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浪属于能力很平均的人，就是那种什么都能干，什么也不是特别出色的人。他只有一项能力值高－－对我的忠心。他是我从欧洲捡回来的苦孩子，是以对我很忠，叫他做什么便做什么，最是受教，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叫他做上义和新军的第一把交椅。
手里缺将啊！阿SA和海儿虽然能力出众，但她们毕竟是女人，倒不是我歧视女人什么地，而是因为现在的中国人歧视女人，我若让她们主将，而且是俩外国女人，恐怕说不过去。只好委屈她们当教官。其实新军成立之初，教官的工作能力是重中之重，交给别人，我也不大放心。她俩是主教官，抽出一些精干的军官头目，甚至广东十虎，轮流在美女手下听教受训，以期新军能够尽快适应火枪时代的变化，迅速抛弃冷兵器，一杆火枪响彻沙场。主教官带出小教官，小教官每天现学现卖，再将学到的火枪队理论教给分属各部。我希望，年半之期，一只熟练的火枪队能够训练成军，实力达到参战部队的水平。
我的亲卫队也不只是天天保卫我的工作。他们仍然被我要求参与日常军队训练、军官培训，闲暇时，我也会有意无意给他们洗脑。我的意思，他们实际上是一个近卫军官团，在我身边当一阵子心腹后，都要外方出去独当一面，做一方大员的。是以能够选拔进亲卫队的，都是军官中的精锐，未来当大将的好胚子。虎冠道人邓子龙便是我培养的重点。
金牙多疑。后来有好事者如此诋毁我。
我们的义和新军训练完全抛弃了冷兵器时代的作风。当初在浙江参观戚家军时我就不赞同戚虎的做法，一支小部队就要装备长盾牌、藤牌、标枪、腰刀、狼筅、长枪、短刀等诸多制式武器，繁杂且不一定实用，当时心里就有疑问，这种如戏班子一样的军队或许在水道密布、地形移动不便的东南地区有市场，因为他们长短结合，防御性好一些。但长途拉练后、用于奔袭呢？他们还能不能保持速度和强击力？超负荷的后勤压力怎么解决？适于江南，是否放之于草原、山地、江海、雪域皆准呢？
答案是否定的。用不了一百年，后世的满清骑兵就向世人证明了这一点，当时俞龙戚虎虽去，但他们的作战思想仍在，正、偏厢车组城，火枪兵兵器组合的军阵（类似戚家军模式）居中御之。最后的结果呢，却是快捷猛烈的骑兵队伍来去如风，轻易地击垮大明号称拥有强大火力的军队。
于是世人得出火枪火炮不敌骑兵实用的结论。同时期的西方军事作战思想也在为骑兵和火枪的优劣激烈争论，同样是冷兵器时代根深蒂固的传统占了上风，骑兵仍是宠儿，火枪兵，只能夹杂在长矛兵的方阵里苟延残喘。
戚继光无辜。以当时大明朝廷能够给他的财力支持，也只能组建一支冷热兵器搭配的草台班子，虽然有点不伦不类，管用就行，能够在东南沿海大杀特杀小倭寇，这个戚家军的“鸳鸯阵”就OK，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
16、17世纪的火枪队更无辜。并非火枪火炮对抗不了铁骑和马刀，否则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时的火枪火炮质量太次了，炸镗、射速低，精度不佳、火力弱……作战理论也不成熟，用火枪队对抗运用已经超过千百年的骑兵队，就如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要和大人打架一样，姿态可笑且一定会哇哇大哭。
那么我为什么坚持走纯火枪火炮队的路线呢？
比之戚虎，我所依仗的就是现在兵工厂已完成的，达到百分八十研制进度的新式火枪和火炮技术，这些稍微现代化一点的热兵器一旦问世，要比现在的火绳枪和前装小炮威力大得多。掌握训练得法的新军，我完全有信心击溃当面之敌，无论他们是重步兵还是游骑兵。
我现在对兵工专家要求的，新式枪的定义便是：燧发的（抗风雨），直线膛的（射击精度提高），定装枪弹的（装填方便，发射稳定），有闭锁螺栓（解决枪尾闭气问题），单兵扳机肩射的新式枪械。其实我们枪械理论的技术储备相当深厚，克里斯汀娜甚至提出了后装枪的研制计划，但被我否决了。
技术上可行，不代表无需考虑其他因素。研制成功所需时间、糜费金银、单兵装备的制造成本……都要考虑进去。如果开发一支比现在的火绳枪先进一些的前装燧发枪需时半年、经费300万、单枪成本10两银子，和开发后装枪需时三年、经费1000万、单枪成本100两银子，你猜我会选哪个？
非要等后装枪问世才装备我的新军的话，不说倭寇会不会打到家门口，便是当地的流民土匪也将我灭了！
我是现代过来的人，生平最佩服的战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战胜德军的经典。论单兵素质、武器装备的质量、甚至天才将领，苏军都不如德军，T式坦克轰不过虎坦克，德军的制式枪炮车辆先进程度在当时都属一流，V形火箭潜艇都用于实战，论将领，更有希特勒隆美儿等不世出的将帅之才，为什么会输？
