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受到错误对待和处理的党员、干部脱帽致歉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避免或减少各种“左”右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普遍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皖南事变后不久，再次提出并正式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学习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这一运动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纯洁党的组织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促进全党的成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产生了极为深远与广泛的影响，为党的建设积累了极为丰富有益的经验教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运动的后期，也发生了一些与整个运动的目标与宗旨不相协调的严重失误。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的历次运动似乎存在一个规律，即任何政治运动，无论这个运动是以思想整风的形式发动的，还是以解决政治问题为动机发动的，最后总是以组织上的处理而告结束。而在组织处理中，又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不管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这种现实，这个规律总是要顽强地显示出来。即使被人们认为是思想整风运动典范的延安整风，也难免出现这种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不和谐现象，主要是指康生假借审干名义而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之所以要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并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是因为在他看来，混入延安及各革命根据地的特务、反动分子遍地皆是，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其根据是：
整风运动发动时，边区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加紧对边区进行军事进攻准备的同时，也向边区派了大批特务，伺机进行破坏。特务头子戴笠曾在陕西汉中开办过一个特务训练班，将一些受过训练的特务40多人，分期分批地派到陕甘宁边区，其任务是打入要害部门，窃取要职，长期埋伏，伺机进行策反、情报活动。这些被派到边区的特务，其家庭大多在西北或陕甘宁边区临近的地方，他们害怕被发现后全家受到牵连，于是有一个人主动向边区保安机构作了坦白，并提供了线索。到1942年底，这些特务全被破获。但在这时国民党又准备发动第三次，中央不得不以高度的警惕来关注国民党的各种动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务，肃清反革命分子。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提醒全党注意反特斗争。1943年5月初，他又提出，要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
在此前后，康生通过大搞逼供把仅属于思想问题的王实味等人打成“托派反党集团”，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敌情观念。王实味本是一名作家，由于他对某些领导同志有意见，并且不能正确看待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又因其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里，思想比较偏激、自由、散漫，在整风运动中，他于1942年2月17日在《谷雨》杂志第1卷第4期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3月，又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野百合花》。在这些文章中，王实味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他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认为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把政治家与艺术家对立起来，说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后来，他又在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上发表文章，批评党内某些不正之风，要求“绝对民主”和“绝对平均主义”，在一些人中引起了不小的共鸣，也产生了一些思想混乱，并在国民党统治区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从前线回来的王震在看了这些文章后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在看了这些墙报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4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康生提出王实味等人的文风不正，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但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康生的意见，领导人的看法不尽一致。在讲话中说：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
此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在康生插手后，座谈会很快变成了批判和反对王实味的斗争大会，并把王实味的问题由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陆续有人揭发，说王实味曾说过“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苏联对季诺维埃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等等。还有人说王实味1930年在上海曾与托派分子王西凡等有来往，并帮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等（这一情况王实味已向党组织交代过，当时王在上海无正当收入，靠翻译或写文章挣稿费过活）。由于这些揭发，王实味的问题就变成了“托派思想”、“敌我问题”，王实味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
由于王实味曾集中批评过陈伯达有宗派主义，陈伯达便反攻王实味，说他像水里的蚂蝗，是最没有骨头的东西，也决不伟大，而渺小得像白蛉子一样，会悄悄地钻进纱窗来咬人，是必须严防的。
李维汉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认为支配王实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受到反革命的赞扬和欢迎。王实味的思想中也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极端破坏性、疯狂性和绝望心理，这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特征之一。王实味的言行，不只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组织企图，对王实味所散布的反党言行、反党活动及其影响，是必须肃清的。他同时指出，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也一致认为托派分子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座谈会决定：王实味的思想是托派思想，他根据这种思想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是托派活动，这是反对无产阶级、危害和革命事业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所坚决反对的；向文艺界抗敌协会提议开除托派分子王实味的会籍。
