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功勋 聚之精神
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郭永怀、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作为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科学巨子，他们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他们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他们热血铸剑、天宇拓荒、踏浪逐星，为共和国的国防建设事业燃尽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他们如浩瀚天宇上的明星，放射着永恒的光芒！
中国两弹之父——邓稼先
他，一个忠厚朴实的人，却毅然决然地参与了共和国核研究工作；他，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戈壁的风沙吹散了他的姓与名；他，一个满腔热血的人，为祖国隐姓埋名几十年。当戈壁风沙在天空狂舞时，那个不知道是谁的灰色身影与风沙融合在一起。他，就是邓稼先。
年少时的邓稼先，在他即将迈进校门时，父亲就为他立下“三不朽”的规矩：立不朽之德，立不朽之言，立不朽之功。直至几十年后，这“三不朽”依然是邓稼先遵循的原则。
邓稼先的少年时光并非充满欢乐，因为那时国难当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略北平城。所谓国破家亡，邓稼先的家庭也在战争中颠沛流离，亡国恨，民族仇，一并结在邓稼先心头。
立志求学报国的邓稼先，于1941年秋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是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南迁后合并的一所学校。抗战时期，邓稼先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抗战胜利后，21岁的邓稼先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此后，邓稼先心怀救国的抱负，远渡重洋，赴美留学，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邓稼先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能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学业，并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那时的邓稼先刚刚26岁，人们折服于他的聪明才智，惊叹于他的年轻有为，都称他为“娃娃博士”。
这位别人眼中的“娃娃博士”，做起事情来确有年轻人的果敢，也有博士的缜密，他于得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就返回祖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在此后的八年间，他始终在进行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工作。
1958年8月的一天，时任中国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对他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邓稼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接受钱三强交予的任务后，邓稼先彻底消失在了亲朋好友的视线里。为了对中国核事业保密，邓稼先没有向家人说出实情，即使是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忙些什么。这个谜题，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才揭晓答案。近三十年的隐姓埋名，邓稼先一心扑在了发展中国核事业上。
作为中国核事业的骨干力量，邓稼先肩负重任，在核工业发展“龙头”——原子弹理论设计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名的“九次运算”，后来被数学家华罗庚称为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邓稼先不单是别人眼中单凭脑力工作的科学家，他的身影还常常出现在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令所有人热血沸腾。爆炸后的浓烟还未散去，为了尽快得到最珍贵的数据，邓稼先不顾核辐射的危险，亲自进入爆炸现场采样。
如果说邓稼先为中国核事业的贡献仅停留在原子弹的话，那还远远不够。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投入到了氢弹的研制中。他和另一位科学家于敏共同研究的氢弹方案——“邓—于方案”付出了实践，这颗氢弹在原子弹爆炸的两年零八个月后试验成功。
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他常说：“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小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在一次新型核弹实验进行中，飞机携带核弹直飞爆心，却久久没用听到投弹后的爆炸声。焦急等待的科技人员有些不知所措，当大家环顾四周时，竟发现邓稼先已经向试验场走去了。
邓稼先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即使身患癌症，也始终坚守在大漠深处。1984年，邓稼先亲自指挥的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次年，他的癌扩散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而他的心愿却是那么的简单——在国庆节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中国核事业的领路人邓稼先与世长辞，而病榻上的他唯一放心不下的还是那份光荣的任务，“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是他最后的嘱托。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钱三强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在钱三强眼里，“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就是他的完美人生。
钱三强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三强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29年，即将中学毕业的钱三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几本进步书籍，书中对中国未来的展望，深深牵动着钱三强的心：以兰州为中心建成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设立大港……钱三强读者，仿佛看到了中国光明的未来。他越发感到，使国家摆脱屈辱，逐渐强大，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唯一的途径。于是，他果断决定：学工科，将来做一名机电工程师！从此以后，钱三强便与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钱三强16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钱三强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次年，七七事变爆发，钱学森怀着报国之志远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师从居里夫妇。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不久，新中国举行了开国大典，有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的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刻，他真正地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心中更加坚定了建设国家的决心。
新中国建立之初，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创原子能事业当中。他在中国科学院先后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核事业后，钱三强又成为了制定规划的重要人选。作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1958年，钱三强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包括邓稼先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在核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所以，在中国的科学界，钱三强领导的研究所堪称“满门忠烈”。
