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昌十八年九月十九这天，天津港晴空万里，秋风清凉。小丘上的桂花树香飘十里，海面上则是波光粼粼，当真是美景如画。
“一次东渡，连定两国”的北疆少帅云铮便要于今日返回北疆，为了迎接云少帅的凯旋归来，似乎连天公都出来作美了。
云铮这次是紧急回师的，随他归来的鹰扬卫仅仅两个卫。日本也还罢了，高丽却是真真正正靠武力打下来的，而且尚有那么多正规军和义军需要整编、遣散，若是鹰扬卫全部调回，天知道那些人会不会又起了什么坏心思？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云铮随行的就只有两个卫，其余诸卫暂驻高丽，等整编完成之后再依次调回。云铮的意思是，最终在高丽留下四个卫，在日本留下两个卫，则鹰扬卫最后仍然有三万三千六百人的作战兵力，基本上……够了。战争发展到接近于热兵器时代以后，冷兵器部队和热兵器的差距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越来越大，直到再也没有可比性为止。而人数，真的不算什么了，高丽作战就已经开始显示出这一点来。到那个时候作战，真正关键的，是后勤。
导致这次云铮提前归来的原因，就是苏浙大起义。
说实话，大规模的起义爆发在苏浙一带，并不是偶然的。主要理由有三点：一，东南地区，自唐朝到大魏，一直是全国范围内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大魏朝廷大量的财赋收入，主要是来自东南。正如仁宗时一位宰相所说，“朝廷用度，如军食、币帛、茶盐、泉货、金铜铅银以至羽毛胶漆，尽出东南”。东南地区尤以苏浙一带，号为“膏腴千里”，但“二浙之俗”“豪者如虎”，大地主像老虎吃人一样，凶恶地剥削农民。
二，万昌为建新园，等在苏杭设应奉、造作局，又派朱勉这样的贪官污吏来对广大农民大肆搜括奴役。新法的歪曲执行本就让东南的百姓苦不堪言，花石纲又勒索民间漆椿竹木等副业产品，“豪夺渔取，毛发不偿”。东南地区的民众，比起其他地区来，遭受着更为残酷的压榨。
三，这一带有着农民起义的传统，而以反大魏朝廷为己任的青龙教分布各地。早在大魏建立之前，东南农民群众就曾利用教派组织起义。大魏一度严禁流传，但民间却更为发展，后来朝廷因为其他原因，渐渐宽松起来，但教派发展却未曾停止，只是青龙教占据了主要地位。
其实青龙教是个有严密组织的邪教，它的教主欧阳睿改造了摩尼教的某些旧教义，加进新内容，尊奉汉代黄中起义的领袖张角为教祖。利用摩尼教的“二宗”（明、暗）“三际”（过去、现在、未来）说，号召推翻黑暗的现世，创造光明的未来。他利用摩尼教在东南地区的广泛民众根基，号召大家拜日月，不信神佛祖先，以反抗统治者所提倡的佛道和儒学。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荤酒，死后裸葬，平时分财互助。实际上在唐未，摩尼教即在南方各地流行。大魏初建时摩尼教遍布于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等地，青龙教改写摩尼教教义之后，拜日月，祭天龙，以青龙为号，广纳人心，为农民起义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而后，随着新法执行过程中各种害民扰民的加剧，江浙一带的民怨已近沸腾，八月十八日那天，云铮起航前往日本，而浙江则爆发了起义。
那一天的起义原本是一场意外，按照青龙教的规划，起义应该是九月初。不料青龙教运输兵器的车队被一群喝高了的士兵拦住，非要查探一番。青龙教的押运弟子只当是事情已经败露，干脆就将那一小群士兵给杀了。不料他们运气极差，刚刚杀了那群士兵，军营里正好派人出来抓逃营的士兵回去受罚，正好撞了个正着……
于是，起义就这么意外的爆发了。
西洞庭山得到消息之后，立即将附近教众紧急集结，青龙教大规模的起义正式爆发。
虽然青龙教总坛是在苏州，但鉴于江苏乃是江宁卫的主要驻地，实际上接下来的主要战斗都发生在浙江。八月二十二日，青龙军在青溪县息坑，歼灭魏军一个卫、五千多人，斩大魏朝廷杭州第四卫指挥使蔡遵、监令颜坦。二十九日，一举攻下了青溪县，知县陈光逃跑。青龙军乘胜前进。九月二日，以两万人攻下睦州，占领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二十日，攻下漱州，斩魏将郭师中。婺源、绩溪、祁门、黔县等县官员都惊慌逃跑。农民军进而攻下富阳、新城。起义发动时，就“指斥乘舆”，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万昌皇帝，又进而提出“杀朱勉”的口号，进军的目标直指苏杭。青龙军自桐庐、富阳攻取杭州，与大魏军激战。别部自山路乘虚而下，二十九日到达杭州城下。大魏知州赵霆逃跑。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败死。青龙军迸驻杭州城，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
云铮收到的云岚传讯上只说杭州可能失陷，但没说已经失陷。只是当时云岚发出传讯的时候还是二十八日，因为还要出海到高丽，所以迟了。
早在唐太宗时期，青龙教主欧阳睿的老家（祖籍是在安徽）睦州境内就有一个叫陈硕真的女人造过反，她自称是“文佳皇帝”，像模像样地搞起了一套中央政权，很有一点要正儿八经过日子的味道。虽然这场起义前前后后只持续了一个月就被扑灭，当睦州当地人一直都记住了这个女人，而且盛传说睦州境内就有“天子基”、“万年楼”等一下皇帝才有的东西。欧阳教主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资源，所以当欧阳睿率领青龙教举起造反大旗的时候，老百姓还是比较相信他的。
