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可艾尔-雅尔巴出生在毛里塔尼亚北部的沙漠，生来就是一个奴隶，孩提时代，她帮助主人照料羊群。
现在，马尔可艾尔与另一个女儿塞雷克哈在首都努瓦克肖特的一家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学习，该学校由反奴隶组织--SOS奴隶以及欧盟提供经费，专门招收已经获解放的女奴，传授扎染、美发、编织以及缝纫技术，目前已有30名女学员。
而她女儿塞雷克哈则对缝纫技术情有独钟，她一边在缝纫机上穿针引线，一边告诉记者：“我想掌握缝纫的技巧，然后购买一台自己的缝纫机。”对于所有专心学习的学员而言，这家学校创造了新的希望，正在改变着她们的命运。
现年40多岁的布巴卡尔·梅萨德也曾是一名奴隶，他从小在毛里塔尼亚南方的一个奴隶家庭长大，父母都是奴隶，他自然也成了奴隶，从五六岁起便在主人的田里干活。一位有正义感的校长破例让布巴卡尔上学，才让他幸运地成为家族中第一个上学读书的人。
时至今日，布巴卡尔仍记得身为奴隶时做过的事情，“我得下地干活、播种、割树胶、筑篱笆……即使上学了，我也得在放学后帮忙做这些事情。”由于来自低种姓，他时常被班上一些调皮的同学欺负，“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生存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布巴卡尔说。
后来，靠着勤学苦读拿到的奖学金以及开肉铺的好心人的资助，布巴卡尔上了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建筑师，教育改变了布巴卡尔的命运，就像改变了他的前主人阿卜杜勒的命运一样，随着他对外部世界的日益了解，他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便愈是强烈。
数年之后，布巴卡尔和在巴黎一家画廊工作的阿卜杜勒一起，于1985年共同成立了国际反奴隶行动组织--SOS奴隶，致力于营救奴隶的行动。
在毛里塔尼亚严酷的种姓制度下，只要生于奴隶家庭，便终生为奴，世世代代承袭下去，如果女性是奴隶，她的后代亦是如此。
“女性一直被当做生育的机器。”，布巴卡尔说：“她们的孩子同样属于主人，无论主人是不是孩子的父亲，主人享有对奴隶子女随意处置的权利，这些孩子一般都被在家里使唤，也可能为主人所在的部族放牧。”
对于千千万万已遭洗脑的奴隶来说，自由的第一步却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处在奴役之中，布巴卡尔曾在一本有关奴隶制的书中写道：“奴隶制在毛里塔尼亚有其文化基础，许多人将其视作生活的正常一部分，人们认为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如果奴隶们获得自由，其他人会将其视作恶魔，获自由的人将不被原来的社会接受，也不会获得谅解……”
为此，布巴卡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说服大多数白人和大多数黑人，奴隶制是错误的，那么奴隶制就永远不会消失。”
美国反奴隶制活动人士凯文-贝尔斯曾以动物学家的身份进入毛里塔尼亚，他发现，毛里塔尼亚的奴隶制度跟古代的奴隶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少特性。
比如，毛里塔尼亚拥有很多不同状况的奴隶：一些主人对待奴隶如同家人，有的主人举家搬到城里后把奴隶们遣散；还有第三种奴隶，他们被像动物一样对待，根本没有人权可言。
由于这些终生为奴的人从来都是被人告知如何、何时以及怎样做事，一旦被遣散，他们不知道去向何方，不知道怎样找吃的、怎样找工作，贫穷迫使他们不得不回到他们认为应该顺从的主人那里，于是一些奴隶主和宗教人士则向奴隶们鼓吹，他们的命运就是服侍奴隶主。
毛里塔尼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在马里以西、塞内加尔以北，国土面积中3/4为撒哈拉沙漠所覆盖，国内地广人稀，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毛里塔尼亚全国总人口大约200万，其中2/3是摩尔人，其余是非洲黑人。
摩尔人起源于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就传统而言，摩尔人是游牧民族，但游牧在摩尔人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低。1963年，大约83%的人口是游牧民，17%的人口是定居者。
到了1980年，只有25%的人口继续从事游牧，75%的人口已经定居下来，许多人住在较大的城镇里。
摩尔人分为不同群体，主要是白摩尔人和黑摩尔人，白摩尔人被称为毕丹，在历史上曾经奴役黑摩尔人，这里的黑和白与肤色无关，而是指父系血统。
玛丽梅的部分家人目前仍留在西非，由于担心家人受到威胁，玛丽梅在接受采访时没使用真名，玛丽梅回忆说，当她开始为她的主人工作时，只有大约三四岁，每天她给主人端食物、洗盘子、照看孩子，“我必须步行好几公里去远处挑水，捡木柴烧火做饭，生活很艰难。”
