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曰：“何谓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1］，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2］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注释】
［1］复之：指再次作战。
［2］子弟：指魏国太子申。
【译文】
孟子说：“梁惠王真是不仁义啊。仁义的人能把他喜欢的推及到他不喜欢的人身上，不仁义的人却把他不喜欢的推及到他喜欢的人身上。”
公孙丑听了，问道：“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孟子回答道：“为了争夺土地，梁惠王不惜牺牲百姓的性命，动员他们参军打战，结果却遭到了失败。他又准备再次打战，却担心还是不能取胜，所以就动员他钟爱的儿子为他送死。这就叫把他不喜欢的推及到他喜欢的人身上。”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到的梁惠王“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的故事，就是《梁惠王上》卷第五章里，梁惠王对孟子说的“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的事情。据《史记》记载，梁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5年），魏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国大败，慌忙向齐国求救。齐宣王采纳孙膑的建议，在马陵与魏军大战，结果，齐国获胜，斩杀魏将庞涓，俘虏魏国太子申。
孟子认为，梁惠王是个“好战分子”，“好战”会给百姓带来战乱和苦难，最后甚至会祸及自己的儿子，所以说，梁惠王是个“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的不仁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好战分子都是“不仁”的，别说名气并没有多大的梁惠王，就连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这些人，被孟子遇到的话，也会被斥责为“不仁”吧。
【原文】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1］者，上伐下也，敌国［2］不相征也。”
【注释】
［1］征：通“正”。上国讨伐下国称之为“正”。
［2］敌国：指地位相等的国家。敌，意为势均力敌。
【译文】
孟子说：“《春秋》上记载的战争，没有一场是正义之战，但相比起来，更好一些的情况还是有的。因为所谓征讨，是指周天子下令讨伐诸侯国，而诸侯国之间是等级相同的，不能相互征伐。”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表达了他的“春秋无义战”的观点。孟子为什么敢如此笼统而肯定地说“春秋无义战”呢？原来，儒家认为，礼乐征伐只有“自天子出”才是合理、合法、合义的，众所周知，在西周时期，礼乐征伐是出自周天子的，但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和侵略战争频发，所以也就没有“义战”了。
儒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思想最早见于孔子的著作《论语》。在《论语·季氏》篇里，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政治和战争两者是相辅相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由于政治目的的不同，战争也就被分成了正义之战和非正义之战。然而，在战国时期，判断一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标准，却不是看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而是看是谁发动的战争，只要是周天子发动的战争，不论什么目的，都是正义之战，否则都是非正义之战。
由于春秋时期的战争大都是兼并战争和侵略战争，所以也很难说有多少正义的成分，又有多少非正义的成分。真正的裁判不是周天子，也不是历史学家说，而是遭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只要是百姓支持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只要是百姓反对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
【原文】
孟子曰：“尽信《书》［1］，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2］，取二三策［3］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4］也？”
【注释】
［1］《书》：这里指《尚书》。有学者认为，这是泛指所有的书籍文献，但从后文提到的《尚书·周书·武成》篇可断定，这个“书”指的就是《尚书》。虽然理解为“泛指所有的书籍文献”也能解释通，而且显得意义更宽泛，但只是后人的附会之想。
［2］《武成》：《尚书》的篇名，即《尚书·周书·武成》篇。《武成》一篇已经遗失了，现存《武成》篇是伪古文。
［3］策：成编的竹简。
［4］杵：舂米或捶衣的棒子。
【译文】
孟子说：“与其完全相信《尚书》的记载，那还不如没有《尚书》的好。我对于《尚书》中的《武成》篇，只相信其中的二三处罢了。施行仁政的人全天下找不到一个对手，周武王那样极为仁义的人，去讨伐商纣那样极不仁义的人，怎么会出现血水都能漂起木棒这样的情景呢？”
【阐释】