输在国力，输在规模化生产，输在数量，输在苏联正确的采用以简就繁的战略装备理念，输在武器的性价比上面。用一堆性能不算太差物美价廉的T坦克攻击几辆价格昂贵到不能损失程度的“虎”，哪个划算？五十辆T坦克采用群狼战术一拥而上将一瞬间的战术效果放至最大，可能击毁五辆虎式坦克自己将损失三十辆，但虎式再厉害，没了就是没了，T坦克却仍然保存了二十辆完好的战力，从废坦克堆里扒拉扒拉说不定还能修复几辆，这二十多辆，仍可去攻击下一个目标。
所以我说，我的义和新军不走完美路线！要走短平快的实用路线！要求标准化、规模化、适度先进化、追求整体战斗效果。天才将领是军魂，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如果没有不必气馁，大量培养中高素质的军官团体也是一个好办法。历史上三国时期的魏，注意挖掘培养大量的中坚人才，反观蜀国，前期有那么牛B的五虎上将，后期诸葛亮又挖出天才姜维，却并不重视中坚力量的培养，以至后期廖化当先锋。结局呢？魏胜吴灭。
标准化的装备必然要求标准化的操练。而这正是我对阿SA和海儿教官所冀望的。
义和新军将来必定要装备统一的新式枪支，否则新体制就无法运转。这种标准化的短期效果是大大减少了军事费用。一旦战场上只需要一种口径的滑膛枪弹丸，供应就不会出现紧张情况。而且，既然每一个士兵可以按标准化操练的精确动作进行训练，增援任何减员的单位就几乎变得与补充滑膛枪弹丸一样简单。总之，士兵就和他们的武器一样，成了一架巨大的军事机器上可以任意更换的零件。显而易见，管理这样的军队比以前更加容易，而且比以前更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以前在非洲廷巴克图基地，海儿就已经在军队中推行条令。根据条令，军队进行了系统划一的战斗训练，加强了纪律性。这是海儿操练课程的主要内容，也是最重要的革新。她迫使士兵们练习火绳枪的装弹和射击动作；练习在前进中和战斗时的持枪位置。这种训练并非前所未有的。军队总需要训练新兵，但是以前的教官们认为，一旦人人都学会了使用武器，任务也就完成了。这种想法不无道理。海儿和前人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做法要系统得多。她将火绳枪的相当复杂的装弹和射击动作分解为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给每个动作定出名称和发令词。由于士兵们动作的时间相同，节奏一致，每个人都能做好同时发射的准备。这样，齐射既容易又自然，对敌人的队伍造成一种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士兵们装填和发射的速度更快，而且忽略任何重要步骤的可能性也小得多。结果，枪比以往任何时候效率都高。因此，海儿相应地可以增加部队火枪的数量。
标准化操练的重要内容之一：部队正规化。训练士兵步伐整齐，就可以使整个单位的士兵按照规定的方式前进、后退、向左、向右，将纵队变成横队，再由横队变成纵队。海儿教官的操练中最重要的动作是反方向行进。一排火绳枪手或滑膛枪手在发射完毕后，从站在他们后面的两列士兵中间走过去，到队列后重装子弹。同时，下一排枪手重新装好枪弹，其他各排也都发射完毕并后退就位时，第一排枪手就能够毫无障碍或毫不耽搁地开始第二次齐射。这样，一个训练有素的单位就能像演出动作经过精心设计的军事芭蕾舞，连续快速地进行一连串的齐射，使敌人还来不及从第一次齐射火力中清醒过来，另一次齐射就又命中了目标。这里的窍门在于选择时机，同时也在于阻止士兵们在背向敌人以走到队列后重新装弹时逃离战场。反复进行训练，使每一个动作都达到半自动化的程度，就能把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大批军官和军士对士兵的严格监督，也是使反方向行进实际可行的必要措施。凡火枪队，基本都具备这种“二连击”的技能，乃至“三连击”“五连击”， 至于传说中的“九连击”，就是在短时间譬如一分钟内火力重叠九次，那就要寄希望于我们的新式火枪的性能了。
海儿根据我送她的《枪炮操典》一书进行军事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提高炮兵的机动性和加强其突击力量，组建了畜力拉动的轮式火炮制式的轻炮兵兵种。另外精减整编部队，使各战斗单位更适合于机动战。她仿照西方陆军的支队形式将军队划分成比往常更小的战术单位。1个营为550 人，营再划分为连和排（其实是出于我对现代军队三三制单位的回忆。送给海儿的《枪炮操典》其实经过我的修改，是古老悠久的欧洲传统战术与现代战争回忆录的结合体）。划分成这样的小单位，操练起来很方便，一个人的口令就可以控制所有士兵的动作。在这种小单位里，也能够建立起从指挥官到刚入伍的新兵的个人联系。它们在战场上可以灵活地活动，既能独立行动，又互相配合，因为一系列明确的命令从指挥整个战役的将军，可以一直传到带领每一个排的每一行士兵的军士。指挥系统中的各级指挥官都执行上级的命令，将命令传达到下级官兵，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具体说明。这一改革预示着现代营的出现。
