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那个年代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心怀很宽广，心中装的是中国，而非自我。在他们的心中，强国不是梦。是这样一群人，“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导者、科研工作者、建设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都在为同一件事而奋斗，因此他们成为了与“两弹一星”事业同行的见证人。作为“两弹一星”事业的亲历者，他们会牢牢记住那个年代，因为那曾有看不见的辉煌……
聂荣臻：回忆国防科研机构组建过程
20世纪50年代中期，聂荣臻出任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负责人；1956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此后，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任务，积极组建导弹研究院和核武器、飞机、舰船、电子设备、人造卫星以及其他兵器的研究机构、试验基地和国防科技高等院校，使科技战线获得一次次突破性成就。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得突出了。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唯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我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
当然，建国以后，我们建设了一些常规武器兵工厂，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只有常规武器还不能保证我国的安全，何况我们当时能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49页）在当代，我们必须发展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
1956年，我们首先组建了导弹研究院。当时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像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槃、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彬等同志，他们很快集中到了导弹研究院，由他们指导，开展工作，少走了弯路。导弹研究院成立以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种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源源不断地向该院集中。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其中技术人员占绝大部分。下面成立若干分院，不仅研究战略导弹，而且研究各种战术导弹。先从仿制苏联援助的一些导弹入手，逐渐过渡到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导弹研究院以后演变为七机部，即现在的航天工业部。
研究的导弹型号方面陆续作了若干调整。原子能及其配套的生产和研究机构，由宋任穷同志负责。先从勘探、冶炼铀矿资源和建立试验性小型反应堆入手，既研究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同时探索研制原子弹的途径。在此基础上，不久就成立了原子能研究设计院。原子能方面我们也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像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王承书、张沛霖等同志。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我国原子能科研进展也很快。原子能研究一开始就是由二机部即现在的核工业部抓总的。国防科委成立后，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
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设计师和工程师参加到这条战线上来，他们对我国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量的实际工作是由他们完成的。
在研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于是，我们一面大力建设导弹研究院和原子弹研究院的关键性研究试验手段，一面将大量课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各工业部门与各地方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请他们配合研究，提供成果，同时给以保障条件，这就带动了一大批学科，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
在研制“两弹”的同时，我们就着手建设原子弹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以后随着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我们又建设了一批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以及若干测量、观察跟踪基地或台站。建设这批基地和台站需要大量的测试、检验和观察、跟踪等设备，还有许多特殊要求的建筑设施。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有些不亚于“两弹”研制中所碰到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除了购买少量的关键设备而外，大量的也是靠全国大协作的方式研究解决的，这又带动了一大批学科。这些试验基地和台站，大多建立在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区，那里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很差。我们从军队抽调了大批优秀的指战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和政工干部，开赴这些异常艰苦的地区。他们在戈壁沙漠、海岛滩涂、荒山野岭或茫茫草原上安营扎寨，与科学技术人员、建筑工人等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艰苦创业，硬是把这些基地、台站按期建成了。在这些基地上，我们多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他武器装备的试验，有力地配合了国防科研工作的进行。我去过一些试验基地，亲眼目睹了他们吃大苦，耐大劳，创业维艰的感人事迹。至今，许多同志已经在基地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研制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他武器装备所取得的成就中，同样凝聚着基地同志们的心血。像对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样，人民将铭记和感谢他们的宝贵贡献。