在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设备后，中国的核事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疾风识劲草，严寒知松柏。钱三强带领原子能战线上的工作人员，以“自力更生”为口号，继续发展中国的核事业。研制原子弹，必须提炼出铀—235。当时，有一种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最关键的部分，苏联对这个技术严防死守。“
别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为此钱三强组织了攻关小组，联合中科院、冶金部和复旦大学等几个研究单位，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成功研制出合格的扩散分离膜，并开始批量生产，为中国制成原子弹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当第一朵蘑菇云在中国的西部上空绽放时，钱三强回忆过往的岁月，感慨万千：“曾经以为最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是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服的‘黄金时代’。”
毛泽东曾说，“原子弹，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正是在这样的目标下，钱三强倾尽一生，脚踏实地、艰苦攻坚，创造了世界原子能研究领域的奇迹，为共和国铸就了不朽的丰碑，最终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同时也实现了他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每况愈下，却依然坚守工作岗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这位科学巨擎对中国核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就是钱学森。而这逐字逐句，正是钱学森一生的写照。
“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身居美国的钱学森，事业可谓是蒸蒸日上，他却因为祖国的需要，毅然放弃名利，毅然选择回国，“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正是心怀真挚的爱国热情，钱学森回国后不仅是“为人民做点事”，而是为新中国在航天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每每提到这些，谦逊的钱学森总是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1955年，对于钱学森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钱学森同家人一道乘车返回祖国，上岸的那一刻，钱学森发出了内心的感叹：“我终于回家了！”钱学森的回国，不但预示着自己的命运即将改变，他也将推动中国科技发展的进程。
从钱学森回国之日起，中国的空间研究开始高速发展。钱学森知道，他在太空时代尖端科学领域作出原创性贡献的日子已经在美国结束。在中国，他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成就巅峰事业。
钱学森与钱伟长、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1956年初，钱学森主持建立的力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2月17日，他向国务院提交了第一份绝密报告——《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笔作了批示。报告中，钱学森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发展中国航天技术的建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制定了重要的实施方案，成为了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之作。
此后，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以及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直接领导和参与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而这些工作的成果就是：1964年6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枚自行研制的导弹。四个月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成功进行。1970年4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
钱学森的成就越多，索取的却越少。这一点从他的履历表就能看得出。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后来他主动提出当副院长。原本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他，之后也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对待自己得到的奖金和稿费，钱学森或资助学生上学，或为西部地区的治沙事业捐献了。
对于钱学森这样的科技人才，美国始终“念念不忘”，多次向钱学森发出邀请，但是都遭到了拒绝。1979年，加州理工学院授予钱学森“杰出校友奖”，钱学森也不为之动容。“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起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在科学研究和教学方面，钱学森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统一结合，品德情感与智慧能力并重，培养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他一贯坚持把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应用技术相结合，提出要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优势互补的长处。“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作出有益的贡献”。
钱学森从归国以后，就再也没有停止为中国的核事业作贡献。几十年的光阴，见证了钱学森的付出与回报，也见证了钱学森从年轻到年老。2009年10月31日，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蜚声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安详地离开了；而他的所留下的精神和思想，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时刻鼓舞着中华民族在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等广泛的领域，自主创新，不断进取，为中国航天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努力。
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
他一片衷心报效祖国使命，让嫦娥奔月走出传说，以一百颗心撑起中国航天科技的跨越发展时代，一万星光人生，一部中国航天史。他，就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最年长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孙家栋的人生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 “第一”密切相连，他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
18岁时，孙家栋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后转入汽车系。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后，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1951年9月，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期间，孙家栋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五年后，孙家栋获得斯大林金质奖章，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1958年，孙家栋学成归来，带着满身的荣誉回到祖国，开始导弹研制工作。
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由钱学森推荐，38岁的孙家栋受命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技术负责人，担起卫星研制的重任。当时在导弹研制领域已颇有建树的孙家栋，为了国家的需要，转向航天事业，迈进了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大门，开始创造另一片天地。
上任后，孙家栋以平时的果敢作风，挑选和聚拢航天人才。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共挑选出戚发轫、沈振