不过，千万别以为邪教造反的军队可以称之为“义军”，青龙教军进攻杭州的时候，欧阳睿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登基为帝了，自称是“圣公”，建元“永乐”，开始了打家劫舍的行为。所到之处，都是烧、杀、抢、劫样样不少，烧光老百姓的住宅，杀尽那些不肯加入自己队伍的人，抢光他人所有财富（富、穷通吃），劫去所有的女人，扒光她们的衣服，让她们裸走在丛林之间，强J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此外再顺便拉几个壮丁到自己的队伍里。所以，就这些所作所为而已，青龙教率领的这支队伍绝对称不上是“义军”，完全就是一支流氓部队。
但因为其行为有了教义的规定，很多人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一点不好解释，如果说在现实社会还能看到类似的人的话，那就是那些搞传销的。明明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靠骗身边亲戚朋友钱财来谋利，还自以为找到了正儿八经发财的好门路，等到钱亏没了，亲戚朋友全都憎之如蛆之后才知道后悔。
但就是这么一支流氓部队，还是闹出了很大的动静。东南沿海这么地方本来就有百余年的时间没怎么打过仗，所以地方上守备的中央军十分薄弱，根本不堪一击，加上一些地方官员贪生怕死，青龙教的队伍是连战连捷。每到一个城池，都是新一轮的烧、杀、抢、劫，荼毒的百姓不计其数。不光老百姓要受难，许多没有逃跑的官员也要受难，估计这个欧阳睿大教主是有严重的变态心理加上强烈的虐人倾向，一旦抓到朝廷官员后，就立刻肢解，然后就是活埋，或者就放到油锅里去烹炸，炸完之后还要挖心、抛肺，场面极度血腥。
见此情景，地方官员马上将这些情况奏报到京城洛阳，请求朝廷能马上派兵剿灭这股反贼。奏折送到了王福老兄手里，王福是新党之人，担心这个消息传到万昌耳朵里之后会对新党不利，愣是胆大包天地扣押不报，致使青龙教军势力更大。与此同时，浙江省境内的其他地方的青龙教大令也不断爆出造反，兰溪的朱言和吴邦，仙居的吕师囊，永康县方岩山的陈十四，缙云县的霍成富，剡（shàn）县（今天浙江嵊县）的裘日新，以及衢州的郑魔王等纷纷起兵响应总坛的造反行动。一时间浙江省境内反贼的形势是一片大好。
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尤其是还有不少旧党继续在朝的时候，万昌终于还是知道了江浙的巨变。
龙颜大怒，那是没得说的，问题是怒完了之后，该怎么办？新法，难道真的是错的？难道朕变法图强反而错了？
万昌皇帝当时就一口鲜血喷出，当场晕倒，金銮殿一片慌乱。
在屈原《楚辞?渔父》中有这样一句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如果云铮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高中语文课本上的内容。最初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屈原很厉害，对他的人品、修为、才学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的不幸遭遇也表示同情，顺道还把这楚王也给骂了。不过，时间久了，云铮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他这话对吗？
什么叫“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要搁到今天，说这种话的人肯定能被强行押送到精神病院区，理由很简单——到底是谁浊了？这举世都浊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出来装清高、装高雅、装高调、装高贵，那到底是谁醉了？究竟是谁给了你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后来云铮才知道，在很多政治失败者的诗文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很多“豪气冲天”的话，比如范仲淹在改革失败后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比如王安石在第二次进京前写的而且在这一世中云铮还抄袭过一次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这些话，如果大家只是觉得他们文辞优美，值得赞赏的话，那云少帅得赞美您——您很睿智。要是您觉得他们说的话在理的话，那云铮就只好奉劝您趁早认清这群人的真面目，否则您以后也很有可能成为的官场、商场上的失败者。
其实，在秋临江正式变法前，朝中就是否需要进行变法这问题展开了多次大讨论，讨论来讨论去，看似问题错综复杂，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你凭啥改革？这个问题，用专业点的话说就是“您有改革的理论基础吗”？
对于秋临江来说，非常不幸，这大魏虽然文化非常发达，但思想却没有前秦时期诸子百家那样丰富，不能想到一个就拿一个，此时的大魏就一个思想体系——孔子。此外还有另外一个辅助的思想体系——家法。这两个东西，讲起来很玄乎，其实也不麻烦。