在研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还大力发展了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因为大量的遥测、遥控、自动控制、精密仪器仪表等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这在当时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单靠协作来解决大量的电子设备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成立了电子设备研究院。后来又发现许多电子设备过不了关，是卡在电子元件、器件上，因此又成立了电子元件、器件研究院。电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两弹”的研制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电子学研究院还为其他军工部门和民用工业部门提供了一批科研成果。
因为集中力量搞“两弹”进展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决定，军队成立航空研究院和舰船研究院以及其他武器装备研究院。这些，也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回想组建科研机构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像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
——选自《聂荣臻元帅回忆录》
张爱萍：苦斗百年今复生
自1959年9月起，张爱萍先后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专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先后四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中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人的一生中，都有几个永志难忘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就是我人生中这样的时刻。那天，是划时代的一天，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一天，也是国外反动派心惊胆战的一天。
然而，这一天来之不易。
20世纪50年代末叶，中苏关系恶化，苏共领导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不久，就撤走了专家。这对刚刚开始进行核工业建设的我们，无异于釜底抽薪、当头一棒。赫鲁晓夫狂妄叫嚣：“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当时，我国正值空前自然灾害的困扰之中，国民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中国核工业面临是进是停、何去何从的关头。对此，中央领导层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暂时停止，等经济好转后再上马；另种意见是坚持搞下去。陈毅元帅说：“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少奇同志提议，先去调查调查，再下结论。毛泽东主席表示同意。
我有幸承担了这一使命。同刘西尧一起，在刘杰陪同下，走遍了我国核工业所有的研究和生产单位，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明确提出只要组织得好，全国一条心，在1964年炸响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这进一步坚定了党中央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毛主席为此发出了“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的号召。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总理挂帅、７位副总理、７位部级领导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直接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周恩来多次亲自主持专委会议，并作了一系列科学、具体的指示。邓小平总书记还给我打气说：“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定了，你们就大胆地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坏了是我们书记处的。”对所有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同志来说，这些都是多大的支持和鼓舞啊。
二机部决定，把苏共拒绝援助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名称“596”，以展示卧薪尝胆、矢志不渝、定要拿出“争气弹”的雄心壮志。
1964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我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在这前后，我曾多次到几个核试验基地及所有研制单位，耳闻目睹了那些隐姓埋名、甘为祖国做奉献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我军将士艰苦奋斗、团结一致、舍身忘我的战斗精神。当时，全国先后有20个省市自治区、26个部（院）、近千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凡是关于核试验的事情，一经中央专委决定，有关单位即迅速行动，全程一路绿灯，从未出现互相扯皮、讨价还价的不良现象，更没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利则干无利则算的恶劣风气。战斗在
千里戈壁滩上的所有参试人员，全都“不怕困难，不畏强梁；任凭天公多变幻，哪管风暴沙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祖国争光”。如此百折不挠、万众一心的艰苦奋斗，终于夺得举世瞩目的成功。
经中央专委批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定于1964年10月16日15时试爆。此刻，我和远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周总理都拿起了话筒。
当报时员报出“9、8、7、6、5、4、3、2、1——起爆！”的洪亮声音时，突然，在寂静的戈壁深处升腾起一股强烈耀眼的光芒，随即，从地面上凸现出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飓风般的冲击波以万马奔腾、锐不可当之势，从爆心向四周飞驰，巨大的火球在巨响声中化作巨型蘑菇云，向高空蔓延……