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5月28日，他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讲到延安文艺界的整风情况时曾说：“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6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由王实味问题，进一步联想到更为严重的敌我斗争，他估计：“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有暗藏的坏人”。他提出：“对过去参加过派别活动的老的坏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对于意识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人一旦时机适合，常常站在反党的方面。特别要注意故意站在拥护党的方面，实际上暗中进行反党活动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便准备把反王实味的斗争成果扩大化，以获得的好感。他常常以反托洛茨基的英雄自居，说托匪和敌特、国特是三位一体的奸细。他还说：“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好记，你们可以记作‘兔子吃鸡’，就容易记得了。要记住，对托匪活动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康生采用了打迂回的办法来“扩大”战果。他把住在王实味隔壁的潘芳、宗铮夫妇以及到过潘芳家里并顺便去看过王实味、与王实味在某些问题上有相近看法的成全（陈传纲）、王里（王汝琪）夫妇，打成“五人反党集团”。康生到处宣扬他的反托“经验”，把本属于思想问题的变成了证据确凿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使人们陡增了对敌情严峻性的认识。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地查一查。康生等则借机在党内大搞“逼供信”。历史已证明王实味事件是一个冤案，但在当时却对后来的“抢救运动”的发生与严重扩大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从1937年起，康生还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炮制了几起着名的“特务”案件，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敌情”严重性的观念。最着名的一是钱维人案。钱维人原是边区公路局长，国共合作开始时，他曾负责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建筑公路之事。康生多次说他是“内奸”，后下令将其逮捕。二是王遵及案。王遵及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来到延安。康生怀疑她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下令将其关押起来，进行逼供，曾三天三夜不让其睡觉，要她承认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成员。1939年，康生亲自写信，要求严讯王遵及，使其承认是复兴社特务。三是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曾被日本人逮捕，后经家人保释出狱。她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突然被边区保安部门逮捕。康生逼其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汉奸”。在一次审判会上，康生蛮横地说道：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定罪结论上写道：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刺探军事秘密等。这些案件虽然后来都被证明是莫须有的，但当时在延安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由于有了这些事实做根据，1943年3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和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此后整风运动进入了审查干部阶段。
3月20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根据康生的汇报，当天就向华中局发出《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的电报，指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我们向国民党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
4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
4月24日，中央书记处决定，高中级干部教育计划暂缓三个月发布，在5、6、7三个月内，专门进行防奸教育。总学委负责这一工作，总学委副主任康生负责日常事务。在审干阶段，尽管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受康生的影响，对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严重，但他还是一再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要严禁逼供信。但康生为了扩大战果以邀功请赏，对此却充耳不闻。
不久，康生就搞出了一个张克勤“敌特”案，并以此为突破口，在全边区范围内大肆反奸捉特，一时间特务如麻，搞得人人自危，人心惶惶。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时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学习。因其父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本人对领导提意见偏激，加上一名与他同来延安的在鲁艺学习的人检举他是特务，所以被康生下令看管起来。在关押过程中，年仅19岁的张克勤受到逼供，在经过六天六夜的“车轮战”的折磨和“假枪毙”的威胁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他“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之类的虚假口供。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靠逼供产生的假案、错案，康生却如获至宝，他让张克勤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康生到处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内奸政策的新策略，从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可靠、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并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据师哲回忆，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工作，提出要抓捕的名单。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却答到：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结果这一夜就抓了260多人。
4月9日、12日，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的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达万人之多。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张克勤在会上作了坦白交代的典型报告。其后，任弼时在会上作了《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报告，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对我们的特务破坏政策。他说：今天召集这次会议，其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对那些误入歧途的青年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些一时被骗的人们，只要他们今天向党忠诚坦白，改过自新，真心诚意地摆脱特务的圈套，我们党对于他过去一时的错误和因此造成的一些罪恶，是应该加以原谅的。报告号召“误入歧途者”坦白交代，同时警告说，宽大政策的反面就是无情的镇压，如果在这样宽大的政策下，还不愿坦白，那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是一种自己灭绝的死路。
恰在此时，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紧张，国民党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三次。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奸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中央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
