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15日，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也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后来，又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随后，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规定：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应即撤销，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织和直属政务院的其他部门，直接接受中央领导。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人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
决定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其后，政务院根据中央的决定，又在5月15日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由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这显然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
党的领导人之间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考虑问题的方法不同，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乃至进行争论与批评，这本是正常现象，但高、饶却从中得到了错误的信息，认为对和周恩来不信任了，进而认为这是一次在政治上拱倒和周恩来以获取更高权力的最好机会。
此外，高岗之所以大肆攻击、反对个人，还因为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曾几次对东北的工作提出过批评。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工会及农村工作问题上同高岗的分歧外，在城市工作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对高岗的过“左”做法也有不同意见并提出过批评。
1949年4、5月间，收到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的一封信，反映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经中央研究后，在5月31日为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
因此，高岗授意秘书代笔，撰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的文章，把在建国前后谈论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观点，关于富农党员如何处理问题的观点，等等，都作为所谓“党内右倾思想”加以批判。他还多方搜集有关文件资料，随时让一些到他家去的高级干部阅看，相机进行攻击。他散布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看不起东北的经验，党的“七大”把抬高了。他攻击划圈圈，指名道姓地说哪些人是这个圈圈中的人。他还胡说，某个领导人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圈圈，咱们搞个大圈圈。
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说起，有意改组中央政治局和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并要安提供意见，以便在毛问起时有所准备。安听后未经中央授权，就私自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的草案，给高岗看过，并和饶漱石谈过。这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分两组：一组包括、、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为书记处成员）、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为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高、饶明知这么做是十分不妥的，却不报告中央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高岗更胡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连总司令也没有了。高岗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张名单的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高岗还造谣说，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
高饶政治野心膨胀、联手反党，是在他们调到中央工作以后。1952年下半年，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提议，决定从各大区抽调一些负责同志到中央工作。高岗、饶漱石、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等相继被调到中央工作。其中，高岗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国家计委的地位举足轻重，有“经济内阁”之称。后又分管8个工业部，权势显赫。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高岗本人也开始飞扬跋扈，除以外，他已目中无人。比如：有事要商量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他，却让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他那里，同其他与会者一道，坐候他出来主持。一次，周恩来关照高岗：国家计委作出的重大决策，要上的重大项目，须先报经中央认可后才能下达执行。高听后很不满意，反过来连问两次：“哪个中央？哪个中央？”同样，进入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和人事，相应地要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安排，中央组织部的作用和地位也显得非常重要，它的部长被戏称为“吏部尚书”。
高饶的阴谋活动，分3个阶段：1953年夏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南下游说；9、10月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到12月。
为了克服“新税制”带来的混乱，1953年6~8月间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但高岗利用各地区一些同志对新税制的不满和中央对财经工作的缺点错误有所批评的机会，在饶漱石配合下，“指桑骂槐”，气焰极为嚣张。一方面，在小组会上和私下谈话中，他多次“鼓动”别人向薄一波等“放炮”，给会议的气氛加温，硬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进行批判，攻击薄一波“品质不良”、“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另一方面，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过去所讲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改时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视察时讲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1951年对山西省委“关于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所做的批语等等，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搞“明批薄、暗攻刘”。他还在会内会外散布有所谓“圈圈”，周恩来有所谓“摊摊”，制造混乱。正如他在后来被迫所写的《我的反省》中说的那样：我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他还对人说过：“我在财经会议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在会外，他则频繁举行家庭宴会和不断找人谈话，作交易，搞同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后来揭发说：财经会议刚刚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后，高岗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在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并要他放头炮。
高岗还造谣说，已不被所重视，打算让刘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来搞政治局。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去向转达他的意见，遭到陈云的拒绝。
这次会议原定于7月结束，但由于高岗等的胡搅蛮缠，使原定的议程受到严重干扰，原定的方针无法贯彻，因而一直开到8月初还无法收场。
