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西方人与中国人所下的棋是不同的，西方人爱下国际象棋，中国人爱下围棋。在国际象棋中，奕者的目的在于捕获对手的王棋，主要是通过不断消灭对手的棋子而实现的，通常表现为直接杀子或间接牵制，进程清晰，目的性较强。而在围棋中，对弈双方交替将白子和黑子布在棋格的交叉点上，力争最大限度地控制地盘，以此限制对手的选择，其基本主题是态势上的包围与反包围，进程十分微妙，手法相对含蓄。博弈如搏战，这种竞争策略的差异反映到军事上，就造成了东西方军事文化的不同：西方的战略家多着眼于单一的决定性战役或者某个决定性的战场，而东方的战略家更加注重对战局整体“态势”上把握，这也是东方兵学所特有的内涵。
如今一提到“势”，大家的头脑中立刻会反映到“权力”、“权势”，如，“势家”指的是有权势的豪家大族，“失势”则是失去权势的意思。而这并不是“势”的本意，从构字法上讲，“势”字从力,埶声，属于六书中的形声字，本意是指“力量”。孙子最早将其引用于军事领域，并成为《孙子兵法》中最为著名的军事学范畴之一，渗透于兵法始终，“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者，因利而制权”、“择人而任势”等重要论断皆出于此。在军事领域，“势”仅次于“全”，而成为孙子具有代表性的理念，对我国兵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孙子的后人，也是孙子兵学思想的继承者，其非常重视对“势”的把握，历来就有“孙膑贵势”的说法。在孙膑的指挥下，齐军于桂陵、马陵两破如日中天的大魏武卒，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可谓是先秦战争史上的巅峰之作，将孙子的“造势”艺术演绎得淋漓尽致，使得孙子的“造势”理论在实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孙膑也因此成为兵家“势宗”的旗手。楚汉时期，著名军事指挥家韩信作为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战法灵活多变，擅长因敌以制敌，堪称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其一生为后世留下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背水为阵、拔帜易帜”，“半渡而击”，“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等经典战例，将人们对“势”的理解与应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丰富了孙子军事理论的内涵。时至唐代，著名军事家李靖对于“势”有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势”可分为“气势”、“地势”和“因势”三部分，其中，“气势”是指全军将士的昂扬斗志，“地势”是指占据易守难攻的要地，“因势”则是指趁地方疲惫、饥渴之际而发起进攻。随着宋明时期兵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各大流派都对“势”有着自身的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对“势究竟是什么”这个本源性的问题却缺乏根本性的回答，对于究竟该如何去创造和运用“势”也缺乏系统的论述。因此，飞刀决定在这里先抛砖引玉，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军事中的“势”与世间许多事物一样，大都可分为“先天”和“后天”两种，即“先势”和“后势”。“先势”代表“势”中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所改变的，或短期内不能改变的大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如寒暑、昼夜、晴雨等）和社会环境（如民心、经济等）。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很重视自然环境对军旅的影响，有“冬夏不兴师”的说法。元代忽必烈两次渡海攻打日本，都是因为在海上遇到风暴而几乎全军覆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入侵苏联，一路势如破竹，最终也是败在了严寒冰霜的极端气候之下。近代法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拿破仑是一个非常善于揣测人心、洞察民意的人物，其事业早期借助法国大革命的群众热情，以推行革命、解放民众为契机，挥师连克欧陆诸强，成为继凯撒之后西方最为杰出的将领；而后期的拿破仑由于自身的膨胀，在民众厌战、人心思定的大环境下，一味穷兵黩武，远征俄国最终造成了自身事业的崩溃。