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烈的尿还没淋到赵构头上，这位建炎天子就已经倒了血霉。
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六，杭州大乱，满城都在高喊“苗傅不负国，只为天下除害！”
苗刘之变，爆发。
御营司统制苗傅，威州刺吏刘正彦，不满顶头上司同签书枢密院事、御营司都统制王渊与康履等宦官的作威作福，有好处却不分润自个，便在军中散播不满的情绪。由于军中大多是河朔人，故园沦陷，大军却一路南逃，其憋屈程度与后世不战而退之东北军有得一拼。将士不敢将这种愤恨情绪喷向官家，自然就宣泄到无能的主将与宦官身上。
苗傅手下张逵也为手下军士打气：“若能杀死王渊及那群宦官，则大家都可以过好日子，朝廷又怎么会加罪于我们呢？”
故此，苗刘之举动，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这首先得怪王渊钱财露白：当初金军打到扬州之时，王渊负责断后，但他却把战船拿来运送自己的财宝，致使数万宋兵及战马失陷敌营，当时百姓便耳语相传“船上的财宝都是王渊在平定陈通时，滥杀人民搜刮而来的。”
王渊抢运家财，这本来也没什么，武将贪财，本就是有宋一朝的常态，官家也或明或暗给予支持——手握重兵的武将把心思用在贪财上，就不会掂念朕屁股下的位子了。但王渊坏菜就坏菜在他吃独食，没有分润给拼死拼活帮他抢运财物的手下，以至怨气横生。
由于此时只有苗傅的军队在杭州护驾，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刘光世等大军都分守在长江各处要害，远离行在。如此一来，就为政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政变前夜，苗傅遂与幕僚王世修及王钧甫、张逵、马柔吉率领的“赤心军”议定，先杀了王渊，再除去宦官。进而逼宫，掌控中枢，号令天下。
苗傅为什么如此仇恨康履等宦官？最大的可能是他位卑职低，想结交宦官，但人家不鸟他。这一点，可以从后来他对赵构所说的那一句话“臣若只想升官，只要连络宦官就好了。何必来此？”可品咂出一丝弦外之音。
三月二十六，是神宗忌日，百官行香祭祀。机会难得，苗傅和刘正彦命令王世修在城北桥下埋伏兵士，等王渊退朝，将其拖下马。宣称他交结宦官谋反，刘正彦将其亲手杀死。随后包围了康履的住处，大肆捕杀宦官，并挂著王渊的首级，率军进围皇宫，兵临城下。
而守宫门的中军统制吴湛，也与苗傅勾通。引导苗傅的手下大军进城——这天时、地利、人和一结合，终于酿成影响与改变了整个南宋历史的巨变。
得知兵变消息的赵构，在那一瞬间，真切地感受到了王座的末日，情绪失控之下，亲手撕毁了一卷平日最为钟爱的王献之的书贴。
此时在宫门外，知杭州康允之带着百官，请赵构到城楼上安定军民。否则无法制止叛乱。慢慢恢复平静的赵构，终于步出皇室，出现在城门楼，直面叛军。
苗傅、刘正彦与叛军见了天子，仍然山呼下拜。赵构凭栏问苗傅带兵造反的原因。
苗、刘二人，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差。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奸臣误国，内侍弄权……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
苗、刘一桩桩，一件件历数赵构过失，甚至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
这最后一句，才是真正的诛心之言。一群老大粗军将，竟然敢当着天子与百官的面，说出此等大逆之言。从这一幕，就可以得窥一斑，赵构即位之初，身处的局面有多尴尬、心里是多惶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听说，在太行山中竟有如此之多足以将他撬下龙椅之人，他会在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还要闹这一出挺而走险的逆袭了。
名不正言不顺，又屡屡战败失地，人望低到极点。若不是毫无选择，文臣武将未必会将宝全压在这只会玩帝王心术，却没有半点中兴之君模样的九王身上。
而今历史已经改变，这位九王也不再是唯一，若是第三次奈何关之战前因后果传开，建炎朝诸臣突然有了诸多选择，他们又将何去何从？
赵构为解眉睫之危机，当场大肆批发官帽，任命苗傅为承宣使及御营都统制，刘正彦为观察使及御营副都统制，二人麾下官兵，一率升一级，并有大量钱粮赏赐，希望政变就此平息。
苗、刘在胁迫赵构交出康履、蓝圭、曾择三个最亲近的宦官，以竹篮将三人垂吊下城，对最愤恨的康履施以腰斩。满足了泄愤、升官、发财等欲望之后，开始提出政治要求：陛下退位、魏公登基，太后垂帘。
魏公是谁？就是赵构唯一的儿子，魏国公、太子赵旉，时年不满三岁。
太后就是隆祐太后，这位哲宗废后，曾沦落民间十余年，早已变成一个标准的民妇，性子淡泊，与世无争，不沾权利。
黄口小儿、垂垂老妪，控制起来，真是再好不过了。
此时张逵还引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要求今日之事应以社稷百姓为重，并表示已有宋徽宗禅位的先例。而群臣也议论纷纷，有的支持官家接受退位的条件，有的大力斥责叛军。当时天气寒冷，赵构坐在城楼没有被褥的竹椅上，派人去请太后时，就楹立一侧而不就坐。百官请他上坐，他则表示“我已经不配坐这个座位了”。
