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兵学经典《军志》是我国最早的兵书之一，据推测该书成书于西周时期。“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的著名论断就出于此，这里的“先人”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先发制人”，“后人”也就是“后发制人”，因而该论断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这两种不同作战指导思想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时至春秋战国，五霸七雄叠兴，诸子百家争鸣，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等领域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军事理论领域也是如此。面对“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两个重要的策略选择，出现了两种观点完全不同的兵学流派：一派以孙子为代表，强调进攻速胜，主张“先发制人”；另一派以范蠡为代表，强调贵柔守雌，主张“后发制人”。
纵观“兵法十三篇”，孙子是非常重视在军事上采用“先发制人”策略的。其在《虚实篇》中指出：“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先于对手进入战场，以逸待劳，争取主动，使敌人陷于被动。《军争篇》中讲的“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就是说的敌对双方在战略、战役展开或进入战斗时，要注意争取先机之利，先敌占领战场要地，先敌展开部队，先向敌人弱点进攻，从而夺取主动权，而把敌人置于被动地位。可见，“先发制人”的实质是：我方在准确的情报搜集和战前庙算之后，针对双方的优劣势，率先发起的进攻行动，目的在于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确立我方的战争主动权和战术选择权，使对方陷入全面被动，以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效果。该策略通常采取突袭的手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多管齐下、系统攻击，打乱敌人的战略意图和军事部署，争取主动，从而使战争向着我方预先制定的战略计划和战术节奏进行，以便于形成有利于我方的军事态势。从古至今，突袭战的成功战例比比皆是，但概括起来均具有三大特点。其一，“速”，即运动迅捷，兵贵神速是用兵征战的通则，尤其是在军队去国远斗，奔袭他国之时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快捷有力的军事打击才是我们把优势及时转化为胜果、扩大己方整体优势的根本保证。任何复杂的斗争和博弈，在某一瞬间都有可能变得简单而又易于掌控，任何潜在和外在的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都很难发挥作用，这就是《易经》强调的“审时度势、以刚决柔”的道理；其二，“狠”，攻敌要害，突袭战往往不宜与敌人全线交战，更不可形成拼实力、拼消耗的局面，应尽量减少与对手不必要的接触，速战速决，攻击对手的要害之处，诸如指挥所、屯粮处等，此类地方敌方虽是防守严密，但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打击成功，便可动摇敌人的整个部署和军队的信心，进而左右这个战局。其三，“秘”，即隐秘突然，隐秘和突然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体的，二者相得益彰，指挥者如利用好这对辩证关系，便可对敌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致使其心生恐慌，甚至丧失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为了增强突袭的突然性，孙子主张在发起突袭前，封锁消息，取消一切通行符节，断绝各国使者往来，以期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不难看出，“先发制人”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作战策略，由于其突然性、系统性和计划性，一旦使用得当，优势兵力、独有优势、最佳时间和最佳地点四大要素便可在第一时间进行爆发，形成强大的“兵势”，故而指挥者大都可以在战争初期获得较大的战争主动权，使得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最大限度地得到发挥，力争在对手动员和使用其军事、经济、外交等潜力之前，将其击溃。