金、张福田、朱福荣、孔祥才、韦德森、尹昌隆、王壮、彭成荣、杨长庚、张荣远、王大礼、郑忠琪、刘泽光、鲁力、林殷定、王一方、洪玉林，这18个人后来被誉为“航天18勇士”。
孙家栋组织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同时，法国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射第一颗卫星。在这种局面下，孙家栋不得不加快研制步伐，然而工作之初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当时，由于各部门协调工作并未完全统一，有的项目进展很快，有的项目还未动工，甚至有的项目还没理出头绪。在这种情况下，孙家栋对情况进行了一番了解，并报告给钱学森。在钱学森针对出现的问题反复研究的同时，孙家栋也亲自到第一线深入调查。最后，孙家栋根据实际情况，想到一个问题：能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第一颗卫星的基本任务。所谓基本的任务就是完成研制卫星的基本方针“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孙家栋很清楚，如果这四点做到了，就是发展航天事业的一大突破。
此后，孙家栋根据十二字方针，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他建议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接着分两步走：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孙家栋的创新思维和清晰的科学路线，受到了钱学森的赞赏：“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相比“上得去，抓得住”，能“看得见，听得清”卫星更有难度。对于这个新的课题，孙家栋和他的科研团队想到一个办法。用于运载卫星的火箭共有三级，既然如此，就在火箭上做文章。火箭与卫星分离的时候，距离并不远，基于此，火箭上开始多了一个“围裙”，使人们能够用肉眼观测到卫星的位置。
由于受到“文革”的冲击，孙家栋由于身世背景的缘故，有一段时间都处在“靠边站”的位置。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钟爱的事业。就在卫星定曲《东方红》，所有仪器、部件已由图纸变成了实物后，严谨的孙家栋发现零件总和超重了。于是，他主动要求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
在发现卫星的总重量很可能超重的情况下，孙家栋立即找到负责火箭部分的工作人员协商。当时方案中制定的卫星重量为100公斤，结果经过一系列的核算，最终敲定为173公斤。也就是说，中国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相当于苏、 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
令孙家栋稍感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特殊，他没能出现在“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现场。但是，当天他特意来到天安门广场，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观看了卫星飞经北京上空时的盛况，“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从1967年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起，在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 34颗，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因此，孙家栋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
曾经的红衣少年，此时的白发先生，几十载航天岁月谱华章，他与同事们，在茫茫星空中镶嵌了30颗中国卫星。如今，他更以儒将之风，挂起绕月工程之帅印。孙家栋半个多世纪以来倾注于中国的航天事业，参与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的辉煌，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继续活跃在共和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已经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两弹一星”精神
在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20世纪50、60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那时的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打破核大国的垄断与讹诈，同时为了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做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此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科研人员发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精神，风餐露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依靠自己的力量，仅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创造了原子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上天的奇迹，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的辉煌成就。原子弹试验发出的春雷般巨响和卫星传回地面的《东方红》乐曲，庄严地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以科技创新精神为核心的“两弹一星”精神，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为中国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之一。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的坚强精神支柱，凝聚着研制工作者们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反映出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广大“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胸怀强烈的报国之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合而为一，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许多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甘愿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他们隐姓埋名几十载，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奉献，有些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人诗篇。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广大“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他们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发奋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的伟大胜利。他们凭借惊人毅力和勇气，在中国的西部奏响了科技凯歌，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顽强拼搏的能力。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在研制“两弹一星”的不凡历程中，来自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成千上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团结协作、群策群力，汇成了向现代科技高峰进军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中国的科研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他们用自己的辉煌业绩，攀上了一座又一座令人望而却步的科技高峰。
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生动体现，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两弹一星”事业，是新中国勇攀科技高峰的伟大壮举，其成果是中华民族勇气与智慧的结晶。
“两弹一星”精神既凝结着以往的奋斗，也昭示着未来的希望。它不仅成就了“两弹一星”伟业，也早已融入到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血液中，在新时期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