1943年6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指出：延安各机关学校各级干部1万人中，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将近1000人。指示还说：“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各机关中，暗藏的日特国特分子，估计一定是很多的，慎重清理这些分子，关系于党的生命。”7月13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肃反工作现已抓到了规律，一是群众大会，一是精雕细刻。军事时期就要实行镇压，杨家岭一次群众大会就弄出6名特务。群众大会很有效，西北局系统也要召开。两天后，他又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在党史上臭名昭着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而把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
康生在这个报告中公开点了一批人的名字，他说：“国特为日特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的。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他还无中生有地说王实味是敌探、托匪、国特三位一体的奸细。他炮制的特务世界性、群众性的论点，在这个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说：“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成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变为改过者。……一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去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他威胁说：“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坚决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他还在西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有了。他号召要继续抢救失足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这个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文件发往各地，作为各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政策指南。“抢救失足者运动”由此大规模地展开。
在紧张的氛围中，一时似乎“特务如麻，遍地皆是”。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被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采取非法的逼供信手段，搞“车轮战”，大会批斗，小会劝说，互相检举。一向生机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各抗日边区，突然之间被笼罩上了惶恐、混乱和不安的阴云。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大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平时并肩战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敌。大批大批的国特、日特、“CC”分子、复兴社分子、汉奸、叛徒、红旗党……被相继揭发出来。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工夫，就挖出1400多名特嫌分子，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如子长县39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名被打成“特务”，有的单位80%以上的人成了抢救对象。如西北公学390人中，坦白分子为“特务”的就有208人。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共清出“特务”1.5万人。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10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康生之所以要搞“抢救运动”，并将其无限制地扩大化，固然有当时为数不少的领导人在敌我矛盾趋于激化的情况下对敌情的严重性作了不很正确的估计有关，而康生借机售其奸计的个人目的在于：延安整风的根本目的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严重“左”倾错误进行总结，避免全党重犯类似的错误。而康生那时曾积极追随“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到处贯彻王明的错误主张。现在王明等人及其错误路线既然成了清算的对象，曾是王明错误路线积极支持者的康生自然无法逃脱被追究的责任。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惯于见风使舵的他先是率先反戈一击，背弃王明，转而投靠，为了取得的信任，他见风就是雨，在提出要注意防止暗藏的敌人进行破坏时，他大搞“抢救运动”，一方面向人们证明的判断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向人们表明他执行的指示是不遗余力的，同时更为重要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此举以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人们把他从王明宗派集团分开来。
但对康生等把“抢救失足者运动”严重扩大化、导致边区气氛骤然紧张、人人自危从而引起许多领导人不满的做法，并不赞成。有鉴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他于1943年7月1日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刊登这样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同月，他在枣园同绥德专员袁任远谈话时又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7月30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再次重申了审干工作的正确路线，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
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对“失足者”的“抢救运动”暂告一段落。8月8日，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强调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性，说：整风和审查干部是党校6门课程中的两门主课，其他为党的历史、马恩列斯着作、军事课、文化课。他说：延安的整风特别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也不是把他们杀了，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你们整了风以后，眼睛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胜利呢？去年有整风，今年有审干，使你们把问题搞清，两年之后保证你们提高一步。但由于此时他对“抢救运动”扩大化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在这一演讲中，又说了这样的话：党校也要争取领导权，2500人中，伙夫、马夫在内，有250个特务，听说还有，恐怕是250到350的数目。他还说，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外，教员、职员全部都是特务。主要的堡垒在人家手里，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这是很严重的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8月15日，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明确指出：这一次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实行普通机关、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结合的审干办法；审干要将“两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为我们服务，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只有少捉不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