那一时刻，我强抑心中的激动，向总理报告：“核爆炸成功啦！”周总理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赶忙问身边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肯定地回答：“是核爆炸！”周总理说：“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毛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我马上去向他报告！”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结束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核历史，打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我们在研制成功的速度上远远超过了苏、美。后来，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说，这要感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给我们高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说来也巧，当天晚上试验场举行庆祝会时，周总理来电话告诉我，赫鲁晓夫下台了。会上，我向大家宣布了这一消息，全场欢声雷动。我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
十月十六狂欢节，
核赫两弹齐炸裂。
妄图称霸下黄泉，
为民造福上天阙。
——选自2001年《求是》杂志第13期
王淦昌：关于“596”工程的回忆
王淦昌，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两弹一星”元勋。他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以后就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带走一切资料，还讥讽我国离开他们的帮助“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为了记取这个教训，表示中国人的志气，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代号就定为“596”。当时我还在莫斯科郊外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埋头于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年底才结束工作返回祖国，到北京西郊原子能研究所准备建造加速器。
1961年4月1日接到通知说，二机部副部长刘杰约我即刻进城商量要事。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校友钱三强（他也是该部副部长并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也在座。刘杰迎上来紧握我的手，说：“今天请你来，是想请你做另外一件事，这和杜布纳的事完全不同，是请你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他还向我转达周总理的口信：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加强大。
我听后思绪万千，想起35年前“318”惨案的那一天晚上，叶企孙老师在他家中对我说的一番话：“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那般强盛，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从那时起，我下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祖国需要更加强大”正是几十年来我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愿望，现在投身原子弹的研制，正是以科学直接报效祖国的好机会，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我用这样一句话向他表示自己的心情：“我愿以身许国！”
当时要求我们三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院报到，我第二天就去了，由于国家机密之需，改名王京，从此隐姓埋名与外界隔绝17年。与我一起报到的还有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清华物理系7级（1935级）校友彭桓武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力学专家郭永怀，我们三人同时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等方面的领导工作。院长是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李觉。
不多久，陈毅、彭德怀和彭真等就到实验室来看望，陈毅还紧握我的手高兴地说：“有你们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
与那些已制成原子弹的四国比，我们的条件实在差得太远了。美国奥本海默创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时，一下子就招聘到1500名科技人员，可说是集中了欧美各强国的科技精英和工业力量。苏联则一方面运用强大的情报网从美国窃取核科技机密情报，另一方面又在进军德国时掳获大批重要科学家、工程专家、核机密资料、设备和铀资源。英法两国则充分利用了当年与美国合作研制原子弹的有利条件。唯独中国只能一切靠自己摸索，从理论设计到实验测试仪器、方法都是从头开始，艰苦创业。原子弹爆炸的过程是：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研制工作要先进行“冷试验”取得各种数据。最后才进行“热试验”。只要稍有一点差错，花了巨额经费辛苦制成的原子弹就会成为“臭弹”。
我们首先进行爆轰试验，地点设在怀柔长城脚外的古烽火台前，一个碉堡、十几顶帐篷，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场了。为争分夺秒尽可能多地积累实测数据，一天要打十几炮，加上这里原本就风沙弥漫，每天下来，大家都成了泥人、沙人了。
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新型炸药研制、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等方面取得大量实验数据，解决了一系列关键难题之后，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拟定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弹事业情况的报告》，11月3日毛主席批示：照办；并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在钱三强主持下，程开甲执笔完成了《国家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初步技术方案》，规定了两年内完成研制的计划，得到批准。位于海拔3000米的青海高原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便加紧了建设。
1963年3月集中在北京的科研生产人员便陆续迁往大西北，继续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不久我和李觉、吴际霖、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等就到该试验场组织进行原子弹点火装置测试，负责测试具体工作的是长期任我助手的唐孝威。试验成功后紧接着于11月20日又成功地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使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的结果获得了综合验证，为原子弹的设计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
