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冷斋说：你们的演习在深夜，宛平城门早关闭了，难道士兵会飞进城？你们说演习部队可能受到攻击，“可能”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们也不确定，还是你们想象出来的？况且，我方已奉命调查，守军并未有开枪者，城中更无日军士兵！
樱井说：王县长！你似乎还没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王冷斋：恰恰相反。
寺平说：哦？
斋藤说：这就对了……
看得出来，这个小秘书一直想插话。
王冷斋说：最近你们的军队一直围着宛平演习，不分昼夜，还不够严重么？如果我们的军队到东京去这样干，想必阁下也不会同意吧！
樱井一愣，说：皇军屯住在这里，依据的是当年跟贵国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这恐怕不是你一个县长该考虑的事吧！
王冷斋没搭理樱井，面对松井说：正如樱井阁下所言，我是小小的县长，华北这几年风云变幻，能说上话的都是双方的大员，一县之长，九品而已，在你们眼里更是无足轻重。但松井机关长，国家公事，既在任上，唯有恪尽职守，而无大小之分。调查昨晚之事，本人既然受命，便不敢有丝毫懈怠。
王冷斋是福州人，曾上过保定军校，1935年任北平市政府参事，1937年才就任宛平县长的，身处火山口的王县长，在事变爆发前就一直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在他那里没得到任何便宜。放在中日较量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县长，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多时候轮不到他说话，但正是在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却有一种特别能令人感动的东西。在赴国难这件事上，只有小人物，哪有小角色！
中日双方谁也没松口。
樱井跟松井用日语嘀咕了两句，然后说：既然如此，不如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咱们一起去宛平看个究竟。
王冷斋说：愿意奉陪。
小组中方成员有王冷斋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两个人，日方成员除樱井外，还有寺平、斋藤，一共六人，在清晨赶往宛平。
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朝阳如血。
在路上，寺平对王冷斋说：现在事态严重，中队必须撤出宛平，并允许日军进城搜查，否则冲突在所难免啊。
王冷斋回答：我只是奉命调查此事，无权处理此事！
宛平的金振中得到信儿后，派人出城把他们引了进去。大家来到县政府，说是来宛平调查，实际上是换个地方继续谈判。
谈了三个小时，樱井又提了三点：一是宛平里的中队出城西撤10里，然后日军进城搜查；二是中国方面赔偿、道歉；三是惩罚中队“肇事者”。樱井提出，惩罚的最低限度是营长，也就是金振中。
金振中的部队是个加强营，一共有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迫击炮连，兵力1000多人。金振中把一个步兵连放到平汉铁路桥东段和桥北回龙庙；一个连放在宛平西南角一线；另一个连在宛平城里，剩下的那个连为预备队。重迫击炮连则放在铁路桥西面，轻迫击炮连在宛平东门，重机枪连在宛平东南和东北角。
中日双方僵持时，王冷斋发现：宛平到北平的电话打不通了，电话线显然被日军切断了。他跟秦德纯那边失去了联系。王县长立即把秘书洪大中叫来，叫他秘密潜入丰台，在那里想尽办法找一台电话，把宛平跟北平的通讯连起来。洪大中奉命而去。费尽周折，在丰台靠近日军兵营的一家商会，洪大中找到一台电话，此时商会已人去楼空。这个电话，一边可以打到北平秦德纯那，另一边可以打到宛平王冷斋那，就这样，洪大中藏在丰台，秘密地把两地间的通讯又恢复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公务员为国所出的一份力。
这时候，已经从北平赶到丰台的牟田口廉也派人带信，叫王冷斋和金振中亲自出城与之谈判，被王、金一口回绝。王冷斋说，守土有责，我们动不得。王县长叫跟他从北平同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专员林耕宇出城跟牟田口谈判，日方这边派出的同行人员是寺平。
为防止日军偷袭，王县长和金营长没开城门，而是用绳子把二人从城头上顺了下去。
虽然有日本人在城里，但此时城外的一木清直小动作不断，日军不时炮击宛平，其中一发炮弹打到县政府，屋子塌了一角，尘土弥漫，樱井吓了一跳，心里大骂城外的日军，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此时日军已拿下回龙庙，随后一木分兵两路，一部进攻铁路桥（事变爆发后平汉线已中断），一部徒步渡过永定河，进击到对岸，从西面向卢沟桥包抄。
金振中得到战报，立即带着部队去恢复阵地，中日军队在平汉铁路桥发生激战！
在铁路桥争夺战中，两边的士兵都非常着急，失去了用步枪一枪枪打的耐心。所以没过多长时间，两边就都冲了上来，开始了提前到来的白刃战！刺刀拼上了，战刀和大砍刀也对上了！
有什么东西，已被压抑得太久！
直到这时候，卢沟桥那边还没发生战斗。该桥横在永定河上，与平汉铁路桥平行，桥东对着宛平，桥西连着河北省南部。一部分日军渡过永定河后，迂回到卢沟桥以西，为的是跟“一文字山”的日军对宛平构成合围。但迂回过去的日军没发动进攻，只是在7月8日晚6点多打了几发炮弹，步兵并没有跟进。
很多人把七七事变叫“卢沟桥事变”，但7月7日夜到8日天黑前，卢沟桥一线实际上并没接火。只是在一小队日军渡河时，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进行了警备。7月8日，北平的记者们发稿时，把第29军长官一再提到的“桥头阵地”（平汉铁路桥）当成了位置重要的卢沟桥。