因此，“先发制人”也就成为了争取“兵势”的首选策略，既可使强者降低战争损失，又可令以少胜多成为可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阖闾西征破楚”的经典战例。春秋末年，吴王阖闾在取得王位之后，召见孙武、伍子胥等人，共同商议图霸大计。孙武认为：周室衰微，楚国常为列国之强，独霸江淮已经数世，吴国若想中原图霸，又必须以江淮之地作为基础，故而时下图霸首先必须击败楚国。然而，楚国地广人稠，百姓生活殷实，军队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并且楚国在江淮一带，世为霸主，属国众多，业已形成了以楚国为核心的政治联盟。因此，在此情况下，吴国不宜与楚硬拼，还需运用谋略，进一步疲惫楚国，待其国敝民疲之时，方可全力进攻楚国。伍子胥非常赞同孙武的见解，并献上一条“三师疲楚”的妙计，此计包含两个部分，其一，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国边邑，楚进吴退，楚退吴进，在避免与楚军接触的同时，充分调动楚军，最大限度地消磨其斗志。其二，待到楚军人困马乏，麻痹轻敌之时，集中三军优势兵力，出其不意，击溃对手。阖闾充分采纳了两位贤臣的建议，立即展开行动，接连袭击楚国的夷、潜、六等地。楚国不知是计，每次皆以全军抵敌，吴军忽南忽北，使得楚军疲于奔命，士气低沉。通过六年的持续骚扰，楚军将领对于吴军的军事骚扰已然熟视无睹，误认为吴军每次仅是骚扰而已，放松了应有的警惕，这就为吴国举国攻楚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吴王阖闾九年秋，楚国兴师攻蔡，蔡昭侯求救于吴，唐成公闻讯，亦遣使入吴，表示愿与蔡、吴联合抗楚。孙武考虑蔡、唐两国虽弱，但居于楚国的侧背，如果能够借道两国，吴军便可避开楚军的正面防线，从其侧翼进行战略迂回，直插楚国腹心，实现对楚都郢城的战略突袭。因而，立即建议阖闾接受蔡、唐的请求，并制定了沿淮河西进，途径蔡、唐两国深入迂回楚国西北，直逼楚都郢城的进军路线。此举一来可以进一步麻痹楚军统帅，使其误以为吴军如以往一般，仅是短线出击求援蔡国；二来使得吴军避开楚军重兵布防的区域，由其守备薄弱的侧翼迂回突袭，避实击虚，出其不意。阖闾完全同意孙武的计划，于是年冬，亲率吴国三万精锐，逆淮河西进，汇集蔡、唐之众，直趋汉水。楚军慌忙调整部署，仓促沿汉水西岸布防。吴军乘势于柏举大破楚军主力，攻入楚都郢城，楚昭王匆忙中逃奔随国。是役，吴国君臣首先对吴楚两国的优劣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利用“三师疲楚”之计削弱和麻痹楚军，之后，利用蔡、唐两国的地理优势，以迂为直，长途奔袭，直取楚都，在楚国没能发挥出自身地大物博、人员众多的战争潜力前，将其一举击败，可谓是孙子“先发制人”策略的经典诠释。
与孙子的“先发制人”策略相比较，作为“后发制人”策略的代表人物，范蠡在老子“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先”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的重要命题。其认为，“后发制人”要用潜力，“先发制人”则靠锐气，把对手的锐气减损到最大限度，而把自身的潜力积蓄到最大程度，再消灭对手。“后发制人”的实质是：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与对手进行决定性的争夺，重在对于战局态势上的把握，以空间和时间作为代价，发动本方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领域的潜在力量，在对手暴露出弱点或者态势有利于己方的情况下，果断进行反攻，夺回战争主动权，进而争取战争全局的胜利。因此，“先发制人”强调的是先入为主、步步紧逼，“后发制人”强调的是徐制其弊、择机破敌。“后发制人”成功的关键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一定的实力和充分地战前准备。所谓“后发”，不是“后应”，更不是被动挨打，而是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对于实力的保留和蓄积，便于在日后对手破绽明确时，集中爆发。故而，充分而有针对性的信息搜集和战术准备是该策略的重中之重。如何退却？哪些地方可以放弃，哪些地方又要坚守？何时何地发动反击？种种此类问题的决断都应基于此。第二，适当的放弃和退却。