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煎熬中慢慢地流失，孤独和寂寞时时在侵蚀着心灵。在痛苦中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临近元旦的时候，我才接到玉玲间断了两个月的音讯。她告诉我生了一个男孩儿，是早产，当时送到医院时，大夫给婴儿判了死刑，说生存的希望几乎是零。玉玲从床上爬起来，泪如雨注地跪在大夫面前，恳求大夫无论如何保住婴儿的生命，哪怕是选择母子只留一个的情况下，也要保全孩子。因为孩子的父亲为了保护她误伤人命，现在生死未卜，孩子是他唯一的骨肉，假如丈夫被判死刑，日后，也有个给上坟烧纸的人；如果被判重刑，晚年回来也能有个依靠。玉玲的哭述和不停地作揖磕头，打动了大夫，由此，在临产时采用第二方案，力保婴儿。就这样，在医院大夫的全力争取下，保住了孩子。但孩子刚出生，鼻子耳朵还没长齐，且心瓣没有打开，还患有肺炎。这也是一直没有给我来信的原因。因为直到12月份才刚刚出院，现在孩子的发育已经正常。外婆给孩子起名叫“铁蛋”，玉玲让外公给起个名，外公说还是让他爸爸给起吧。
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而在家族中每一代取一个字，以便经历几代后，能在家族中分辨出是哪一辈人。宋氏是一个大家族，从祖上承传至今，都是哥俩分支下来的。原本哥三个，丢了一股，严格地说，宋姓男女是不许联姻的。
初为人父，我的心里很兴奋，也很感激玉玲为保全婴儿之举，但痛苦的是把这份抚养孩子的担子交给了玉玲一人承担，当然也不能陪伴着孩子成长，尽到人父的责任。思来想去，孩子就叫“宋兴磊”吧，“兴”取兴旺之意，且我辈为“振”字辈，那“振兴”之希望就在此了，“磊”希望孩子日后做人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从字面上是三个“石”字构成，也希望孩子的命硬如“石”，经得起风暴之袭。
在以后羁押生活中，我又多了一份思念和牵挂，经常在脑海里勾勒孩子的模样。玉玲给我生了儿子，我坚定了把官司打到底的信念，最起码宋振岭有了后代，而你被害人却永远消失在宇宙空间了。在公共场合，你调戏我爱人，我没怪罪你，即使和弟弟发生吵斗，我都忍让并百般劝解。电影散场后，你却召集数十人大打出手，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亲人遭你毒手，别说危及生命了。一个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一个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和弟弟，那是天大的耻辱。
春节很快就到了。这是我失去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看守所每顿给加了炒菜、炖菜，主食以馒头米饭为主。大年三十，看守所给每个监房发了十支香烟。这也预示着节日里可以抽烟。各监房都八仙过海设法往里弄烟。有能力的还能搞点儿酒来，看守所给各监房发了扑克牌，瓜子、糖块和苹果。
三十晚饭后，各监房串联起来搞演唱会，拉歌，看守员其实听得一清二楚，但也是默认了。作为一贯严肃、紧张的场所，顷刻间像开放的大市场一样，热闹起来。除一房是拘留房，春节前全部释放外，从2房至女房12房，每个监房拉一首歌，循环着唱，欢笑声暂时给压抑了很久的人们带来了一丝轻松。
我对文体是个爱好者。在众人的一再盛情邀请下，我为全看守所的难友们唱了一首《囚歌》。女房提出要和我对唱《敖包相会》和《十五的月亮》，两首歌曲把歌会推入了**。也由此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六，每天晚上，两首歌曲成了保留节目。
晚上，一般的情况下，看守员溜一次道子，就再也不进来了。
到1988年春季，我在看守所里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一是许多监房需要我给进烟，关系好一点的帮助进点酒喝，再者，凡是判刑后认为量刑不当上诉的，十之*都求我代笔帮忙。久而久之，人气指数渐高。
一天，我所在的监房被拆开了，把我分到了八监房。一进监号房，我把行李放到铺上，便一屁股坐在了铺边上。号里人问我：“宋哥，你的房怎么给拆了？”我说现在各号里人关押的少，我号才五、六个人，看守所并号也很正常。
头铺的人忙让里面的人依次串铺，然后，他搬到了二铺上，，让人把我的铺安到了头铺。我说：“这多不好意思。其实睡哪儿都一样，我还是睡对面的顺铺吧。”
“别的，宋哥。你能调到我们号是我们号里人的福分，这下子好了，我们省着每天为抽烟犯愁了。”头铺说。
我忙问：“怎么，号里的烟不够抽啊？”
头铺说：“这号里就我能整点儿进来。都会抽烟，钱也带不进来，宋哥，你的钱是怎么弄进来的？”
