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制度，把国家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集中到皇帝一人之手，虽然有效防范了大臣掌握超过帝王的权力，但也极大增加了帝王的工作量。
象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政局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的大国，每天要处理的大政要事必然庞大而繁杂。朱元璋，朱棣这些出身行伍，精力充沛，深知创业艰难的开国帝王，每天也许还能勉强应付；但后世那些在深宫和女人堆里泡大的荷花大少，就既无能力热情，也无必要的责任心去整天分析批阅政务奏章。
因为面对的政务工作量太过庞大，大明王朝中后期的皇帝多数具有厌恶政治的逆反心理，为了逃避政务居然长期呆在深宫不上朝办公，不出见政府官员。
这现象有点类似我国中小学那些名目繁多的“特长培训班”，掠夺孩子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自由时间去培训钢琴、绘画，书法，结果效果适得其反，使很多本来拥有一定音乐、绘画天赋的孩童日后一看见钢琴、画板就头痛。
皇帝拒绝出见政府官员上朝办公，大明的政治体制又不允许拥有过人能力、情操和责任心的官员替皇上代劳；国家的政务又必须有人办理，离皇上最近对皇位威胁最小的宦官自然就代皇上处理国家大事，打着皇上招牌主宰朝政胡作非为了。
在皇上一人高度集权懒皇帝辈出的时代，宦官若不干政那才是活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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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人不是神，一样拥有弱点和七情六欲，就算能力过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面对一人能力德操难以负荷的无限集中权力，犯错和出丑自然在所难免。
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力不从心，确保皇上英明神武的伟大形象，自然只允许下属臣民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听不得任何有益家国的逆耳忠言，尤其是听不得那些与皇上伟光正和形势大好不一致的真话。
为了扼杀真话和逆耳忠言，朱元璋发明了短寿的“文字狱”，把有良心和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砍头甚至灭九族。科举取士也一律采用“八股文”。“八股文”的主要内容就是歌颂皇上如何伟光正；下级如何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官员理政如何“本末倒置不识大体”，“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朱元璋的发明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反右”、“样板戏”和高考“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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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皇上朱由校和生祠太监魏忠贤专政的八年，把大明帝国推向腐败登峰造极社会道德底线全面崩溃的悬崖边上。
木匠皇上因为废寝忘食专注木工活，精力透支早早死掉，崇祯皇上朱由检登上皇位。
朱由检继承的是一个被朱由校和魏忠贤折腾得烂透了的危机帝国，被腐败无耻掏空了根基的大明王朝遥遥欲坠，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崇祯皇上朱由检对他接手的帝国深重危机了如指掌，对大明怀有极大的忧虑。
朱由检和那些长年龟缩深宫懒惰无能的前任不同，对大明拥有强烈责任心，决心力挽狂澜拯救他的帝国。
朱由检一上任就把权倾天下的生祠太监魏忠贤革职，还没等到查办魏公公就吓死了，“生祠”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祠堂”。
接下来崇祯皇上开始寻找拔乱返正救国救家的治世良方。
大明王朝之所以朽烂到魏忠贤那种地步，根本原因是开国皇上朱元璋创立的那套“唯上是从”、“高度畸形中央集权”和“说假话舆论环境”造成的。
这个全面反智反文明体制到了朱由检即位时已丧失最后的弹性调节功能
，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上铲除贪污腐败和宦官干政赖以滋生的政治土壤才能给朱姓帝国注入新的活力，浴火重生转危为安。
崇祯皇上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中央放权地方自治，就算不实行地方政府自治，也应该恢复开放民间精英自治传统；官吏任免实行“双向负责制”，虽然仍由上级任命但必须尊重民意，适度开放民权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大刀阔斧消减公务开支，减税节流休养生息刺激经济发展；允许知识分子畅谈国事揭露监督贪官，不以言论对读书人定罪……
可崇祯皇上和他身边那帮从朽烂前朝继承下来只知拍马屁看脸色无任何胆识的狗屁智囊团却不这么认为。
崇祯智囊团认为大明王朝的根本体制不能变，要坚持太祖朱元璋创立的那套大明政治制度不动摇，只能在“总量不变”的基础上“盘活存量”；而不能象商鞅改革那样“另起炉灶”。
崇祯智囊团认为打击腐败是必要的，但必须在体制内进行，绝不可让民考官，也就是只能由体制内的监察官员出手反贪反腐。
问题是在一个腐败无孔不入官场已经无净土的末世帝国，奉命反腐的各级监察官员多数也堕落成了大贪官。他们反腐的目的不是为了净化官场，而是为了向问题贪官索取贿赂，从落网的贪官口里分一杯腐败羹。
这样的体制内反腐自然成了官官相护交流腐败经验和心得的闹剧，最终结果是越反越腐。
崇祯智囊团对开国皇上朱元璋的贪官剥皮亭印象深刻，认为乱世用重典，对贪官大开杀戒就能有效整肃贪污。