1964年进行“热试验”的条件已经成熟，9月我和吴际霖到新疆罗布泊戈壁滩准备第一颗原子弹层炸试验。把没有爆炸装置的原子弹经由甘肃至新疆的铁路运送到罗布泊，其安全保卫工作可是紧张细致，所用的专列火车的燃用煤100多吨都经过仔细挑选检查，不让混入一丁点任何可能爆炸的杂质。各站检查这趟火车的工人均发一把特殊的铜锤，以防敲击检查时产生火花。当火车通过甘肃、新疆两省交界处的车站时，我和吴际霖被窗外的景象吸引住了，站台上一行行铁路干警和安全保卫官员笔直地站着，简直像雕像一样，守卫着铁路线的安全；听公安部领导说，他们已站了一夜。为了这颗原子弹，真是全民动员起来支援这一工程。10月14日19时，组装好的原子弹吊上并安装在103米高的铁塔顶部。
10月16日凌晨6时30分，一切不必要留下的人员撤离铁塔为中心的几十公里以外，一线指挥所由张震寰任指挥，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工人赵维晋乘坐吉普车到塔下，把原子弹的心脏——XY小球（即点火中子源，这是负责研制的汪德熙为它起的名）接插上。10时整，张蕴钰和李觉在操作规程表上签字，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结束，请指示。”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0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
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韩云梯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从10运转到0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30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在闪光和狂风般的冲击波过后，伏在几十公里长的一圈沙滩上的人群，穿着安全服戴着玄色眼镜狂跳起来，互相拥抱，欢呼：“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古老的东方巨人从此真正坚实地站起来了，任人宰割欺凌的日子告终了。邓小平在1988年10月24日说得好：“如果历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智慧决不比外国差，依靠自己的独创和勤奋，可以超过人家。从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到氢弹的试爆成功，美国用七年，苏联用四年，英国用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八年，而中国仅用两年零八个月。
——选自《世纪清华》
钱三强：核发展中的严峻考验
钱三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二机部（核工业部）副部长，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灾人祸同时重重地撞击着中国大地。对于中国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年代。
当我们自身的教训还没有来得及总结、清理，标榜“无私援助”的“老大哥”却在这时真的变了心。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的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
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其实，一年前即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曾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京剧《法门寺》中的贾桂，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在以往的中国，不乏其人，不乏其事，因此世界列强可以为所欲为，欺辱中国，蔑视中国人。
但是，历史的进步是客观存在。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再也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1960年7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再次发出号召，“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算的。”
疾风识劲草，严寒知松柏。在正确的决策下，原子能战线上的科学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和工人、解放军，不论男女老少，个个精神抖擞，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科学的伟大事业。
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
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为首的一批理论与实验物理的优秀科学家，从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调到核武器的研究机构，直接承担起各个环节上的攻坚任务。
苏联专家撤走后，周光召立即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二十余人联名向国内写信，请缨回国参战。周光召回国后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邓稼先为主任。
人马调齐，工作配套，各方面的研制进展神速。
有一种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苏联人称它是他们“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从不让中国科学家按近，就是参观学习，也只许站在老远的地方望一眼。我们原子能所为此组织了攻关小组，由学术秘书钱皋韵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和复旦大学等几个研究单位，经过四年努力，研制成功合格的扩散分离膜，并开始批量生产，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109丙机，成功地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原子能研究所及时组织了于敏、黄祖洽等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在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开展了氢弹原理的预研工作；核武器研制进入决战阶段后，于敏、黄祖洽等三十余人合并到武器研究所，加快了氢弹研制的速度，创造出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进程上的奇迹！
所有这些工作的成功，都离不开周恩来和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与指挥，离不开全国上下左右大力协同的奋斗精神。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遮盖在中国大地上的乌云吹散了，心头的疑团解开了，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道理就是这样简单明白：受制于人的地方越少，获得的东西就越多。
