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岭！”管教在喊我，我睁开眼睛一看，管教在开号门。我开始穿上衣、穿袜子，下身不用穿，平时仅套一条绒裤，这样出去就行。我走出号门，“可能是曲所长找我谈话”，我心里想。
管教把我带到走廊顶头处，我奔值班室走去。管教喊我：“这屋，你往哪儿走啊！”
我推门进屋，屋里坐着一个准备记录的和一位披着大衣一米八左右个头、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这位男子指着凳子说：“你坐下吧！”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你的上诉状和材料，我们已经收到。”他说。
“你是哪儿的？”我忙问道。
他又补充说：“我是省高院承办你案子的二审办案人。”
我听后，“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下，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求生本能的反应，似乎是一种压抑了太多太多的委屈，顷刻间喷发了出来，这不仅是最后一次机会，也是第一次，历时三年跨出地方势力影响的关键一步，假如我尽力去争取了，省高院的态度也是那么强硬或不明朗，那么，采用正当途径解决的可能性算是彻底没有了。因此，我明天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采取行动，一场震惊全国的血案会让这些混进执法队伍中的“王八蛋”付出惨重的代价。
高法办案人忙走过来往起扶我，边扶边说：“宋振岭，你听我说，你赶紧起来，你这样我没法审你了。”
“我就跪着让你问吧，也许这样能把我的冤枉说明白。”我说。
高法办案人说：“你听我话，必须起来。有什么话坐着说。我和你这么说吧，我不管一审怎么判处你的，我今天来是代表一级组织来的，任何人干扰不了我的办案。我还告诉你，宋振岭，我杀，要杀你个心服口服；我留，要留你个心服口服。你站起来，别耽误事儿，提完审后，我还要去给你取证。”我听了他的话，仿佛找到了一点公正的感觉，我站起来坐在了凳子上。
他朝书记员要了一支烟递给我说：“先抽支烟，稳定一下情绪，一会儿好回答我的问话。”
办案人说：“宋振岭，你的观点材料上写得挺明白了，咱们争取时间，别啰嗦，我重点是给你取证，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不行？”
我说：“行！”
办案人让书记员做记录，开始按常规审讯一样，姓名，年龄等自然情况问了一遍。之后问我：“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刺的华宇？”
我说：“是在他举着铁皮包的木棒打向我爱人头部（目标是三弟宋振平，此时我爱人抱着三弟的头）时，我刺了他腹部一刀。”
他又问：“你刺完华宇后，再见没见到华宇？”
我说：“他受伤后，没有马上离开，我转身追另一个人回来时，见他空手跑入人群里了，此后，再也没见到华宇。”
办案人又问：“你刺华宇之后，回家里和别人讲这个经过了么？”
“没有，也没有时间谈。”我说。
办案人问：“在你投案自首的途中，被公安机关碰上，当时都谁陪着你一起来的？”
“所继生的母亲，她和我一同前来，想看看她儿子所继生。”我答道。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办案人接着问。
我说：“我只恳请上级法院能够慎重处理此案。”
办案人让我在材料上签字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眼记录上办案人的姓名：“崔振东。”
“你们家离这有多远？”崔法官问。
我说：“开车也就二十分钟吧。”
崔法官说：“就这样吧，我们马上去取证。不过，宋振岭，我告诉你，你的表现看守所领导向我反映了，我希望你要善始善终，好不好？”
我点了点头。
临出门的时候，崔法官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这是一种善意的举动）
我回到监房后，朱佩金第一个问我：“怎么样？”
“高法到五一村去为我取证去了！”我说。
“你看办案人的态度怎么样？”看守员扒在栏前没走，也关心地问。
“始终说话、问话语气都很温和，问的问题也不刺耳，都是对我有利的问题。”我如是说。
“看来有戏！”号里人都说。看守员拎着钥匙走了。
我说：“但愿如此吧，在没有合议下来之前，危险与希望并存。”
晚上就寝后，我的心里有一些轻松。
我对朱佩金说：‘从提问的问题来看，第一，重点是问在什么情况下刺的华宇，这是肯定我是否具有防卫情节；第二，问我回家后和别人谈没谈刺华宇经过，这是核实那份传来证据；第三，问我投案自首时的证明人，是重视了我的投案自首问题。而且，崔法官还说：要杀，杀我个心服口服；留，留我个心服口服。可以肯定地说，杀是肯定杀不服我，如果留我能留服我，只有正当防卫能留服我，显然，现在办案人有按防卫认定的意图。“
朱佩金说：“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那样哥们都替你高兴。“
我说：“结果有这么几种：一是正当防卫，无罪释放；二是防卫过当，无论是杀人或伤害定性，有投案自首情节，要不免予刑事处罚，要判也判不了几年；三是以故意伤害（致死）定罪，够不上情节恶劣，适用不上“严打”条款，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那事件的起因和事态进一步扩展，均是华宇一手造成的，华宇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其次有投案自首从轻情节，如认定这两个情节，是十年至十二、三年之间的罪，认定其中一个情节是十五年的罪；四是，假如故意杀人罪定性不变，认定上两个情节，是无期或十五年有期徒刑；相反，认定上其中一个情节就是死缓；五是继续维持原判。从今天提审的情况分析，死刑的可能性不大了。”
朱佩金说：“超过十年罪就申诉。”
我说：“那是后话了。”
夜很深了，我在心里想：“明天就是曲所长值班了，冒险行动应当放一放，下一步，听一下北京律师的意见和高院交流的结果；第二，了解一下家里传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