“谁开庭，就往里带个三十、五十元的。再者，和家里联系，设法让溜所犯人往里给拿。”我告诉他们。
刚进号，大伙这么热情地欢迎我，且把头铺倒给了我，怎么也得表示一下。我给原头铺扔过去一盒烟，其余的两人一盒。一般的情况下，底下人无论给他多少，他不敢奢侈，一支烟用报纸卷着抽，掰成三截，甚至四截。
凡是我到的监号，不主张欺压人，如果实在不像话的，我伸手揍他一顿，轻易不让别人伸手，事过去也就拉倒。有的监房，黑天白天的打。
看守员所长姓曲，叫曲禄太，人还算不错，是我刺死的被害人家邻居。后来他很恨我，但我能理解，因为我为了救一个死刑犯，帮助写材料，往外带材料，又帮助从北京请律师，把看守员的管理工作扰乱得够呛。
这一天，看守员曲所长找我谈话，让我带头“创文明监号”。一个时期以来，各号凡是进来好打好闹的年轻人，看守员管理有困难的，就往我号里调，交给我，这些人到我号里后，都老实了。其实，我心明镜的，是我在地方两次出人命，而且这一次刺死的是地区公安局长的侄子，被害人华宇在地方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创立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五虎帮”，自任帮主，在地方很多人都惧怕华宇。我把“帮主”给刺死了，很多人必然会打怵；二是我1.86米的身高和180斤的体重，完全能震慑住他们。
我答应了曲所长的要求。回监房后，开始清理号里卫生，要求把内务叠得横平竖直。人犯坐有坐样，反省时坐成一条线，号里杜绝打骂，闹号现象，这一改变给看守所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时号里岁数小的想学习，我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给他们补习文化知识。随之，各个监房相继效仿。
每周五看守所卖货时，曲所长都会扔进一箱方便面作为奖励。每周六、周日，将看守所的彩电抬到我监房，让号里人看电视。其实，表面的工作做得很到位，给看守所脸上添了光，但暗地里，号里抽支烟，被曲所长抓住也不吱声。要是以往，一是清号，二是抓住谁，就要加带戒具，一顿电警棍。看来人都是相互尊重的。他希望我这样带头，因为我以前烦心闹号的时候，给看守所也弄得挺闹心的。
一天， 我在读《人民日报》时，一个企业的法律顾问解读的法律知识，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他叫宋迎跃，是中国法律事务中心的律师。随后，我给宋律师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法律求助信，希望能在诉讼中得到他的帮助。并简单的介绍了案情、性质、以及被害人亲属的社会背景，告诉他，这是一起面临着“权与法”较量的案件。
信投寄出去不久，我收到了宋律师的来信，表示同意担当我案诉讼的辩护人。在随后的信件交往中，宋律师进一步地掌握了案情及可能存在的阻力。他说我案的情况，他已向单位领导反映。他的主任王明毅将和他一同担当本案的辩护工作。
看守所新调来的一名管教，叫王颍涛，和我的邻居陈凤国关系较好，以前在曙光派出所当民警时，和我也有过来往。我委托他把宋律师的信件转交给了我的弟弟振库，让家里进一步地与律师接触。
六月份，我因胃窦炎，每天开始到地区医院点滴，每天早晨出去，下午回来。家里人和朋友知道后，每天都去陪我，中午的时候，给看护的两名管教买几个菜，买点酒。由朋友陪着吃，关系处得比较不错。这期间，家里人都见到了，只有玉玲和孩子在齐市娘家没有见到面。这时，我也见到了枫和他的爱人，他俩正在开饭店，每天给我送几道爱吃的菜，做些油饼。但我没想到这次一见却是诀别，半年后枫死在了他亲弟弟的刀下。点滴一直持续了半个月才结束，庆幸的是我把我的想法和外围应做的准备工作都交待清楚了。
八月份，我的右耳垂下又结了一个粉瘤，越长越大，看守所把我送到医院做了手术。此后，每天需要医院打点滴，后改成注射。这次，我有幸见到了玉玲和孩子。玉玲告诉我，上次接到信后，就赶回来了。但点滴已经结束了。到看守所里想见见我，所长不让。
我见到她们母子的时候，鼻子一阵阵地发酸。这个时候，如果不发生命案，一家三口是多么的幸福啊！我伸手把儿子抱过来，想要亲亲儿子，儿子没命地哭喊找妈妈，玉玲只好把孩子接过去。我顺手去摸儿子的小*，儿子一劲儿地用小脚踢我，儿子幼稚的举动把我给逗乐了。我忙说：“好，好儿子，一定要保护好！
这次打针，我又见到了第二个诀别的人，就是从小一直疼我的外婆，此时，外婆已近八十岁了，一年多没见面，耳朵好像已不听使唤，我喊了两声：“姥姥、姥姥!”她却没听见。妈妈告诉我说，外婆说什么也要来看看我，说可能也是最后一次看振岭了。如果母亲双目失明的话，倒不如说，我是外婆一把屎一把尿把我抚养大的。从四岁，我就睡到外婆身边，直至18岁，自己有了寝室。听到外婆的心愿，我的泪水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