历史就是这样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中午时，铁路桥那边，日本人不打了。
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说樱井他们在宛平。一木还恼火呢，说这事怎么不跟自己打招呼。
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下午3点多赶到铁路桥阵地。一个小时后，旅团长河边正三到了丰台。在前线的牟田口，以现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写了一封给金振中的信，叫一个曹长骑着自行车给金振中送信，提出把樱井他们送出宛平，要求城里的中队在当日下午5点前撤到城西10里外。
老金的回信很给力，并“幽”了日本人一“默”：
牟田口大佐阁下，我等不撤，将与此城共存亡。威胁无用。至于樱井等人，他们也愿意与城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入夜后，金振中选了150人组成敢死队，每人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片1把，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猛扑回龙庙。这里先前是中队的阵地，士兵们对地形十分熟悉，摸过去后，先是手榴弹全投出去，然后抡着片儿刀冲，很快便把守备阵地的50多个日军都剁了。
日军开始闻到自己身上的血味，原来也是咸的！
但到了7月9日，在北平，双方又经过一番谈判，达成可停火协议：中队退到永定河以西，日本军队撤回丰台，宛平城内的防务交由保安队负责。
中国这边开始执行协议，但宛平外的日军却不走。
事变爆发后，东京还没怎么着，关东军先不干了，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但关东军不是太监，而是骑在皇帝脑袋上的主儿。事变第二天，参谋长东条英机就拟了个至少向华北派两个独立混成旅的计划，并连夜派作战参谋辻政信大尉（还记得吧，当年在陆军士官学校捣乱的那位）到平津打探消息。
驻朝鲜军的小矶国昭也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日本驻朝鲜军仅有两个师团：第19师团和第20师团。小矶命令他们作好出击准备。
东京主持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是次长今井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爱知县人），但此人身体一直不好，卧床的时间超过了上班的时间，所以牵头人实际上是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
石原的部下、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富山县人）是北平那边河边正三的弟弟，这个河边脑子倒还清醒，没抱住石原说给他哥哥做主之类的话，而是主张现地解决事变。
石原拍拍河边的肩膀，安慰了一句：我也不会看着你哥哥的旅团出事不管。
石原不希望扩大事变，道理是：如果动员国内师团到中国参战，就意味着和中国的全面战争，如果是全面战争，在戒备苏联的情况下，日本最多只能投入11个师团，而这个兵力又远不能保证征服中国，就必定是一场持久战，而日本是没办法也没必要在中国打持久战的。
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也是这个观点。
石原的意见一出来，陆军大臣杉山元说：有道理。
在事变后的内阁会议上，近卫首相征求陆军大臣的意见时，杉山把石原的话重复了一遍。近卫说好，于是内阁拟出的对策是：不扩大，现地解决。
石原的另一个手下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第一个反对，认为必须对中国进行打击才能改变“排日侮日”的形势，让中国彻底屈服。
事变后，柴山和武藤各自的态度也就出来了，前者觉得麻烦大了，后者却很愉快。军部的参谋们开始站队。
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5期，新潟县人）第一个站在武藤一边。
陆军省军务局长后宫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7期，京都人）站在石原、河边、柴山这边。
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开始偏向于武藤、田中一边。
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恳谈会”上，仿佛五千只蛤蟆被扔进锅，石原是山形县人、武藤是熊本县人、田中是新潟县人、柴山是茨城县人、永津是爱知县人、后宫是京都人、河边是富山县人……日本各地方言一起上，你可以想象有多乱了。
北平达成停火协议后，武藤章仍在琢磨怎么把军队派过去。
在陆军参谋本部，武藤看见一个同事就拉住说：你知道么，北平的局势势必会恶化，必须作好南京的中央军沿平汉路北上的准备，我们至少要派过去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
武藤后来成为被绞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之一，也是七个人里官最小的，是唯一的中将。但事变时，他的作战课长的位子极为重要，业务内容就是负责筹划陆军的行动。
田中新一力顶武藤章。
按他日记里的说法，事变发生后，东京一片混乱，只有他和武藤“从容镇静”，所谓稳步开展工作，应对事变：“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在此种想法的基础上，该两课长对紧急派出以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为骨干的兵力，取得了一致意见。”