赵九，果然深谙盈亏伸缩之道。
已知无法挽回的赵构，随即下诏逊位，令兵部侍郎李邴起草诏书。表示“自即位以来，强敌欺凌都是因为自己而来，不忍生灵涂炭，宣布退位，希望敌国能休兵和好。”
宣诏完毕，叛军即退去，喧闹于市集并大叫“天下太平了！”杭州知州恐怕叛军乘势屠杀百姓。出城慰抚。
当天赵构就前往显忠寺，隔天太后垂帘听政，大赦，尊逊位的赵构为“睿圣仁孝皇帝”，并将显忠寺改名为睿圣宫，只保留宦官十五人。其余都编遣解散。
苗刘之变，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南宋百年格局。
因为这场兵变，随后参与勤王复僻的张浚、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得以崛起；因为这场兵变，更令赵构深信祖宗之言，大将握重兵，必为国家之患，遂有后来收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兵权之举；而最大的变数是。这场兵变，把一个不谙世事的幼童，太子赵旉，生生冻吓成疾，数月之后，就此夭折。
赵构从此绝后，太宗赵光义一脉在中原完结，大宋江山又重回太祖一脉手中。
不过。以上是另一个时空的历史演变，而在这个时空里，赵构绝后，并不代表太宗一脉的完结，而是预示着，更大的变数即将来临……
四月中，陈兵江北、得知南朝兵变消息的兀术。开始蠢蠢欲动。而此时，由于沿江布防的宋军各部将领，尤其是卡住金军第一线的镇江府的吕颐浩率精兵回师勤王，造成长江南岸的防线出现明显空隙。而杭州兵变，更使得人心浮动，军心不稳。
面对如此良机，若不趁机渡江进击，那就不是兀术了。四月下旬，完成兵力集结与战船筹备的金军，开始正式发起南渡作战。
金军一开战，所有的压力，一下全压在代替杜充镇守的建康副留守郭仲荀身上（此时杜充的死讯尚未传到建炎朝，所以郭仲荀也没能转正），令这位万年老二叫苦连天。
四月二十，闻知颐浩吕、张浚、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勤王大军即将合围杭州，苗刘大为惊恐，被迫接受宰相朱胜非与冯轓的提议，率百官奏请高宗复辟。是日，“太后下诏还政，皇帝复大位。”
勤王军到达叛军驻扎的临平，张俊所部陈思恭率军力战，大破叛军苗翊与马柔吉，挺进北关。苗傅、刘正彦率精锐两千人，拿着赵构所敕赐铁券逃出杭州，同时命令手下纵火，但天降大雨，火不能起。
之后，苗刘尽为韩世忠所擒，押回行在，被磔弃市。
就在建炎朝廷焦头烂额应付内乱时，面对金军的强大压力，郭仲荀叫苦不迭，根本顶不住，频频向杭州告急请援。每次得到的回复就是再坚持一会，等圣天子复位就有大把生兵了。
四月底，“圣天子”复位了，不过，郭仲荀望眼欲穿等来的不是生兵，而是又一封乞和表。
这一次的使者，是殿中侍御史杜时亮，顶着的名头是“奉使大金军前使”。在乞和表中，赵构再一次摆出可怜兮兮的模样。
“……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朝夕諰諰（战战兢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表示愿意削去宋朝国号称臣。
这封乞和表，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稍稍延缓了金军的攻势。兀术将乞和表上呈东京，交与负责整个南略作战的完颜宗辅定夺。尽管兀术也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但为了表示尊重与恭顺，这等邦交之事，还得让三皇兄作主。
结果不出所料，半个月后，加急信使飞报通传：“右副元帅有令，除非宋主亲奉降表前来！任何来使、乞表，一率抛入大江！大金勇士，只用战刀对话！”
兀术当即大笑：“吾当手擒宋主，亲缚于三皇兄马前。”
长江南岸，战火再起。
得到这结果，赵构木然半响，哀叹着对亲近的朝臣说“朕自登位以来，为了求和，卑辞降礼，无所不至。”不想金人还是“迫逐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惮之。”
五月下旬，眼见长江防线岌岌可危，有过上一次扬州教训的赵构，再不会等到兵祸临头才跑，而是提前上路，跑他娘的。方向，当然是越往南越好，珍爱生命，远离金人。
最窝火的要数郭仲荀，苦苦鏖战一个多月，要生兵没生兵，要赏赐没赏赐，前方打生打死无大功，倒是后方勤王有重酬。临到末了，天子与整个朝廷班子全开溜了——真当爷爷是傻子啊！郭仲荀不是冤大头，你官家逃得，我就逃不得？爷爷非但逃，还要逃到一个比你们这伙丧家之犬更好的所在。
五月底，郭仲荀率建康康近万宋军降金——历史的惯性真是顽固啊！原本的历史上，率建康府宋军降金的，是杜充。现在杜充没了，郭仲荀却又步其后尘。国家危亡之际，这样的人总是层出不穷、生生不息。
正应了唐人刘禹锡那首古诗名句“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石头城沦陷，金军终于跨过长江，赵构的苦逼逃难史，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