拿破仑一生的成败充分说明了军事斗争中社会环境的重要作用。道家经典《阴符经》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盗机”理论，所谓“盗”，即悄然利用的意思，因不为人知、难于察觉，故称为“盗”；所谓“机”，是指时机、机宜，指天道运化之初萌，人事变动的征兆，皆因隐蔽难察，故谓之“机”。形象地讲，“机”就是“太极图”中阳极转阴、阴极转阳的两个拐点，“盗机”就是要凭借决策者过人的洞察和预判能力，在事物的萌芽阶段（萌是即将出现，芽是小而未觉），运用智能，抓住时机，在常人不知不觉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借助阴阳更始的力量，乘势而上，攫取利益于将来，达到事少而功多的效果，这也是道家“无为”理论的依据所在。因此，针对人为不能改变或难以改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大多采用这种“盗机”的方式，抓住机遇，增强自身的“势”，故而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因势”，是一种“无为”的表现。“先势”的客观性注定了指挥者在这个方面往往是要等待的、借助的，通常比较被动。因此，面对着激烈的军事竞争，指挥者一味地等待是不行的，必须在尊重和利用“先势”的前提下，借助自身行为争取主动，“后势”也就应运而生。
与“先势”相反，“后势”是一种“有为”，而且是运谋者调动一切力量、极尽一切思路的“大有为”。具体到兵法，也可称之为“兵势”。那么“兵势”究竟是什么呢？飞刀认为：“兵势”是指军事指挥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运用自身军事实力，通过改变己方兵力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和运动，从而形成的有力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迫使对方形成不利于自身的兵力分布和运动。往往我方军事行动的主动性越强，对敌方产生的牵制力越大，我方变化越快越紧凑，则产生的“兵势”也就越强。而强大的“兵势”可以在牵制和打击对手军事实力的同时，摧毁其作战的信心与意志，有助于我方彻底战胜对手，取得最终的胜利。
为了更好地理解“兵势”的含义，我们不妨借助“淮阴侯以势制楚”的例子加以阐明。楚汉战争时期，霸王项羽英武果敢，楚军骁勇善战，特别是项羽“快速迫击、择机突袭、利用间隙、直插心腹”的标志性战术串联，楚军凭此虏王离之巨鹿、破汉王于彭城，气宇雄冠诸侯，堪称亘烁古今。汉军虽有诸多有利因素，但与楚军相较仍不免处于下风。为了扭转汉军对楚作战的颓势，韩信向刘邦提出了著名的“以势制楚”主张，其认为：与楚以力相搏，不如以势困之，时下当分兵三万，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对楚实施战略包围，充分利用时间这一重要因素，使得汉军出秦川三军并进、攻城略地后，占据了坚实战略纵深、较多进攻线路的战略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弥补自身战术上的劣势。韩信此计意在分兵北上，若一举击灭赵、燕、齐三国，既可发展自身的势力，又可扩充兵员给养，同时也可在态势上对楚军形成合围之势。这可以说是一个抢占先手的强制招法，楚军此时不得不应。而由于扼守“荥阳-成皋”一线的汉军刘邦部的存在，楚军又不能盲目北上，与韩信争锋于燕赵之间，其原因在于一旦楚军北上，据守于天下腹心之地的刘邦部必然乘势东进，引兵绝其粮道，断其归路。若真如此，形势对于楚军则是大大的不利。项羽也看出了形势的严峻，如令汉军韩信部做大，很可能会使自己处于以孤楚对抗天下的窘境，但由于汉军采取的“奇正分兵、迂回包抄”的策略，使得楚军“形格势禁”，一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得举全楚之力强攻荥阳进行搏杀，力图击破汉军主力，擒贼擒王，使得各路汉军不战自乱。然而，此计正中汉军下怀，刘邦依托荥阳、成皋之险，敖仓之粮，与楚军展开拉锯战，拖住楚军。这样，汉军一来可以依仗地利最大限度的消耗楚军的实力，使其士气消沉；二来也为北上的韩信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从而为汉军最终实现对楚军的战略合围提供了条件。史实证明，韩信在谋算中确是胜出项羽一筹，此后项羽果然处处受制，楚军兵力亦不得伸展。汉军这种强大的军事态势，正是由于韩信巧妙的奇正分兵而形成的，但这种分兵并不是随意的，是有讲究的。中国象棋中有一句名言“车正永无沉底月”，说的就是单车对车炮残局中，单车只要能抢先占据中线，车炮方就没有“沉底月”的杀法，虽有子粒优势，但终无法取胜。同理可见，兵力的分布位置与出动时机对于战局的发展是何等的重要。如果韩信分兵南下荆楚，以袭楚军后方，虽也对其产生一定的威胁，但楚军也不难应对。楚军完全可以置汉军刘邦部而不顾，在楚地与韩信部决战，这样无论刘邦部参不参战，其固有的地利优势都没有发挥出来。一旦楚军获胜，进而分兵攻取关中，刘邦则失王业之基。因此，韩信此次奇正分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赵、燕、齐三地本不是楚军之虚，然而由于“荥阳-成皋”一线汉军刘邦部的存在，就变成楚军的空虚之处了。真可谓：千古高手不过于化敌之实为其之虚。此外，如果军队分兵过早，就容易暴露我方军事行动的真实意图，易遭对手分隔包围各个击破，而军队分兵过迟，又可能会使我方坐失良机，不利于兵力的展开。因此，“兵善其位、动善其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军事指挥者水平的直接体现。