10月9日，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进一步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14日，他在西北局高干会所做的报告中，谈到审查干部、反特斗争时说：反特斗争是今年我们的一个很大进步。去年21岁，还未学会作这篇文章，今年则学出来了。国民党抗战以来，眼睛是亮的，聪明的，而6年是盲目的，结果国民党的特务就无孔不入。抗战第6年的下半年，我们学会了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国民党的妙计安天下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我们的妙计是得了夫人又保兵，夫人是反特务斗争的经验，兵即是送来的特务。边区已有7000，恐怕有1万人，各根据地合并就有10万大兵，这批兵要好好训练，我们可以使用它以毒攻毒，决不杀一个，国民党能利用我们的叛徒，难道我们不能学会利用特务！11月5日，在致邓小平等的电报中，要求他们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废止历史上传下来的多捉多杀及逼供信的错误路线，同时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
随着广大干部对康生等那些过“左”做法不满情绪的加剧，不少人对运动中那种无休止的乱咬乱斗、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漫无边际的无限扩大等等不正常的做法日趋不满，同时，“抢救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弊端与消极后果也日益暴露出来，于是，中央决定从1943年底起，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对“抢救运动”中的过“左”做法进行纠正。
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反特斗争问题。会议决定，将以下意见分别传达到各系统高级干部加以研究，然后再交书记处讨论作出最后决定。传达的主要意见有：（1）延安反特务斗争的过程中，是由熟视无睹到特务如麻，现在应进到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2）对于“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会议认为应从两方面进行工作检查。从好的方面看：真正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腐化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从阴暗方面看：扩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降低。产生上述偏向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央的有关方针掌握不够，对特务问题的社会性、群众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群众运动的掌握领导不稳；在方法上偏重于抢救大会的方式，忽视调查研究工作，不重证据，不注重个别审查的办法；领导干部忙于路线的学习，放松了对审干工作的领导。（3）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将坦白分子分为6类：业务分子、变节分子、党派分子、被特务利用的分子、党内犯错误的分子、完全弄错的分子。
在会议的讨论中，任弼时率先否定了康生关于知识分子大多是特务的谬论。他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约70%，初中约30%。据恩来同志讲，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是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他还说：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的数量要作恰当的估计，估计不足或扩大了，都不妥当。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中直机关和军队系统，共约4万人，大多数是在1937年、1938年进来的，其中3600多人是地下党撤退来的。他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至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到延安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80%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否定。他还说，最初的审干工作是好的；后来的抢救运动就是强迫坦白，现在要进行甄别，取得经验教训。军队中进行坦白运动要特别慎重，敌后根据地不能采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办法。
同意任弼时的分析，说：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些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1944年1月24日，中央发出了经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出：根据延安的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此后，各单位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对审干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进行了复查、甄别、平反，分别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对肃反扩大化中受到错误对待的人，还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对此负责任，并先后多次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对此，胡乔木回忆说：“从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了自我批评。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陪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第二次是在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这都已经过去了。第三次是在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了，他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陪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
陈云也对“抢救运动”及其扩大化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还是在“抢救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对康生一伙的过“左”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他不赞成康生等人对来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很可疑的错误估计及其所采取的错误态度。延安时期，康生任社会部部长，常常借口一些干部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他所领导的社会部，经常向中央组织部要些干部去工作。考虑到社会部工作的特殊性，组织部在了解了他们的要求后，派去的干部，都是经过多方面调查和反复研究后，被认为是政治思想比较好、社会经验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强的。但是，每每介绍去七八位，通常要被退回三四位，理由都是家庭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等等。被退回的干部当然情绪受到很大刺激。但后来的事实一再证明，这些被退回来的同志确实是党内的优秀党员。陈云得知这种情况后，认为这是党内“左”的思想在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他进一步对干部科的负责人王鹤寿说：现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干部，包括在干部科工作的干部，不是也有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复杂的吗？他们的政治思想、观点和工作态度、个人作风，不是都很好吗？在选择、提拔干部问题上，采取“左”的关门主义，严重损害党的事业发展。你去社会部和副部长李克农同志谈一次，把中央组织部向他们推选干部的情形以及他们退回的情形说明，并可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你们对一些优秀的党员干部，不从他本人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考虑，只要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复杂就不接受，那么中央组织部今后就只介绍一些工农干部给你们，他们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简单，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低一些，社会经验也差一些，不一定适合社会部的工作。我想李克农同志是不会有那种极左的观点的。李克农明确表示赞成陈云的看法，不同意那种极左的做法，并表示由他负责纠正那里存在的“左”的错误。