这样，军队就成了有中枢神经系统的、互通声气的有机体，因而能对意外的情况作出灵敏的、比较明智的反应。每一个动作在准确性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各营在战场上的运动乃至士兵在射击和行进时的单个动作都可以予以控制，也可以预期，这是以前未能很好做到的。一个训练有素的作战单位，每个动作都达到规定的要求，就能够增加战斗中每分钟射向敌人的子弹数量。单个步兵的灵巧身手和坚定意志已经几乎不起作用；个人的勇敢和胆量在不可更动的例行常规面前也几乎完全消失。戎马生涯呈现出新的面貌，军队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金牙式训练的部队在战役中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人们以后认识到新军这一点后，甚至在最保守的大明绅士和老将中间，昔日非正规的英雄式的军事活动方式也逐渐消亡了。
战斗中的高效率固然重要，但是其重要性尚不及训练精良的部队在守卫城池和围城时所表现出来的比以前更高的效率。说到底，士兵的全部时间几乎都是在准备和敌人对抗中度过的。对于过去的军队来说，如何使军队在等待时不变得烦躁不安和难以管教始终是一个难题。在越野行军中，这个难题能够迎刃而解，但是当一支军队在一个地方安营扎寨，连续几天或几个月无所事事，就很可能士气低落，纪律涣散。一天几个小时的操练很容易组织，效果明显，又很容易实施。因而，守卫部队的纪律就容易维持。
古代中国的军队也曾利用这种本能把他们的军民结合在一起。我们其实是回顾了中国军队传统重视战法和训练的做法，更改他们的操练方式以适应新的时代，其实是将近代欧洲的军队管理方法接上古老而久经考验的中国军队传统。
训练严格的军队通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所处的社会相隔绝，从乡村直接招募来的新兵只需很短的的心理适应过程即可融入连、排等人为的基层社团。尽管操练看起来似乎单调而重复，却把往往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各种人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甚至在生命显然处于危难的紧张时刻也能服从命令。
所以，新的操练方法使军事单位成了一种专门化的集体，其中，新颖的、标准化的、面对面的关系有效地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组合方式。因此，训练精良的排和连组成的人为社团十分迅速地取代了往常那种按武功和地位形成的等级。
另有一项重大的建议由我提出，得以实施演练，主要是用来工事防御，特别是对付机动性非常高的骑兵。这就是后来明军争相效仿的铁铲防御。在西方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军队并不重视挖土筑墙。在墙后躲避危险或打洞藏身意味着怯懦。即使对中国军队而言，也通常依靠从附近征募的劳工来完成大部分他们认为必要的掘土挖壕工作。我却提出，随军携带的铁铲比刀剑或鸟嘴枪更有威力。围城军队有计划地挖壕筑墙保卫外围防线，这样做可以防御敌军的解围援兵进袭，同时又不放松围城。新军在日常训练中强调多次，军队必须遵循这一方式围城，受到守城敌军的火力杀伤就比较少。同时，坚持掘进，日益接近守敌的壕沟和城墙，直到可以发起最后冲击。这样，围城变成了一项工程，挥铲挖土成了围城士兵的日常工作。在西洋已经流行的堡垒战中，我曾经命令海盗王红胡子在阿尔及耳防线最先采用近敌壕与对向壕、坑道与反坑道，使得这道防线几乎成了不破的神话。不过最后还是破了，被另一海盗王海雷丁从内部攻破，非战之罪也！现在西方世界的军事工程学正在掀起热潮，但使我惊奇赞叹的是，我中华名将历代辈出，兵学理论浩浩大观，都提到工事在攻守之间的重要性，所缺的，只是一把短小方便的工兵铲。让兵工厂大量铸造便是。这种沉重的劳动有一种附带的效果，即几乎扫除了官兵的懒散习气和放荡行为。
（别人看世界杯的时间，我在为书友码字。另外有人说我这书没救了，快开新书吧，对我打击很大。。。。。。我还是想坚持写全本。虽然已经在准备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