问题是在一个无官不贪的朽烂官场，如果只由体制内的官员来反贪，谁来执掌杀贪官的刀柄？最终结果自然是大贪官审判监斩小贪官，贪污一千万两的召集贪污一百万两的研究惩治贪污十万两的腐败问题。
最终反贪反腐运动演变为肃清异己的正文治迫害和官官相护的腐败盛会。
崇祯皇上在位时冤死的治世能臣，多是在“贪污”的名义下受害的。
事实证明朱元璋那套反贪反腐制度，在王朝末世只能使贪污腐败更上一层楼；死于“贪污”名义者要么是副职替罪羊；要么是良知尚存的官场精英。
在重启朱元璋的反贪制度下，大明王朝走向无官不贪的腐败盛宴，官吏的职务责任心荡然无存，只注重急功近利视国家王朝命运如草芥。
李自成革命军打进京城前，崇祯皇上在金銮殿上流泪请求台下的文武大臣捐款给守城的军队发饷抵抗农民军，结果百官纷纷哭穷，最后只弄到可怜的一百万两？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时，先前习惯了高薪后因国家财政崩溃，长达五个月未发饷的大明城防部队霎时叛变，象钢铁一样铸成的北京城没经过战斗就告陷落。
李自成革命军把大明那些在崇祯金銮殿上哭穷的文武百官抓来上夹棍坐老虎凳上烙铁，一个晚上就敲出七千万两！
重拾开国皇上朱元璋的过时体制不但使腐败愈演愈烈，而且极大损伤帝国的经济。
大明后期的经济形势和开国皇上朱元璋时代有天壤之别。朱元璋当政时中国是纯农业社会，土地税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大明后期的工商业开始繁荣，工商业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
朱元璋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扼杀私营工商业基础上的，重走朱元璋之路玩“国进民退”，必然造成国家工商业大衰退，国家失去大宗税收来源，这对于维稳工程艰巨的王朝是要命的。首都城防部队在国家“不差钱”时期习惯了高薪和加薪，后因经济衰
退税收衰竭，几个月没钱发饷，导致卫戌部队掉转枪口叛变投敌，就是重走朱元璋之路结出的经济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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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明王朝拥有强大责任心的崇祯皇上并非不想把国家治理好，可他的智商和败家智囊团不容许他那样做。
虽然皇上高度畸形集权是造成大明后期危机的主要原因，可朱由检却不肯下放哪怕一丝一毫的权力，认为权力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放心。
于是宦官干政再度重演。
在明王朝后期那种财力捉襟见肘的被动情势下，朱由检一方面在朝中表演“减膳”和“撤乐”；一方面又维持十多万宦官和一万多宫女的庞大公务消费大军。
结果三公腐败支出在崇祯时代有增无减。
仅供养十多万作威作福腐败宦官的开支就足可供养上百万军队。如果大幅裁辙宦官达几百人，北京城防部队何以几个月发不出工资？铁桶样的北京城何以会霎时陷落？崇祯皇上何以会砍杀亲生爱女后去煤山上吊？
因为醉心于权力高度集中于自己手中，崇祯皇上对朝野有过人能力责任心有威望得民心的文臣武将高度防范，以“汉奸卖国贼”罪名把抗金英雄袁崇焕千刀万剐，亲手拆毁了大明帝国的钢铁长城。
袁崇焕是否真个“通敌”迄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糊涂公案，其实“通敌”真假已经不重要，如果一个国家连袁崇焕这样位高权重在危难之际舍身拯救过祖国命运的民族英雄也逼向“通敌卖国”的那一步，这个国家一定有正常人难以忍受的邪恶之处。
历史经验证明地方自治不但不会动摇王朝的统治根基，在危难之际还是王朝稳定的坚实力量。
满清的太平天国暴乱，组织、规模和破坏力远大于明末的李自成流寇叛乱。可满清是一个民间精英高度自治的社会，中央集权程度远不如大明王朝充分。当政府军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满地找牙时，民间精英自发组织起地方防卫力量保家护土，成为抗击太平军的中流砥柱。太平军最后就败于民间自治武装湘军、淮军之手。
大明王朝的民间精英自治程度远不如满清，当李闯流寇攻城掠地烧杀抢时，民间根本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抵抗力量自卫，只能眼巴巴地指望政腐军从遥远的京城前来平叛。政府军的每次调动都要支付大批军饷，帝国的国库很快被掏空。当政府军力量不济时叛军就如燎原烈火不可收拾。一盘散沙般的不设防民众要么任流寇抢掠砍杀；要么加入到流寇队伍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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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崇祯统治后期，朱由检几乎开罪了大明帝国朝野绝大多数臣民，沦为空前绝后的孤家寡人。
一是官僚队伍恨他！因为他一方面坚守只能造就贪官的官吏人事体制不动摇；一方面又无情大杀贪官。官员不贪污就无法在官场立足；贪污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这是什么事啊？
二是平民百姓恨他！把民众当贼来防，各级官吏敲骨吸髓盘剥草民欺男霸女，连未成年幼女也不放过，不恨他才是天大怪事。
三是知识分子恨他！不让他们说真话，禁绝任何良心声音，动不动就污蔑他们为“汉奸卖国贼”？知识分子还有理由爱他吗？
最后的时刻来临时，崇祯皇上孤零零一人去煤山上了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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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走开国皇上朱元璋的老路惹的祸！
都是那些灵魂卑污的体制内智囊团惹的祸！
崇祯皇上的悲剧深似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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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