但康生对此却不予理会，在他控制的部门仍然我行我素。有一段时间，他兼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他的妻子曹轶欧负责党校的干部工作，他们夫妻两人一样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执行“左”的政策。那时，为了多培养一些党的干部，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央组织部经常要选派一些党员干部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深造。但康生等则经常借口有些学员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社会关系复杂而予以退回。陈云在得知情况后，指示王鹤寿去找曹轶欧进行批评，说：是不是好党员，决定于该党员本身，家庭关系绝不能作为党员合不合格的条件，我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家庭关系也是复杂的，能因此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白区党内的党员，在旧社会复杂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能够认为他们接触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就否定他们的党性品德吗？陈云还要求王鹤寿当面对曹轶欧讲：“你曹轶欧的家庭关系也不简单，你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社会关系也复杂，你能否定自己吗？而且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研究，决定介绍入中央党校学习，你们不接受，是党内不正常的现象，你们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康生对此不但不接受，反而对陈云很有意见，在审干运动中，他攻击陈云，说：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呀？并断言中央组织部的审干右了。因此，在审干运动中，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有一段时间实际上靠边站了。起初，对陈云所持的态度也不很满意，曾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陈云是树叶子掉下来怕打脑壳的。”
但陈云仍坚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查干部，并且逐渐赢得了包括在内的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这集中地体现由他受中央委托而主持的对“湖西事件”的处理上。
“湖西事件”发生于1939年8月山东湖西地区的肃托斗争中。当时，一个叫王须仁的暗害分子，混入了湖边特委，并担任了特委组织部长。他以肃托为名，用严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手段，把一些忠于党、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故意打成托派，300多人被杀害、300多人被逮捕。其他地区受此影响，也有300多人被杀。致使部队大量减员，连营以上干部大部受到牵连。湖西地区除肖县等3县外，党政组织已解体，造成了抗战中期一起最大的冤、假、错案。这一事件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不仅造成了乱打乱杀的恐怖气氛，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该地区的工作基础被全部破坏，大批忠实的党员和进步群众遭到无辜的牺牲，党的威信也受到极大的损害。分子则乘机造谣、挑拨和群众的关系，煽动群众反对和八路军。
事件发生后，陈云十分气愤。他认为尽管反革命分子借刀杀人的阴谋非常毒辣，但如果能正确掌握政策，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湖西地区党组织没能避免这种暗害，上了敌人的当。
1940年初，他在中央组织部主持召开了湖西事件汇报会。陈云在会上指出：湖西事件之所以是错误的，其基本原因在于：当地党组织与军队的领导人在主观上夸大了托派的力量。一方面，不相信自己有相当斗争历史和经验的干部；另一方面，简单地把一切在工作中表现不好的人员都看成是托派，单凭口供，任意拘捕。而隐蔽的暗害分子则乘机活动，用一切办法扩大事态，以售其借刀杀人的毒计。
事件的发生还在于，军队领导和地方负责人之间彼此不满，暗害分子正是利用这个空子来挑拨离间，进行暗害活动。军队政委包办代替了地方党的锄奸工作，不信任当地党组织，把关系人命大事完全委托给一个来历不明的暗害分子，任其胡作非为，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事件发生后，当地党委和军队领导始终没有向自己的上级报告，这是决不能允许的现象。而上级领导机构在得知情况后没有及时采取步骤去解决这一事件，因而不能使这一事件立即停止扩大，也是党蒙受损失的一个原因。这种处理迟缓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对自己的忠实干部信心不够，对反革命的陷害手段估计不足。
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陈云的分析，并对善后工作提出了建议：要处分两个人：一是军队政委受暗害分子的利用，冒充中央名义，乱杀胡为，既不报告上级，又不接受上级的指示，应立即撤消工作，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判刑；随声附和者，应撤消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要彻底登记并审查此次被捕杀的人，对无辜者应在党内刊物上公布他们是被托派和暗害分子陷害的无辜者，在党内召开追悼会，以示昭雪；对无辜受害者的家属，要分别派人去安慰；对被诬陷并被严刑拷打表示自首者，基本上要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成党内叛徒看待，而应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适当的处理；同时，在湖西应有计划地系统地审查干部，以清除内奸分子，保证党的纯洁与巩固，使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掌握在经过考验的可靠党员的手里。但要严防藉此大批清洗或造成清洗运动，引起党内不安。更不能把一时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看成反革命内奸分子。陈云还特别强调，山东分局派人去解决上述问题时，既要注意纠正“左”，又必须警惕右的两种倾向；既要反对麻木不仁，忽视反敌探工作奸细及暗害分子，又要反对“左”的思潮夸大反革命力量，引起自己惊慌失措。这两种倾向，对革命都是十分有害的。
会后，陈云还主持制定了一个正式的文件，即《中央关于湖西地区锄奸工作的决定（草案）》，后经中央批准，发到全国各地。这个决定对以后的锄奸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云主持的对“湖西事件”的妥善处理，不仅很快就挽回并消除了因这一事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与后果，而且由此还提出了一系列日后处理此类事件的正确方针与原则。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云在审查干部工作中所采取的一贯做法是十分正确的，避免了给党的事业带来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但本应对这一事件负有领导责任的康生在会上非但不做任何检讨，反而在随后进行的审干工作中继续他的那一套极左的做法，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