势。对于企业而言，应充分利用国际油价暴跌带来的时间与空间，加快转型步伐。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商业价值，眼下可能有所下降，但未来的商业价值不可低估，能源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不可动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