田中跟武藤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上了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主导了太平洋战争时日本陆军的行动。这两个人成了桥本欣五郎、长勇之后陆军最强硬的代表。关于这一点，从1937年5月20日日本海军情报官员就华北形势问题向海军省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关于撤销冀东政府问题，未能得到关东军的同意。但驻华各机关大都同意撤销，并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缓和目前僵硬的日中关系的唯一办法。所以，归国后即向上司报告，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排除关东军的反对，断然予以撤销。关于此事，（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今井清）和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也都同意，但作战课长武藤大佐反对。（陆军省）后宫（淳）军务局长、梅津（美治郎）次官、杉山（元）大臣都同意，但田中军事课长反对。
武藤章坚持向华北增兵，对石原说了一通，大概意思是：您是我的部长，我是您的手下，当年您在满洲的做法，让我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于您警备苏联的观点，也挺牛的。但怎么警备呢？光保满洲还不行，我们出兵华北，把这个跟南京政府的缓冲地带抓在手里，最终也是为了警备苏联啊。光有好处，没有坏处，中国人有句话怎么说？殊途同归嘛！
武藤和田中虽然都只是课长，但事变时所处的位置重要，对外作战计划和兵力布置，都由这两课课长拟订，然后往上报，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臣，通常所饰的是盖章的角色。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傀儡，而是日本军部的工作特点决定的。但处于作战课课长和参谋总长之间的石原就比较难受了，他把自己的担心都说了出来，但却没有顽强地坚持。
在武藤的忽悠下，原来骑墙的也一下子倒向了武藤，包括那位陆军大臣。在7月11日的“五相会议”上，杉山元开始支持出兵，并通过了除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外，再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到中国的决议。
近卫内阁就这样开始被军部牵着走了。
当年意志坚定的山形县小子有一种无力感，似乎一切都在靠惯性向前推，而武藤、田中等人是腻腻的润滑油……出兵计划是7月11日正式确定的，但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在10日上午就把扩大战争的讯号传到了北平。
北平那边，7月10日上午，王冷斋去秦德纯处参加中日联席会时，出现了“异动”。当时在座的，中国这边，除秦、王等人外，还有已赶回北平的冯治安师长；日方那边是樱井、斋藤等人。
秦德纯质问樱井：为什么协议达成后日军仍不时袭击宛平，而且没把军队从城外撤干净？你们已严重违反协定，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你们承担！
樱井搪塞：我们在搜寻战死的日军尸骸啊！这对我们很重要。
秦德纯说：我们可以出人帮你们找，但限期为24小时，无论找到没找到，无论找到多少，宛平城外的日军都必须全数撤回丰台！
樱井说：好。
但正在这时候，日本人寺平跑了进来，在樱井耳朵边嘀咕了几句，后者说：我得出去打个电话。随后，他对在座的日本人一使眼色，都出去了。最终是：一去不回！
形势变化了！
前面提到的今井武夫回忆：“（11日）下午两点，刚一步入（北平）特务机关，便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设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部打来电话，于是立即接通。打电话的是一名参谋（有可能是和知鹰二），他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已经决定，除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外，还将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到中国，所以现在再无必要达成停火协议。如果协议已经达成也要撕毁！”
情况如此危急，宋哲元在哪？！他已经到天津了。
宋哲元一到天津，南京的电话就跟了过来，何应钦在电话里说：中国驻日大使发来消息，日本国内已进行战争动员，延迟了京都以西3个师团的复员时间，全面侵华已成定局，叫宋立即回北平备战，不要在天津跟日本人谈。但宋不接何的电话，而叫手下代接。
宋哲元拜访了日本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佐贺县人）。
日本内阁决定出兵中国后，军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病秧子田代皖一郎换了，但田代还没来得及回国就挂掉了（7月16日）。
在天津，香月给了宋哲元点儿口头保证，无非是中国妥协，日本住手之类的话。宋哲元很激动，像一年后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带回跟希特勒签的协议一样。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这位老兄仍没看明白，还想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继续维持自己在华北的小王国。所以他返回北平后不但没进行备战，还把防御工事给拆了，并电告南京，不叫中央军北上支援，怕因此刺激日本人，我的地盘我做主，小小的冲突可以就地解决，华北不会有大事变！
终究是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