先说说家法，家法这东西，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所以就干脆用不着理解了，大家只需要知道一点——家法无形中确立了祖宗的崇高地位。这点很关键，因为它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秋临江变法理论上的软弱。
说白了，这和后世我国文革即将结束时期喊过的一个错误口号非常相像，套用在这里就是——凡是老祖宗创造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凡是老祖宗制定的政策我们都矢志不移地贯彻下去，俗称“两个凡是”。
这“两个凡是”的理论，讲起来非常棘手，它直接给秋临江出了一个难题——你凭什么擅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凭什么？这“什么”到底是“什么”？很简单，你需要给那群老家伙一个说法，一个由头，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为了找到这冠冕堂皇的理由，秋临江想到了孔子。
孔子何许人也？孔子乃生活在春秋年间，不过其思想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大圣人也。把这人物搬出来说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孔子赞成变法吗？
这问题很难说，但云铮的看法是：孔子的理论中是有赞成变法的内容的。
云铮大学的时候，又一次跟室友讨论到这个问题，他的室友就说了：“孔子赞成变法？我怎么不知道？”
云铮耸耸肩：“很简单，你所看到的孔子的思想是‘删减版’的，不是原本。这‘删减版’里面讲的都是什么做人、做事、仁义、忠孝等等这些空口道义的东西，所以你不知道孔子赞成变法是正常的。”
秋临江在变法前夕把这哥们搬出来，只为了说明一点——那就是咱们平日里整天挂在嘴边的孔圣人也是赞成变法的，所以你们就别老用祖宗的家法来挤兑我了。
这个说法很好玩，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有道理的，而且很显然，在大魏，孔圣人说的话肯定也比老祖宗更有信服力的，所以按事物正常发展，这满朝的文武大臣应该是同意秋临江变法的。
可惜就这么一件事，就是没那么容易，因为这群反对变法的大臣也是读过孔子作品的，这群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所知道的孔圣人和你秋临江所知道的孔圣人应该是同一个人，他在我们读到的书里面可没提到什么赞成变法，可在你秋临江那里怎么又赞成变法了？
关于这个问题，云铮只想说两点：第一，他们说的没错，他们所知道的那个孔子确实没怎么提过赞成变法的内容，但是也绝对没说有什么反对意见；第二，孔子确实又是赞成变法的，而且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中大部分都是赞同变法的。哪个诸侯国能变法，哪个国家就能强大起来，在那种动乱的年代，学术大师说赞成变法是很正常的，孔子他老人家有事没事就去游说诸侯王实际上就是要让这些诸侯王接受自己的观点，接受自己的一套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革”。
秋临江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些理论基础，只好把一个死了一千多年的人搬出来说事，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搬出来的这个人，人家不认可，所以从这层面来说，秋临江的此次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处于弱势的，因为他压根没有理论的支撑。没有理论支撑最大的麻烦，就是容易遭到士子们的攻击。
可惜秋临江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的历史中，后来有一个叫清朝的朝代，出了个叫做“维新变法”的东西，玩的也是这套把戏。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到满朝文武反对自己变法，也把孔子搬出来说事，说孔子也是赞成变法的。
这种说法，叫几个好朋友在家里玩一下辩论赛或者是过家家的时候是可以拿出来说的，不过要想让大部分信服是不可能，这“大部分”人总不可能承认自己从小就读的书是错误的吧？
其实说这么多，只需要用六个字就可以总结出来了——“名不正，言不顺”。理论这东西，往大了说那是能指引大家的向前奋斗的，或者是能提升个人思想境界。往小了，其实就是一个能忽悠人的东西，有了它你就可以让大多数人都对你搞出来的东西信服。可惜秋临江不太会忽悠人，他也不知道忽悠人的重要性，所以愣是没有搞出云铮心里所想的“理论成果”。缺了这东西，你办啥事都没有说头，也自然很难获得人家的支持，特别是当人家把这“家法”、“祖制”之类的东西搬出来说事的时候，你就会显得特别理屈。
当然话又说回来，云少帅在肚子里琢磨琢磨很简单，可要真想搞一个“理论”的东西是很麻烦的，这种东西不是说有就有的，也不是你想弄一个弄一个的，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风气、思想认识、道德观念等等许多因素的制约。从这角度来说，大家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改革，不过都是失败的居多。
