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读书有个习惯，即描底线，后来发现，凡被描的，让我怦然心动的，无不是一些高度准确的句子，由于它准确地击中了你的某个精神部位——你被抚摩了，它感动和惊讶着你，你才觉得它美。它惊醒了你体内某种东西，它最大限度地窥视了你，它帮你恢复成你的样子，所以你感谢它。比如杜拉斯说：“如果你只喜欢和一个女人，那说明你不喜欢。”“夫妻间最真实的一点，是背叛，任何夫妻，哪怕成绩最好的夫妻，也不能促进爱情。”这样的句子，虽不免偏激，我仍觉得她吐出了一种罕见的美，她靠的是诚实和露骨的勇气！有了这等勇气，她不愁写不好。
读者往往对某个作家有一种固执的信任，逢其文即读，遇其书则购，为什么？因为信任，因为预支了一份信任在里头。大家相信他的精神是诚实的，无论他写什么，都愿意相信他，相信他又一次要把真诚而重要的东西告诉大家。尽管他的故事未必每次都精彩，未必每个观点都卓尔，但人们已养成了一种恭候他的习惯。这样的精神印象，无疑乃一个作家最大的荣誉和成就。我对茨威格的态度即如此，他的书我每逢必买，有个别至今也未及读，但我信任他，我信任他的点点滴滴，包括日记和书信。连他的那篇遗书，都堪称世界最美的散文之一。在我这儿，他属于那类值得收其全集的作家。我通常把好作家分成三类：一类你可读其代表作，一类你可读其选集，一类你可收其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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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提小说和诗歌，其境遇类似散文。中国小说与诗歌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有过两度繁荣：第一次由公共化主题所带来，它们起到了为社会大变革“见证”和“立言”的作用，这是向外发力、关怀现实的结果，文学清晰地找到了自己在时代格局中的位置；第二次是内在的，主题由外至内，开始挖掘人性深处的矿石，尝试恢复被政治毁坏的生命本体，同时，艺术上的提升和探索，又极大满足了审美需求。现在的问题是：它们在分别完成了技术升级之后，为何影响力反而萎缩了？读者也越来越少？
我一直觉得，小说、诗歌之衰落，主因并非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多大变化，亦非现代媒体的冲击和大众注意力的转场，而在于其自身话语力量的萎缩，其精神关怀力的衰退，其注意力的涣散，它对时代的追击速度太慢了——在社会生活的重大题材上严重缺席，对现实的批判力和解析力、对社会危机和精神险情的敏感度严重不足……除了书斋化的凌空虚蹈，文学正变本加厉地趋于娱乐，而这恰恰是现代媒体手段（数字视听、网络游戏）可轻易替代的。
当一个艺术品种丧失了独立性后，结果可想而知。若文学的主调变成了一种消遣、一种赋闲，若它仅仅对应起了“物理人生”（比如所谓的“身体写作”）而非精神诉求——功能上仅剩下了“怎样让更舒适”，它也就暗淡下来了，因为电子媒体的娱乐能量，远比文学大得多。
同样，这也是散文的尴尬。如今大部分散文生产者是与小说和诗歌的作者一道成长的，知识结构、经验储备、精神资源是一样的，更何况很多散文即小说诗歌作者的副产品。现在回头去看，当初很多人投身写作，解决的仅仅是语言训练、结构把握、叙述能力等文艺素质和技术问题，而在信仰、现代理性、价值观、社会学和民生知识等方面是欠缺的，加上生存角色多滞留于作协等书斋空间……如今，在社会矛盾和信息愈加复杂和专业化的背景下，传统型的文人即使想对当下发言，想参与一些重大的时代话题、精神启蒙、民生关怀和公民社会建构，但由于先天不足、内存太小，往往找不到方法和工具，找不到介入的路径和平台。而像经典文学那种宏大叙事的操作，可能性更小。正因这些欠缺，使得其只能不停地“赋闲”下去，撒撒娇，调，犹如一个人退了休闷得慌，没事找事干。
可以说，当下文学界的底子和主流表述，基本上以抒情美学和浅层感悟为主体，走的仍是“文艺”路线。这个底子，是几十年来的临摹经验和文人惯性造成的，是传统的知识结构和夫子习气决定的。这个底子，对付一个信息简单、相对静态的时代可以，而之于一个全新、庞杂和专业密集的时代，则捉襟见肘，无精神和认知之优势。
举个新闻界的例子，何以那么多人吹捧“南方报业”？它有别于其他媒体的品质是什么？我以为是独立精神和理性的专业式批评，是它对生存共同体的责任意识，是它对话语诚实性的追求！未必它已做得完美，但你无法不为它那种深沉的努力所吸引。这就是魅力，这足以对文学构成精神上的启示。