《道德经》中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也就是说“有”和“无”本是一体，都是深奥而莫测的，共同构成了世界的本源。应用到军事上，可理解为：军队是由“有形（实体）”和“无形（精神）”两部分组成的，且二者同等重要，军队若想保持自身的战斗力，二者缺一不可。依此二元理论，那么“兵势”也应分为“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或者在“有形”和“无形”中具有两种表现形式。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兵势”主要是“有形”中的“兵势”或者“兵势”在“有形”中的表现，而“无形”中的“兵势”又是什么呢？飞刀认为：“兵势”在“无形”中表现为其对于对手心灵的震慑力，正是这种震慑力使得敌军心生恐慌、斗志瓦解。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容易理解，为了进一步诠释，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个韩信将军的经典战例——井陉之战。
“以势制楚”的策略确立后，刘邦遂命韩信率军北上开辟第二战场，韩信也不负所望迅速攻灭代国，并准备通过太行山井陉口进攻汉军在河北的首要强敌——赵国。而赵王歇与成安君陈余亦陈兵二十万于此筑营防守以备汉军，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面对这种情况，韩信深知依照常规作战很难取胜，如果长拖下去，不用赵军绝其粮道，汉军供给也会出现问题，故必须出奇制胜、速战速决。因此，韩信做出了其一生最为冒险的决策：连夜分兵两路，一路是由两千轻骑组成的奇兵，每人手持红旗一面，趁着夜色从小路潜入井陉口一侧隐蔽待机；另一路则是汉军的主力部队，渡过绵蔓河背水列阵。背水为阵向来是兵家之大忌，懂得兵法的人是不会使用的。那么韩信这种反常用兵又有什么意图呢？其目的有二：一是依照孙子“置死地而后生”的思想，使汉军无路可退，进而激起将士拼死一战的决心与勇气；二是使赵军主将陈余产生错觉，以为韩信不懂用兵，从而轻率出击，造成井陉本营的空虚。次日天明，韩信打出大将军旗号，击鼓进军井陉口。赵军出营迎击，大战良久，韩信军弃鼓旗，佯装打败，退到河边的军阵之中。赵军见状，果然倾巢而出追逐韩信军，争夺汉军丢弃的旗鼓。韩信军由于无路可退，各个拼死作战，以一当十，赵军一时无法取胜。此时，韩信所派的两千轻骑，利用赵军倾巢而出追击汉军、争夺战利品的时机，冲入营垒，砍倒赵军旗帜，竖起汉军的红旗。赵军久战不胜，正想退回营垒，却见营中遍是汉军红旗，军心浮动，随即阵势大乱，在汉军的冲击下，溃不成军。赵军领军将领虽斩数人，竭力阻止，却不见成效。此时，汉军两面夹击，大破赵军，在泜水斩杀陈余，活捉赵王歇。韩信派出的两千轻骑占据赵军营垒后，赵军真的仅仅因为本营中有这两千骑兵的存在，就不敢回攻而出现溃败吗？当然不是，赵军溃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赵军久攻背水汉军而不下，又见自方本营却被攻破，赵王可能已经被擒，更可怕的是，面前这支背水的汉军或许只是饵兵，而攻占赵军本营的才是汉军主力，背水的偏师尚且如此强悍，那么汉军主力人数会更多，战斗力也会更强，简直就是无法战胜的，诸如此类的猜测使得赵军的军心浮动，在汉军奋勇夹击之下军阵也随之崩解。可以说汉军的两千轻骑和鲜红的汉帜并不只是插入了赵军的大营，而是如同一把利刃插在了赵军将士的心中。韩信的这种攻心战术正是基于“兵势”在“无形”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兵势”的另一层含义所在。
通过我们对“先势”和“后势”的理解，不难看出，“势”不仅有“先天”、“后天”之别，而且也是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前者是客观的，应尽量借助和顺应，因而有了道家“因势”的说法；后者是主观能动的，可以利用谋略手段，去营造和增强有利于自己的态势，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兵家“造势”。不管是“因势”还是“造势”，关键都是借助“势”的影响为自身的军事行动和战略步骤服务，因此大可将其合二为一，统称为“取势”。“争取态势而为己所用”是“有为”与“无为”的互补，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样认识似乎更加合理一些。