我们的放弃和退却目的在于，以空间和时间作为筹码与对手周旋，不被对手的既定计划所致，保持自身一定的灵活性和主动权，为日后的反击争取机会。极端地讲，一名优秀的指挥者宁可在困局中割舍眼前利益果断退出，择机再战，也不愿在被动的形势下被对手拖死。第三，利用对手的弱点和心态变化。随着战争的进行和早期战果的出现，势必对敌我双方的心态和行动造成影响，后发者的机会在此时也将逐渐显现，必须适时地抓住，择机破敌。第四，兵力分散集中的能力。只有平日里，加强队伍的演练，提高其灵活性和机动性，此时才能更好地通过奇正扯动，制造机会；也才能更好地捕捉对手的漏洞，借机破敌。上述只是飞刀自身的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还需要我们通过实践不断地进行摸索和总结。
在此我们以“吴蜀夷陵之战”的例子深化一下大家对“后发制人”策略的理解。221年七月，刘备率蜀军主力七万多人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夺回此前被吴将吕蒙夺取的荆州。当时，随着荆州的易主，吴、蜀两国的边界已经西移至巫山附近，长江三峡成为两国之间的主要通道。刘备首先派遣将军吴班、冯习率领一万多人作为先头部队，夺取峡口，攻入吴境，在巫地（今湖北巴东）击破吴军李异、刘阿部，占领秭归。为了防范曹魏乘机袭击，刘备又派镇北将军黄权驻扎在长江北岸，同时暗遣侍中马良到武陵争取当地部族首领沙摩柯，邀其起兵协同蜀汉大军作战。孙权在面临蜀军战略进攻的情况下，任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孙桓等部共五万人开赴前线，抵御蜀军；同时，又遣使向曹丕称臣修好，以避免两线作战。陆逊上任后，通过对双方兵力、士气以及地形诸条件的仔细分析，指出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求胜心切，吴军应暂且避开蜀军锋芒，再伺机破敌，并耐心地说服了吴军中主张速战的将领，果断地实施了战略退却，一直后撤到夷道（今湖北宜都）、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古老背）一线。吴军在此收缩阵线，转入防御态势，以遏制蜀军的继续进兵，并汇集兵力，准备相机决战。如此一来，吴军虽然失掉了自己部分土地，但却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自己则选择在优势地形处，以逸待劳、寻找战机。次年正月，蜀汉吴班、陈式的水军进入夷陵地区，屯兵长江两岸。二月，刘备亲率主力从秭归进抵猇亭，建立了大本营。这时，蜀军已深入吴境二三百公里，由于开始遭到吴军的扼阻抵御，其东进的势头停顿了下来。在吴军“扼守要地、坚守不出”的情况下，蜀军不得已乃在巫峡、建平（今重庆巫山北）至夷陵一线数百里土地上设立了几十个营寨。为了调动陆逊出战，刘备遣前部督张南率部分兵力围攻驻守夷道的孙桓。孙桓是孙权的侄儿，因此，吴军诸将纷纷要求出兵救援，但陆逊深知孙桓素得士众之心，夷道城坚粮足，最终拒绝了分兵援助夷道的建议，避免了吴军兵力的分散和过早地消耗。从正月到六月，两军仍然相持不决。刘备为了迅速同吴军进行决战，曾频繁派人到阵前辱骂挑战，但是陆逊均沉住气、不予理睬。后来，刘备又派遣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另外又在山谷中埋伏了八千人马，试图引诱吴军出战，伺机加以聚歼。但是，在冷静持重的吴将陆逊面前，此计依然未能得逞。陆逊的坚守不战完全破坏了刘备“倚恃优势兵力、企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蜀军将士逐渐斗志涣散松懈，失去了主动的优势地位。六月的江南，正值酷暑时节，暑气逼人，蜀军将士不胜其苦。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将水军舍舟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待到秋后再发动新一轮的进攻。由于蜀军是处于吴境二三百公里的崎岖山道上，远离后方，故后勤保障多有困难，且加上刘备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为陆逊实施战略反击提供了可乘之机。此时，陆逊看到蜀军士气沮丧，放弃了“水陆并进、夹击吴军”的作战方针，认为战略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为此陆逊向吴王孙权上书，陈述发动反击的理由：交战之初，吴军所顾虑的是蜀军水陆并进、夹江直下，以顺流突进的方式，利用水军包抄吴军后方；现在蜀军舍舟就陆，处处结营，从其部署来看，很难再有有什么变化，这样我军就有了机会，击破蜀军，当无困难。孙权当即批准了陆逊这一由防御转入反攻的作战计划。