当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的时候，有些外国人还不以为然，以为只不过是一个低水平的玩意儿，直到他们对大气中的漂浮物进行分析后，才感到惊讶。
仅仅两年零八个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这回又有人说啦：“中国人真神！”其实也不神，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中国人并不笨，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中国人经过努力，也能够做到。
——选自《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
张蕴钰：勘选核武器试验场
1958年，张蕴钰被任命为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是中华民族第一任核司令,领导了中国核基地的建设。他把战争年代积累的指挥经验具体灵活地运用于核试验的组织工作，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贡献。
1958年10月20日，我乘火车去敦煌。敦煌有世界闻名的艺术殿堂莫高窟，又是通西域的要衢，西汉时，继武威、张掖、酒泉之后，在瓜州设敦煌郡，脍炙人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中的“玉门关”和“阳关”都在敦煌境内。这里长年干旱少雨，井少又深，群众生活用水要靠日常的重体力劳动，全县约5万人，只有南部地区出点棉花，人民生活贫困。城内街道狭小，县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建造的。我在城南关驻地见到了常勇和张志善、史国华、卫垒同志。他们都在此工作几个月了，确实很辛苦。我看了苏联顾问对核武器试验场的设计，编制有靶场主任、学术秘书、力学测量室、光学测量室、核测量室、放射化学测量室、技术室。这就是苏联专家提供的有关建立试验场的全部知识。以后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我感到惊讶的是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过300多万吨的氢弹了，我们建个核试验场只能试验2万吨的原子弹！
张志善、卫垒、史国华带我去察看选定的后坑场区，途经玉门关。玉门关原来是朝西方向一个豁口、轴长约20米、墙高约20余米、墙厚约l米、内呈圆形的土围子，向内30度的斜坡，是黄羊粪渐渐堆起来的。我绕外围走了一圈，又顺着向西不足一米高的长城走了一段，嗨！这远不像想象中的玉门关那样威严、可爱、美妙、传情，但这是真正的汉玉门关。我们沿勘察队走过的车辙继续前行，看到有些地方长着稀疏的芨芨草、罗布麻和野梧桐树。汽车停下来，蚊子的骚扰真是无可奈何。偌大的地区无草木，地质是大孔土，汽车陷下去无救援不能前进。我们来到了选定的靶场中心桩，看到了中心东北方向指挥点。
应该看的看完了，归途中，我深思着：距敦煌才120公里，大孔土能搞工程建筑吗？施工生活用水从哪里来……回到驻地，常勇、张志善、史国华、卫垒和我谈论着试验的条件，认为另选场为好。我回到北京向安东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总参装备部部长万毅同志分别汇报了情况和意见。在陈赓副总长召开的办公会上，我又做了汇报。他说：“那里不好，你们另找一个嘛！”有他这句话，我立即告知常勇、张志善同志，我也于12月15日左右回到敦煌，准备穿戈壁向新疆境内另选新场区。
选场最初的作业图上，敦煌以西还有两个方案，最西一个方案是在罗布泊，这是我们向西勘察的目标。勘察队人员有我、张志善、史国华、总参测绘局朱处长，上尉杨金岭管理汽车和生活。我们乘坐吉普车4辆、生活车4辆，携带10天饮水、油料、帐篷、粮、菜、罐头、柴和一部电台，12月24日出发，经玉门关向西。停车休息时，我们议论着玉门关建于何时，说不清楚，周穆王会见西王母后入玉门东还，这当然不可信，“穆天子传”也无此记载。大漠中有水就有路，可想民间往来总比张骞这位国家使者要早得多。汉朝时，去轮台傅介子斩楼兰王都要出玉门关，这里有过兴盛的日月。走！希望还在玉关西。
……
次日，我们乘兴逆河而上，西行百余里，目测中这个地面开阔的戈壁滩基本平坦，选一个中心点，分东南、东北、西北、西南方向踏查地形地貌。看来这里完全适合选场条件，我们就地打下了一根木桩，这就是使用至今的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
勘察任务完成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我们的归程是经辛格尔去吐鲁番，可是走了很多路都走不通，只好乘车按原路返回，想找到由罗布泊去鄯善那条路，我们车队在地图上是什么位置不敢确定，连指北针也有点怀疑，我们都有些着急，怎么走呀！杨金岭同志说好几台车汽油不多了，又是急上加急！工程技术员说在山顶上看到山下有个小水沟，听说有水，真是一惊一喜，好！开车下沟，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叫沙窝，有两公里长的一条小溪。“很好！今天是岁末，就在这里过年。”我说。张志善、史国华和大家一齐包饺子，我起草电报，发给总参万毅部长向他祝贺新年，并告我们一行正在寻找道路回鄯善。我让杨金岭对每辆车的油量都测一下，还有多少油、能跑多少公里，我想必要时甩掉几辆车。饺子熟了，饱餐一顿，戈壁滩大，饺子也大，就是没有酒，也过了个好年。我和蒋继宗同志闲谈起来，他曾留学德国，要说早应有个家，但他还没有结婚。我顺口吟诵了《浮土德》中的一首诗：
“美丽的姑娘，我可不可以挽你的手儿，送你家去？”
“我不是姑娘，也并不美丽，回家的路儿呀！我自己知道。”
我说你勇敢一点，不要怕碰钉子嘛！
第二天，张志善派人去找路看到了车辙，我们寅夜上路，在高土梁上野宿，单布帐篷抵挡不了寒风，早晨起身时发现，自己呼出的气都结成了冰，将头发和棉被冻结在一起。当然，这只用小小的智慧就解决了。回到鄯善，我由哈密乘飞机回到北京。
在北京，我将在罗布泊勘察情况向万毅部长、陈士榘司令员作了汇报。1959年1月下旬，我陪同万毅部长、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同志由北京飞往新疆，在罗布泊新选场区进行空中观察，飞机临空时场中燃起三堆大火以示目标，我在飞机上，一边对地面观察一边向万毅部长报告情况和回答他们的询问。看！这就是孔雀河，约一个流量，距场区20公里，施工、饮水没有问题。孔雀河至北山60余公里，东西长100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是冲积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筑路，就地取材很便利。这里长年风向是西风，下风方向，东至敦煌之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还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在西南方有村庄是铁干里克，也在120公里以外。飞机盘旋几圈后，飞往乌鲁木齐。万毅、唐凯都说“是个好场子。”
我们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同志通报了情况。2月初，我们一起到北京，由陈士榘、万毅和我联名向国防部写了专题报告，建议核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西北地区。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正式批准这个报告。3月25日，国防部通知新疆军区，0673部队进疆，执行特种工程任务，该部的军事、行政、党政、后勤工作均归新疆军区领导，特别注意保密。
——选自《共和国军事秘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