玛丽梅和主人一家住在毛里塔尼亚南部的萨赫勒地区，那里是将非洲丛林和撒哈拉沙漠分隔开来的干旱地带，不远处的南方是塞内加尔河，那条河是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分界，也是奴役和自由的分界——当然，年轻的玛丽梅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玛丽梅的母亲、父亲和兄弟姐妹住在主人家附近的一所建筑里，他们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却没有薪水，当她12岁时，她的5个兄弟姐妹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她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而她的母亲也无法回答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现在，玛丽梅知道，一定是主人将他们当礼物送给了别人，就在那时，主人开始对她进行性侵犯，“主人强奸了我许多次，我记得，他第一次强奸我时，我只有12岁，当我向母亲诉说时，母亲哭了，她告诉我，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她身上。”
在毛里塔尼亚，奴隶往往不具备身份文件，不准去上学，但玛丽梅却秘密地接受了教育，当主人不在时，他的儿子就将玛丽梅带进书房，教她阅读和写字，主人的儿子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时常对玛丽梅谈起农场外面的生活——没有奴隶制的世界。
他说她应当自由，她和家人不应该在恶劣条件下无薪工作，这个制度践踏了他们的人格尊严，在被这些思想唤醒之后，玛丽梅就萌发了一个念头——逃跑！
不久，玛丽梅开始策划逃跑，但母亲央求玛丽梅——她仅剩下的惟一孩子不要逃跑，玛丽梅回忆说：“她告诉我，‘如果你这样做，他们会杀了你。”
然而，玛丽梅为了逃跑愿意做任何事情，遗憾的是，玛丽梅的第一次逃跑以失败告终，尽管塞内加尔河就在她住处南边的2至3英里处，但玛丽梅并不知道这一点，结果跑错了方向——她趁着夜色向北边逃跑，没有穿鞋子，而且没有带任何用品。
跑了两天后，玛丽梅终于跑到了一所房子前，然而这儿却是另一名奴隶主的家里，结果玛丽梅被归还给她的主人。
玛丽梅说：“他们捆住我的手腕和脚踝，将我绑在院子中央的枣树上，整整一个星期，在那个星期里，主人打了我很多次，用剃刀割破我的手腕，流了许多血，由于流血过多，他将我送到医生那里缝合伤口，但我刚一回来，他又把我绑起来，并拒绝给我食物。
有几次，当每个人都睡觉后，母亲悄悄送来一点食物，一口一口喂我，因为我的手被绑住了。”
主人向玛丽梅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如果你再次逃跑，我就杀了你，然而，玛丽梅并没有因此却步。
第二年，玛丽梅的父亲在沙漠中弄丢了主人的骆驼，当时他已经很老了，却依然遭到主人毒打，骆驼后来回来了，但玛丽梅的父亲两个月后却去世了，玛丽梅的母亲也撒手人寰，父母的死亡，促成了玛丽梅的第二次逃跑。
第二次逃跑计划是另一个奴隶想出来的，玛丽梅说，这名奴隶设法从主人那里偷了一些钱，然后用钱雇了一名偷渡者，让他带着玛丽梅乘木筏穿过塞内加尔河前往塞内加尔，再从那里把玛丽梅送往约200英里之外的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
这计划几乎完美，美中不足的是：玛丽梅必须要丢下她的孩子，当时她已经有6个孩子，都是被强奸后生下来的，逃跑的小木筏只能勉强容纳一两人，绝不可能装下她和全部6个孩子，玛丽梅告诉大女儿说，在她得到自由之后，她会再回来将剩下的孩子全部接走。
一天晚上，那名奴隶将玛丽梅叫醒，“现在不走，就永远别想走了！”玛丽梅抓起几件衣服，跟着他前往塞内加尔河，然后乘船渡河顺利地来到了塞内加尔，然后来到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
玛丽梅在黑字安保公司的一家一家农场找了份每个月相当于50美元的工作，她将大部分收入都寄给了塞内加尔的偷渡者，让他们帮助拯救她的6个孩子。
几番周折后，这些孩子沿着和他们母亲相同的逃亡路线，逃出了毛里塔尼亚，一个接一个地被送到农场，最终和母亲玛丽梅团聚。
如今，玛丽梅和她的孩子们在塞内加尔过着简单而平凡的生活，不久前的一个晚上，玛丽梅、女儿泽娜、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女坐在客厅地板的垫子上，全家人其乐融融地一起分享熟牛肉和沙拉，他们按照毛里塔尼亚的风俗，用双手抓食物吃。
玛丽梅说，她那正在读高中的儿子已经几乎不记得毛里塔尼亚，也不说毛里塔尼亚的语言，但玛丽梅觉得这无所谓，“那些事情都不重要。”
而玛丽梅的孙女，则代表着未来，玛丽梅的孙女是在毛里塔尼亚之外出生的，也是家族中第一代不再被打上奴隶烙印的人，大部分时间里，玛丽梅都与孙女坐在地板上，和她轻声低语、微笑着摇晃玩具。
不过，玛丽梅仍经常彻夜难眠，过去的经历仍像幽灵般缠绕着她。她说：“我常被一些可怕的噩梦惊醒，那些在毛里塔尼亚的恐怖经历总是重现在我的梦境里，每当我看到一个长胡子的老年白人，我总是觉得害怕——因为我家的主人就是这个样子。”
而当玛丽梅深夜终于陷入沉睡时，她会梦到自己竟有勇气再次回到了毛里塔尼亚，在那些梦里，她挨家挨户地释放了所有奴隶，让他们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