既然“兵势”在军事作战中的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去创造和争取它呢？说道“取势”，我们首先应该对敌我双方的条件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即按照我们前面讲过的“利害三境界”的方法，揣摩双方的优势和劣势。随后，基于双方相比较的优势和劣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选择作战地点和作战时间，力图使战争向着更便于发挥我方优势和敌方劣势的方向发展，最终迫使对手心理崩溃和在局部上形成我方以强打弱、以多打少的局面。然而，此时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世上没有人会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进入不利于自身的陷阱之中，那么我们又将如何使自己的设想实现呢？针对这个问题，孙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原则——“致人而不致于人”。该命题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意思是说，凡先占据战场等待敌人的就主动安逸，后到达战地而仓促应战的就被动疲劳。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实战中，这种“致人而不致于人”原则通常是通过指挥者合理地奇正分合运动而具体实现的。“奇正”，一个军事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正”指的是正面的、常规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谋略，“奇”指的是侧面的、反常的军事行动和军事谋略，其二者互相配合因敌变化，则构成了用兵作战的基本方法。《握奇经》中“八阵，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的布阵要诀阐述了冷兵器时期阵地战排兵布阵中奇正分布的规则，其实不论布阵对敌，还是行军突袭，正兵和奇兵都是作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独有偶，曹操在其注释的《孙子兵法》中，对于“奇正”的运用更是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其认为：“以十敌一，则围之。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以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与敌人众等，善者犹当设奇伏以胜之。”可见，在其眼中，无论敌我的对比如何，“奇正分和”均是争夺战争主动权的最主要途径，左右着战局的走势，也是一名指挥者水平高低的直接体现。随着军事理论的不断发展，到了两宋时期，著名军事学著作《百战奇法》则赋予了“奇”、“正”更为直观的定义：“正兵者，利器械，明赏罚，信号令，且战且前，则胜矣；为战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如今，“奇正”业已深入人心，成为指挥者最为普遍的思维方式，也是军事界乐于讨论的命题之一。翻阅古今典籍，出奇制胜的战例数不胜数，引人入胜。但飞刀以为，奇兵屡建奇功的深层次原因正是因为正兵的存在，没有正兵吸引敌人的注意，区区一两支奇兵怎么能够出其不意，决定战场的胜负呢！正战与奇战是一体的，不是两回事，是一个成功的军事行动的两个方面。此二者互为表里，可因敌转化，根据实际需要，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楚汉时期，“汉军奔袭大梁”的战例就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在彭城战败后，诸侯纷纷脱离汉王刘邦，魏王豹以探母病为由回到封国，封锁河关，切断汉军退路，叛汉而与楚约和，对固守“成皋-荥阳”一线的汉军造成了致命威胁。刘邦派郦生说服魏豹不成，遂任命韩信为左丞相会同将军曹参率兵击魏。此时，魏兵已占据蒲坂，封锁关河，试图以大河险川为屏障，迫使汉军强度黄河，再借地势之利，半渡而击，最大限度的消耗汉军，以求得最终的胜利。此计划看似缜密有力，但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魏军兵力过分集中于天险之上，国都大梁相对空虚。韩信正是紧紧抓住魏军这一缺点，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不与对手争夺河口的主动权，而是令曹参率大军假意与魏军对阵于临晋河口，作强渡之势，暗中遣汉军精锐于夏阳轻装减负以木罂巧渡黄河，奔袭大梁。