那么照这个逻辑，没有这理论基础做支撑，那难道就不能改革啦？
关于这问题，云少帅倒是可以很肯定地回答：能。
能先搞出一个理论基础再来搞改革的人，是千百年等一回、几十辈子才出一个的天才；搞不出理论成果，也想搞改革的，有两个前提：第一，您是个天才；第二，您是深谙你所处的改革环境，并且比一般人都熟悉你自己所处的环境。
前面这种情况，千百年等一回，在云铮前世，清朝覆灭后的近半个文学都是这么玩，这一时期天才太多，理论也很多。（具体的我就不赘述了。）
至于后面这种情况，从盘古至今（只考虑封建王朝），云少帅只认一个：张居正。这哥们那是真天才，13岁就在“官员考场届”里出过名，同时这哥们把整个明朝都吃透了，哪里有问题，问题的病症到底在哪里，哪群人是可以靠得住的，哪群人又是需要给一块糖哄骗一下，需要怎么改革，具体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步骤……关于这些张居正都摸得太透了，所以他能成功。除此之外，要想改革成功，谨献上两个字：极难。
理论基础不足，只是秋临江变法败笔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这变法在实际贯彻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导致秋临江变法必将失败的最直接的原因。说白了，就是秋临江的这些变法措施中存在了太多的问题。
就说青苗法。（青苗法的具体内容前文有述，不赘述了）
云铮的一贯看法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在贯彻落实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如果让秋临江来解决，估计他会把这责任推到地方官员身上，指责地方官员不负责任。
秋临江的人品倒是天下景仰的，但云铮这样来揣测他，自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平时言语中所表达的一些思想也印证了云铮的猜测是对的。
在秋临江看来，这天底下的官员就他一个人是对的，其他的官员都是不负责任的，其他的官员都是为了一己之私的人，只有他自己为了天下苍生的。印证了屈原那句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仿佛这大魏朝所有的官员都是污秽不堪的。
当然从某些角度来说，王安石确实有资格这样想，因为他生活上确实很节约，没有因为自己官当得大就铺张浪费；同时从人权的角度来说，他也有思想自由权。
可惜他是一个政客，或者拔高一点说，是个政治家。
政客就是要同形形**的人打交道，如果把自己定格为这这么一个“崇高”的地位，还有谁来替你办事？谁还愿意和你打交道？
而事实上，在青苗法一经推出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沈派、顾派、秦派、杜派等诸多世家大臣都指责者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而秋临江听到这些言论之后，不思悔改，一心只想着是别人故意为难自己，故意要阻碍自己的变法事业，说得难听一点，典型的一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肚鸡肠”、“冥顽不化”、“眼光狭隘”的货色。
人家和他说地方官员办事不认真，他首先想到不是如何增加地方官员办事的积极性，而是想到“地方官员不堪大用”；人家和他说，这青苗法在落实过程中，难度太大，这种定额完成任务的方法不合理，他觉得这是地方官员“渎职、不尽力”的表现；总之，人家跟他说的任何关于变法不好的内容，他都只会把人家往坏处想。
假想，如果秋临江在听到这些反对的心声后，能积极改进这项法案中的不足。比如，既然定额完成的任务不太合理，那就适当把任务定了低一点，尤其是在大丰收的年份，那就可以暂缓实施这条措施。再比如，既然地方官员办这事积极性不高，那就干脆给他们一点经济刺激，把这青苗法中的部分收益和官员的收益相挂钩，这样一来，官员本人的积极性也可以得到保证。又如，既然青苗法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那在收取利息的时候可以采取阶梯差额定价，如果借粮食少于10斗的收取10%的利息，超过这个数量就按20%收取，以此类推。这些改进，不是云铮自己乱想的，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中一些措施就和这些差不多。
改革过程中免不了会出一些问题，出现了问题只要有人去改就可以了，改革的各项措施就是在不断修改中完善的。可惜秋临江不懂这个道理，他觉得自己肯定是对的，即使有错那也肯定是地方官员的错误。抱着这种想法，改革要能成功，那还真有鬼了。他靠这种近乎于疯狂而又偏执的执政理念去实践他的变法构想，注定是得不到广大人士支持。
云铮对此固然有些叹息，但更多的却反而是轻松。他不是一个圣人，身处这个时代，身份、武力是他的两大法宝，但他最大的倚仗却是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如果秋临江变法成功了，这个历史的走向就要大变样……
而现在，云铮却是有把握在这样的乱局中狠狠赚上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