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前后，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陈云和周恩来一道，提出经济建设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6年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此举犹如一石击水，迅即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阵营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起初，主要是从积极方面来看待这一事件的，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有利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3月，中央书记处在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随后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少用苏联的拐杖，“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论十大关系》是这次探索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曾多次指出：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他认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多快好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开始。1957年初，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提出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工农业并举”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建设新路子。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但就在领导全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加上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巨大成绩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明显的急躁冒进倾向。这一倾向的产生跟对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的严厉批评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1955年下半年起，在严厉批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所谓“右倾错误”时，也对其他行业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评。这年12月，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的第二篇序言中指出：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既不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问题，也不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现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问题，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也容易解决。现在的问题表现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的批评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在12月的一次讲话中传达了的观点，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此时的周恩来虽然头脑冷静，但也还是努力跟上，认为可以提前完成工业化。并认为自己的“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盲目追求数量、速度的急于求成的冒进之风。1956年1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17条》扩展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40条”），实际上向全国人民特别是5亿4千万农民发出了使粮棉产量分别以每年8%和10%以上的超高速度发展、实现粮食达到1万亿斤、棉花1万万担的目标而奋斗的号召。各部专业会议则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40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到5年或3年内完成。1955年10月，中央批准的国家计委1956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基建投资为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投资多12.4%。但到1956年1月初，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后又增加到9.29%。“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基建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几个月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的追加到500多个。
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基建规模定的过大，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的严重不足，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4月份，由于建材供应不足而未能如期开工的项目，即占同期应开工项目的1/5。5月以后，这一矛盾更趋突出。另一方面，在已施工的项目中，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忽视节约和安全生产的弊病，成本大幅增加。农业方面的冒进倾向主要表现为：许多农业合作社的增产计划过大，片面重视粮棉而忽视副业，生产和非生产的投资都过多，一部分合作社的规模过大，对社员的生产和生活干涉过多，要求过高，对增加收入和女社员的健康注意不够。
针对这些严重的问题，从1956年初起，处在经济工作一线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开始布署“反冒进”。
1956年1月下旬，周恩来首次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提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月30日，他在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月初，由国务院召集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将1956年的年度投资由原来的200亿元压到147亿元。后来，又进一步压到125亿元。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必须注意急躁的苗头，“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不论是制定远景计划，还是制定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5月11日，在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陈云积极配合周恩来领导开展的“反冒进”活动。1956年2月，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指出，工业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了可能的，不叫“小脚女人”，超过可能的是“左”。3月6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基本建设拨款削掉7亿元，由125亿元减到118亿元，并指出：“根据中国的情况，每年总要有些结余才行。”后来，他回忆说，为确定合理的“基本建设投资。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所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他指出，订计划应该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然后再进行财力平衡。他认为，预算不平衡造成现金不平衡，现金不平衡就要多发钞票。以后钞票发行量要适度，因为如果消费品生产跟不上，物价就要上涨。
周恩来、陈云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得到了的赞同。6月初，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提出经济发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决定：“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还指示中宣部根据会议精神为《人民日报》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强调：“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把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中提出的“在5到7年内扫除农村文盲”和“推广双轮双铧犁”的规划作为急躁冒进的典型事例加以评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规定：在3年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但在急躁情绪的影响下，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特殊情况，结果，有很大一部分无法销售出去，已销售出去的又退回了一部分，没有退回的，有一部分也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社论指出：“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定的太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许多地方大量积压”。后来，在1958年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好”。在南宁会议上，他说：“双轮双铧犁，浙江发动全省讨论，浙江、安徽、两湖都能用。要为双轮双铧犁恢复名誉，重新启用。扫盲，路上挂识字牌，还要坚持”。在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双轮双铧犁在北方还可以，在南方是名声很臭。这个东西对不对？现在看起来不对”。在3月成都会议上，再次指出：“双轮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又说，“双轮双铧犁问题是个关键。造了170多万部，结果只销了86万部，还剩90万部，卖不出去，就证明这个不行，就吓倒了”。
“八大”通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强调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八大”后，周恩来、陈云等继续强调要反冒进。11月9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说：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27日，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道：“现在马跑得太快，很危险，这样骑下去，后年、大后年更危险。”“明年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太灵活了不行，哪些东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当然，我们最好是按辩证法办事，但这样不行，不来个绝对主义办不了事。”会上有人提出，投资削减以后，有些项目就不能搞了，工人也不好安排。对此，他说：“我看不能搞就不能搞，计划完不成就完不成，工人能做别的就做别的，不能就照发工资。这样对不对呢?我看不会不对，如果到明年8月我们看不对，8月以后再搞也来得及。我们是个大国，明年不稳当心里不安。”他还一再强调：“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他鼓励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一些干部要敢于负责，勇于负责。他说：经济工作还是大家讨论，我们做决定，我们向中央负责。“我们责无旁贷，少奇同志管党的工作，小平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总司令也不管这些事，总理忙得很，首先是我们几个人(指、李富春、薄一波等)负责，我们肩上担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陈云这种敢于负责、旗帜鲜明的精神，给许多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协助周恩来领导“反冒进”前后，陈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建设思想和观点，集中地体现在他关于综合平衡的大量论述中。早在1954年，陈云在向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时，就提出建设中必须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规律，搞好财政收支、物资供求、银行信贷三大平衡。他说：“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由于我国“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956年11月，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在我国，这种平衡在很长一个时间内大体上是一种比较紧张的平衡。“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12月11日，在商业部部长办公会上，他提出，预算和现金要平衡、不能有赤字，并应略有节余；物资平衡决定于物资的分配方法，要首先保证生产和市场的最低需要，然后才能用来搞基本建设；购买力与物资必须平衡，不平衡就要出毛病。12月18日，他主持国务院第41次全体会议。他又指出：要把建设和民生的关系摆好，从财政和金融贸易这方面看，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一、财政预算和现金收支必须是平衡的，不能有赤字，而应略有结余。二、预算中建设规模应该和物资的供应相适应。首先应该照顾到必须的民生的生产，有余再搞建设。三、每年人民购买力与供应人民的消费品应该求得平衡。四、我国的建设需要的外汇大体上依靠农产品出口，农业对工业有很大的约束力，工业不能不管农业而为所欲为。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指出：“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他说：经济计划要做到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还要瞻前顾后。”他还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9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说：“心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的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