魏军不得以，仓促分兵回救大梁，河上的汉军主力乘势掩杀，大破魏军，生虏魏王豹，灭魏设河东郡。中国古代军事领域，大多以“奇正”作为指挥的因素，“奇兵”的出动既可用于打击对手，也可用于牵制对手，而对方的被动分兵部署，又能够为我方提供机会。我方则可利用对方的瞬时兵力空隙或各支部队的结合部，进行穿插突进，或直捣对手中军指挥系统、令其指挥瘫痪，或分割对手诸部、各个击破，或焚粮断道、令之不战自乱。此战，韩信当时以“奇兵”巧渡夏阳黄河，奔袭大梁，是一个重要的战术牵制，强制调动对手，令其主力不得不分兵回救，使得对手被动而又仓促地进行临晋河口的兵力重新分布和整合，曹参正是利用这一的机会大破魏军于临晋。此时，按兵不动的汉军主力又由一支“正兵”，变为了一支“奇兵”，给魏军以致命一击；而奔袭大梁的汉军“奇兵”，迫近大梁后仿佛又只造声势，变为了以佯动而诱敌回救的“正兵”。可谓是，奇正变换，巧妙牵制，战局纷繁，煞是好看，最终也造成了汉军的全线胜利，充分体现了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取势原则。
此外，在奇正分合过程中还有一个要领必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空”。“空”是一种神奇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实体若想发挥作用却少不了它。比如，房子、车子、风箱等等，如果没有了“空”，这些所谓的“有”也就毫无作用，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再比如，水即使在再高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力量可言，只有决堤而下，才能够产生惊人的力量。而水流动的路径本就是“空”，如果丧失了它，水也就没有了流动性。静止的水没有任何力量可言，之所以产生力量，正是因为水具备了流动性。同理，军队作战亦是如此。指挥者排兵布阵、奇正分合之时，一定不能使自己的兵力分布得于局促，各部间必须保持一定的空间，便于灵活运动，通过奇兵与正兵的不断运动，这样才能够产生作战的冲击力；相反，如果各部间空间距离过大，就会使自身的兵力过于分散，很容易让对手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因此，把握好这个“度”非常关键，这就是军事上“空”的艺术。
上面所说的奇正分合、主动取势的策略根据各自实施手段不同，又可分为“欺敌误敌”和“冲虚动敌”两大类，其共同目的就在于：使对手自身的最强兵力无法在最佳时间、最佳地点进行爆发，而有利于我方的兵力、时机和地利三要素的叠加，进而发挥出强大“兵势”。“欺敌误敌”是以“诡诈”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成熟于春秋时期，这与商周传统作战理念大相径庭。孙子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著名命题。其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战争是敌我双方为了一定利益和政治目的而进行地暴力对抗，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胜利。军事指挥者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战争固然是交战双方兵力物力的较量，更是双方指挥者智谋韬略的较量。该命题彻底否定了以“尚礼”为特色的商周军事思想，将仁义与军事相剥离，政治必须注重仁义，而战争只对胜负负责，这与如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不谋而合。为辅助这一作战思路，孙子结合前代战史，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前四法，以主动示形为主，使对手产生错觉；而后八法，注重因敌变化，欺敌误敌，从而到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韩信将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例子，深化一下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汉高祖元年，韩信借助项羽出兵攻打齐地田荣的机会，派兵万余大张声势地抢修栈道，吸引三秦王的注意力，佯装以此为路径进军关中。与此同时，韩信又与刘邦率领汉军主力潜出故道，翻越秦岭，袭击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重挫从废丘仓促率军驰援陈仓的章邯部主力，而后连续作战，分兵略地，水淹废丘（今陕西兴平南），章邯兵败自杀。