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周恩来无法为会议做结论，就提议去搬陈云和邓小平作救兵。于是，周恩来让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打电话到北戴河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邓小平和陈云火速回来参加会议。8月6日，陈云在财经会议上中心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指出：“新税制的错误，其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误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这样，周恩来才在8月11日做了结论，宣布会议结束。
财经会议后，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继续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胡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他还把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说代表红区，代表白区；进而鼓吹什么我们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而他自己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散布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一道，拱倒、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那里“煽风点火”。在邓面前，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墙上挂的几张中央书记像说，就在这中间嘛！并向高指出：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不能轻易更动。10月间，高又去找陈云，说要向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于是，邓小平和陈云感到事态严重，及时地报告了。有意亲自测试一下，便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主动提出，这一次不要代理了，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好了。书记处其他成员都赞成的提议，不赞成轮流。高岗当面不讲，背后却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一再说：“轮流吧，搞轮流好。”暴露出了他急于争权的真正面目。正如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说的那样：我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对此，邓小平曾回忆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岗积极争权的同时，饶漱石也不甘寂寞，积极配合高岗的活动，在组织部内开展了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无原则批判。1953年春，中组部派人到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情况，受到当地党组织的阻挠。安子文听到汇报后，随即向周恩来和做了反映。饶漱石小题大做，向安子文发起突然袭击，指责安子文“胆大妄为”，毫无根据地给安扣上“界限不清，嗅觉不灵”，“支持条条、反对块块”等帽子。这样一闹，就把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给打乱了。后来，批评饶漱石时说：“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斗争一个‘吏部尚书’不给中央打招呼？！”
在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积极伙同高岗一道斗争薄一波，指责安子文有几天未到会是“消极抵制”，一再逼迫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顾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领导核心小组会议上把所谓“圈圈”问题和“名单”问题抖落出来，“火上浇油”。并表示：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随后，他即在组织部内展开对安子文的无原则的斗争，指责安子文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很严重，要“震动”一下。得知情况后，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谨慎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继续争吵。但饶根本听不进去，继续攻击安子文。
1953年9、10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扭偏会议的方向。在讨论安子文的工作报告时，他和一些人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安子文。由于多数与会者没有跟他一起起哄，他不甘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他发牢骚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让邓小平问饶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去请来。饶自觉心虚，只点了一个陈赓。他听说陈抗日战争时期带部队在太行山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所不满，且陈讲话口没遮拦，以为陈到会能放上一炮，但结果并未能如他所愿。
中央觉察到了会议方向被搞偏了，决定大会暂停，转入开领导小组会议，先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问题。在连续几天的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根本不承认安子文和中组部其他几位同志对他的批评，反而气势汹汹地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污蔑安子文“霸着组织部”，使他“插不进来”，而部里一些人同安串通一气，抗拒他的领导。对于这些不实之词，在主持小组会的过程中，对饶进行了严肃批评。但饶不仅不接受，反而在中央汇报会上蛮横地责怪在处理他与安子文的关系上“感情用事，把问题扩大了”，甚至威胁说：“如果少奇同志发言不谨慎，这个领导小组会要出问题。”于是，中央决定，刘、饶、安三个人的发言都交中央审查。
在最后一次领导小组会上，代表中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他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他说：对于双方的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检讨的。”
邓小平在会上也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与会者本着“一看二帮”的精神，在发言中给饶漱石以“体面退却”的台阶。但饶在发言时，仍然坚持自己“原则正确，方法错误”，不肯认错，并继续在面前数落、安子文和中组部其他负责人的所谓“错误”，还照旧到高岗那里去议长论短，发泄怨气。
饶漱石这些活动的实际矛头是冲着而来的，其目的是配合高岗争夺更大权力。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饶一反常态对安子文说：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后来，他在检讨中又说，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目的是反对，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
面对高饶的责难和攻击，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曾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征求意见，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为了挽救高岗，曾建议高岗直接找当面把意见谈清，并对高岗说：少奇同志是个很老实的同志，他会有自我批评的，你跟他可以说得通的。高岗不仅不去找谈心，反而对别人造谣说，不肯进行自我批评。
高饶的反党活动，引起了的重视。1953年12月19日，委托陈云沿着高岗的出行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跑了一大圈，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分裂党的问题。并特地向时在杭州休养的打招呼：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1971年，陈云在回顾这次特殊经历时说：要我去杭州说服不要上高岗的当，表示同意，但又说党的副主席除外不要再提别人了。在听取陈云汇报时，当即反问：“难道不要恩来？”
月底，在一次与罗瑞卿的谈话时，又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并提醒罗瑞卿要注意高岗的动向。