较之小说诗歌，散文对“坦白”和“诚实”有着更大的精神诉求。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文艺政策和样板文章的裹挟下，散文多数时候在撒谎。当然小说诗歌也在撒谎，但散文的谎比谁都多，精神作弊的嫌疑比谁都大。除了撒谎，另一条出路就是“逃”，逃向最不起眼的东西，逃向最不引人注意的东西。本来，走向寂静和细微不失为艺术正途，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流浪和回避（就像写作《金蔷薇》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坛的角色），但若这条路上堆积了太多的人，形成了“难民”景象，则是真正的“逃”了。
以上所言，并非否定散文多样化，并非要把虚静闲淡、风物禅意剥离出去，而是一个“比例”和“气象”问题。我和刘烨园先生谈话时，他提出一个“比例说”，点得很到位：评价一种事物和现象，关键看其构成的各项比例。纠正一个偏颇，即对一种比例作调整，而非灭杀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散文中赋闲成分太大，精神用世的比例过小，尤其对于这样一个远不轻松的峻急时代。
先丰富，后选择。如今到了选择的时候。
散文应接触更深和更大面积的地气：除了生命美学、民间纪事和心灵风光，应更贴近当代生存，添加更多的思想家当和忧世情怀；应融入更多的精神发现和社会理性，放扩自身的关怀力，让更多的共同体事务和广场事件进入视野，甚至应像胡适那样培养一点“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专业兴趣和能力，像梁漱溟、陶行之、费孝通那样多一些田野调查和“乡村实验”，如此，就有了从不同方向进入时代广场的路径……否则，仅凭传统的文艺路线，只能在这个广场的外围晃悠，名为优雅，实为看客。
现世即永恒。如果对当代最重大和最峻急的问题都回避，如果连时代广场与核心生态圈都进入不了的话，那所谓的“藏之名山”无疑是可笑的，一种虚幻与自欺罢了。其实，西方的优秀作家，本质上无时无刻不在消费当代和为当代人服务。为当代而作，才是为未来而作。后人对前辈生存历史和精神困境的了解，无不借助最当代的作品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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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叙事的不足，也表现在“历史大散文”和“文化大散文”的流行上。它们更多地扮演了一种“粽子”和“裹脚”的叙事角色，更多停滞在对史事片段的复述、重组、文化揣摩或政治抒情上。而我的态度是，文化和历史不应只有“过去时”，更应有“现在时”和“进行时”，选择历史作起点没问题，但应把精神触须延伸至当下，应在光阴这棵大树下，找到“根”和“枝”的基因线索与家族关系，否则，文化和历史散文即成了彻头彻尾的旧史散文。能否完成这样的递进和提升，取决于作者的文学理念和精神打算，尤其在中国，这不是才华和技巧问题，而是一个写作信仰问题，是对作家关怀力的考验，对其精神诉求和承担力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有个比“写作好坏”更大的问题我们没解决好，即“为何写作”。这样一个职业多样化的时代，是什么理由使一个人选择了写作而没干别的？在西方作家身上，这是一个永恒的终身命题，从开始动笔的那天起，他就要面对，就要选择，就要确立一种精神立场，就要为自己一生的作品命名，一直到死。但在中国作家这儿，很难找到这样的基因，或者根本不当回事。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深处，缺乏一层结实的奠基，缺乏一种根的支配。
另外，当前散文界的热闹，很大程度上是由杂文、思想或文化随笔——由作者队伍的结构改变带来的。散文从业者的成分变丰富了，它不再是文人的专利，学者、科学家、艺术家、媒体记者、公共知识分子的“另类散文”，都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个非常好的开端，尚须期待的是：在给散文扩容、融入理性品质的同时，应防止文学美质和艺术性的流失。我注意到很多理性散文和思想随笔颇显粗糙，不仅在语言表层，更体现于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上，欠精细、欠瞄准，从而削弱了话语的力量，影响了传播实效。
总之，散文不再是它能承载什么——允许什么进入的问题，而关键看你能赋予散文什么。散文应从传统的松垮、慵散、懈怠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应调整自己的注意力，有更多的人文承担和介入责任，更多的公共干预意识和精神参与能力。
应端正身子，以直视生命的态度写散文，而非懒洋洋地画散文、描散文。
散文不该沦为文学的剩饭、闲饭、馊饭。而文学，更不应被稀释成一个时代的胃酸和呕吐物。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