“暗渡陈仓”之计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在于韩信利用了章邯心里看不起刘邦和韩信等“草莽之人”的心理，以“明修栈道”这种看似笨拙的行动，将其麻痹。章邯认为栈道修复的工程巨大，所需时间漫长，因而只是派人把守道口，未加防范。由于章邯在判断汉军的行动上产生了巨大的错误，致使汉军奔袭关中时，该部完全没能防守到位。可以说，韩信根据章邯的个人特点采取手段“欺敌误敌”，使得章邯内心中出现的防御松懈和军事防守的时空错位才是韩信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冲虚动敌”即以害动敌，通过进攻敌方的必守之处，强制调动对手。“顿挫”是中国象棋对局中常常用到的一种技巧，是一种特殊的运子战术，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中间过度着法。即一方采用照将、要杀、捉吃等强制性手段，迫使对方进入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或为己方赢得步数上的优势。此着法正是将“冲虚动敌”的作战策略灵活地运用于博弈之中。“冲虚动敌”之中的“虚”并不完全等同于“弱”，其含义有三。其一，实体的弱点，表现为防守薄弱处、两军结合部等；其二，指挥者的心理盲点，表现为自认为防守严密的懈怠处、由于骄傲而产生的麻痹轻敌等；其三，要害之处，表现为敌人指挥所、屯粮处等，此类地方敌方虽是防守严密，但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打击成功，便可动摇敌人的整个部署和军队的信心。历史上“围魏救赵”正是这类策略的典型代表。战国初期，魏惠王即位后，凭借文、武二侯积累下的实力，发动了一系列针对韩赵两国、力图统一三晋的军事行动。惠王十七年，魏军发起了针对赵国国都邯郸的大规模进攻。交战之初，魏军势头甚锐，赵军渐渐不支，只得求救于齐国。魏国经过一年的围攻，终于攻克了赵国的都城邯郸，此举震动天下。齐威王为了维持三晋均势，弱化中原，急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齐军精锐驰援赵国。此刻，孙膑做出了“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的著名军事学判断，力谏齐王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令庞涓释赵而自救。并于魏军必经之路设伏，以逸待劳，阻击魏军。威王从其计，令齐军急趋大梁，魏军果然放弃邯郸，回救大梁，齐军于桂陵大破梁军，一战而确立了齐国在列国中的军事优势。是役，孙膑紧紧抓住了魏军倾国攻赵的弱点，选择了魏军久战锐气减弱的最佳时机，选择了桂陵这个魏军回救大梁的必经之路，以逸待劳，设伏狙击，体现了“冲虚动敌”的精神实质。然而，齐魏的恩怨并没有由此结束。十三年后，魏惠王联合赵国进攻韩国，韩国只得求救于齐国。齐王再次命田忌、孙膑领军，出兵救韩。孙膑故计重施，挥师直走大梁，但此次的形势与救赵时有所不同，即在魏军回援的道路上不足以设伏，这也使得齐军上下有所疑虑。魏将庞涓得悉齐军再次进攻大梁，决定去韩而归，因接受了上次被齐军截杀的教训，此次魏军回撤格外小心。孙膑针对这一具体情势，并未急于与魏国力拼，而是为田忌画策道：“三晋之兵素来悍勇，轻视齐军，善于作战的人应该善于因势利导，顺佯敌意。兵法上讲，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我军正可以依此原理，减灶行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如此可令魏军轻敌冒进，便于我军伏击。”田忌依计而行，庞涓果然以为齐军怯战，入魏国三日，士卒逃亡者过半，正好乘势追击，以雪桂陵之耻，故弃其辎重，仅帅轻锐，倍道而来。结果，孙膑通过示弱，成功地将魏军引入预先设定的马陵战场，在齐军的突然袭击之下，庞涓兵败自杀，魏武卒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由此沦为战国时期二流国家。“马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最为成功的伏击战例，孙膑将直走大梁的“冲虚动敌”和逐日减灶的“欺敌误敌”两大调动策略有机地结合，致使远在千里之外的魏军一步步地引入齐军预先设定地马陵阵地，从而令齐军地理的优势和奇袭的突然性得以充分地发挥，这也是齐军取得这个战役胜利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们在实战中，就是要利用“欺敌误敌”和“冲虚动敌”的两大手段，通过奇正分合，不断调动对手，在运动中最大限度地消耗敌方的体力，消磨对手的士气，在“兵势”有利于我方的情况下，伺机决战歼灭敌人，这就是我们坚持“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原则的根本原因，也是“取势”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