在掌握了高饶阴谋篡权的充分证据后，决定采取措施，粉碎这一阴谋活动。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在会上指出：高岗等人在“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1954年1月3日，在会见苏联客人时说：我们党内，或许国内，要出点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又说：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到这里，毛用手指了指出生于陕西韩城的翻译师哲），楚就是湖南（毛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随后，建议中央通过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央政治局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交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同时，中央向高岗指出他的错误的严重性，要他沉痛反省，停止一切坏的想法和做法，以免错上加错，自绝于党。
为准备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1月7日致信并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对全会召开的具体时间、主要议程、报告内容等都作了部署。他指出：在会上“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在致个人的信中，要求：“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个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为错误。”
的警告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使高饶慌了手脚。他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企图蒙混过关。高岗曾致信，表示自己犯了错误，准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检讨，并提出想和面谈。毛没有同意，只是在给的信中再次强调：“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应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按照的指示，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2月3日，又同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随后，在的建议下，1954年2月6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因在外地休假没有出席，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主题报告。他指出：“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特别告诫全党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严防骄傲，因为骄傲就可以引导到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可以引导到党的团结的损害和破坏，就可以引导到党的事业的严重损失。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的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凶恶的敌人还包围着我们，等待着利用我们的不谨慎不和睦来损害我们，而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来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如果等闲视之，任其蔓延滋长，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又说：“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因此，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并且在党的所有组织和全体党员中进行积极的工作，为增强全党的团结而斗争。”
全会最后一天，作了自我批评。他检讨了自己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并对建国初期负责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阶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在天津讲过的一些话也作了检讨和说明。
陈云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有可能蜕化变质的原因。他说：第一，“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第二，“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第三，革命胜利了，环境有了变化，有了腐化变质的有利条件。他说：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野心人物。“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其次，陈云提出了防止出野心家的有效办法。针对有人认为第一，我们党已有30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野心人物。第二，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野心人物。第三，把希望寄托在“万岁”上，认为有在，大概可以不出野心人物等等说法，陈云指出：“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决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说乱子是否会闹到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程度，那要由当时的具体条件来决定。“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他说：“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他还强调说：“至于说有在，我们党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单有这一条，还靠不住。“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那么，我们究竟靠什么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不出野心人物呢？陈云指出：“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其中的关键是在高级领导人身上，也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此外，还要“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他还指出：“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不能骄傲，不能背包袱，自以为一贯正确。而应当小心谨慎。“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也作了发言，对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高饶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但并不诚实和深刻。会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2月中旬，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饶的阴谋反党活动。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了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上述发言和报告均经中央政治局审查和批准。座谈会期间，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高岗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未遂）拒绝党对他的挽救，并终在8月再一次自杀身死。饶漱石虽然在座谈会上作了检讨，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未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而是避重就轻，进行抵赖。1955年3月，中国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邓小平所做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至此，高饶反党活动被彻底粉碎。
事件处理时，用他特有的政治敏锐嗅觉，在1954年3月14日与陈毅的谈话中，意味深长地说道：“伸手岂止高饶。”并说，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在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陈云也做了一个重要发言。他把高岗在阴谋活动期间准备和他做“幕后交易”时的一些谈话内容向与会者作了揭发，并指出：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