陆逊在进行大规模反攻的前夕，先派遣小部队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次进攻虽未能奏效，但却使陆逊从中寻找到了破敌之法——“火攻蜀军连营”。因为当时江南正是炎夏季节，气候闷热，而蜀军的营寨都是由木栅所筑成，其周围又全是树林、茅草，一旦起火，就会烧成一片。决战开始后，陆逊即命令吴军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突袭蜀军营寨，顺风放火。顿时间火势猛烈，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反攻，迫使蜀军西退。其他各路吴军兵马，迅速起兵配合陆逊的主力在猇亭向蜀军发起全面攻击。吴军进展顺利，很快就攻破蜀军营寨四十余座，并且用水军截断了蜀军长江两岸的联系。蜀军将领张南、冯习及土著部族首领沙摩柯等阵亡，杜路、刘宁等卸甲投降。刘备见全线崩溃，逃往夷陵西北马鞍山，命蜀军环山据险自卫。陆逊集中兵力，四面围攻，又歼灭蜀军数万之众。至此，蜀军溃不成军，大部死伤和逃散，车、船和其他军用物资丧失殆尽。刘备乘夜突围逃遁，才得以摆脱追兵，逃回永安城中。
客观地讲，东吴主将陆逊高超的指挥才能和适宜的作战策略是吴军获胜的主要因素。陆逊善于正确分析敌情，没有急于同蜀军进行决战，而是采取“徐制其弊、后发制人”的策略，主动退却，大胆诱敌，将几百里的山路完全抛给了蜀军，既使敌军难以在立营，又增加了其后勤补给的困难。在刘备军懈怠后，陆逊又集中兵力，击其疲惫，巧用火攻，并汇合多路吴军同时发动了步骤紧凑、气势恢宏的战略反攻，使得蜀汉部队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就被彻底击溃。以吴军的实力，如果在蜀军刚刚犯境时，与之进行决战，也是有可能将其击败的，但付出的代价必将是惨重的，相反，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后，不仅减少了吴军的伤亡，增加了吴军对战争的把握度，而且对蜀军的打击更加沉重，歼灭得更加彻底。正如《庄子·说剑》中所讲：“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可见，“后发制人”策略中还蕴含着“择其要害、一招制敌”的深意，也不只是弱者的自保之法。
《吕氏春秋·不二篇》中记载，“王廖贵先，倪良贵后”，足见这两位先秦军事家，一个主张“先发制人”，一个则主张“后发制人”，他们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采取了适合的策略，并且获得了成功。可见，“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这两种策略，本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关键是运用得当、因敌制胜。一般说来，实力强大、处于进攻的一方，多采用“先发制人”的策略，摄心夺气，加速对手的崩溃，降低自身的折损；具有特殊优势的一方，为了充分发挥自身的特有优势，使得战争向着自身预定的计划进行，也往往喜欢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相反，实力较弱、处于守势的一方，则多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通过时间和空间，寻找应对策略和反攻的时机；实力在伯仲之间，力图通过战争给对手致命打击的一方，也常常选择“后发制人”的策略，逐步寻找对手的漏洞和出手的机会，以期一击制敌。此外，对手回旋余地小的情况下，我们也较愿意“先发制人”、速战速决；而具有较为宽松的退却空间是进行“后发制人”的必要条件。应对相对简单而对抗激烈的博弈，“先发制人”无疑是我们的首选，“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更多地被人们用于对抗更加含蓄、形势更加复杂的博弈之中。史册万千，成功的指挥者有时在战略上“先发制人”，而战术上“后发制人”，有时在战略上“后发制人”，战术上又“先发制人”；战争的前半程“先发”后半程“后发”，抑或前半程“后发”后半程“先发”；战争的一个局部采取“先发”策略，另一个局部又选择“后发”策略，诸如此类的变化比比皆是，而策略的选择关键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和战局的具体情势。总之，“先发制人”要发挥“先发”的特点，“后发制人”要体现后发的优势，最终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效果，在双方决战时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和选择权，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