尽管后来的《孟子》研究学者将孟子在这一章里提到的《书》理解为一般书籍的泛指，但实际上孟子所说的《书》特指的是《尚书》，也就是说，孟子的原意是“与其完全相信《尚书》的记载，那还不如没有《尚书》的好”。
《尚书》又称《书经》，简称《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尚书》是我国最古的官方史书，也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孟子之所以不相信《尚书》，或者说不完全相信尚书的记载，是因为孟子认为《尚书》的记载不实。他举的例子是《尚书》中的《武成》，认为施行仁政的周武王讨伐实行暴政的商纣，战争场面不可能有“血水都能漂起木棒”这样的情景。说到底，孟子质疑《尚书》，立足点不是实际情况，还是他心中施行仁政的理想，以及这个理想所呈现给他的美好蓝图。
不管怎么说，《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据说又是孔子编撰的，在那个时代自然具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孟子敢于质疑《尚书》，不仅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这种对权威保持独立思考、勇于怀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的确如此，任何一位大师在治学过程中，大都提倡存疑创新的态度，认为这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孔子就很重视治学中的“疑问”对思维发展的作用，孟子更是明确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对人们坚持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前文已经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格言是后人总结孟子的精神之后形成的，基本精神是：既要相信书，又不能“尽信书”，不要迷信书，不做书的奴隶。这种精神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没一本书都是某一特定时代、条件和思想认识的结晶，能给人们带来知识和经验，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既要认识书的价值与作用，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唯书是从。如果完全相信书，轻则会让自己变成书呆子，重则形成“唯书是从”的作风，贻害无穷。
【原文】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1］，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2］，虎贲［3］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4］。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注释】
［1］陈：通“阵”，战阵，即作战时军队排列的战斗队列。
［2］两：量词，用于称呼车辆。后来被写作“辆”。
［3］虎贲：勇猛的武士。
［4］稽首：指古时候的跪拜大礼。
【译文】
孟子说：“有人说：‘我会排兵布阵，我会带兵打仗。’这都是罪恶的。国君喜欢施行仁政，就能天下无敌。当初，商汤向南进军，北狄人抱怨说为什么不先讨伐他们；当商汤向东进军时，西夷人又抱怨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时候，出动了三百辆战车和三千士兵，并对商朝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是来保护你们的，不是和你们为敌的。’百姓们听了，都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就好像大山崩塌了一般。‘征’就是‘正’的意思，如果国君们都能匡正自己的行为，哪里还有战争呢？”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出了“国君好仁，天下无适度”的观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国君喜欢施行仁政，就能天下无敌”。这个观点最初出现在《孟子》的第一卷里，是孟子在跟梁惠王的一次谈话中提到的。因此，我们不妨接着那次的话题继续讨论。
当时，孟子告诉梁惠王，即使是一个只有面积百里的小国家，如果能施行仁政的话，也可以成为有实力称王天下的国家。在战国时代，称王天下是不容易的，但只要注意孟子的前提，要施行仁政，不要有霸道思想，就会发现称王天下其实很容易。
那么，应该怎么施行仁政呢？孟子给梁惠王提出四条粗略的措施。第一条是“省刑罚”。刑和罚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法治方法，在实行时不要太严格，不要变成严刑峻法。第二条是“薄税敛”。这就是说，要注意减少向百姓征收的各种苛捐杂税，切实减轻百姓的负担，否则就等同于杀鸡取卵，如果民穷财尽，天下就要大乱了。第三条是“深耕易褥”。要重视农业，鼓励生产，以便增加粮食生产，达到富民的目的。第四条是“重教化”。要在全国上下推广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忠于国君和诚实守信的道理，可成为讲究孝、悌、忠、信的国家。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第一条。法治与仁政并不完全矛盾，法治也是仁政的智谋之一，不过，仁政要以仁义为本，因此，在仁政精神下的法治不能太苛刻。只有做到“省刑罚”，百姓才会安居乐业，不至于人人自危。
在阐述了施行仁政的四条粗略的措施后，孟子又分析了当时邻国的国情。他对梁惠王说，这些国家都不管百姓的死活，乱用民力，不管农忙与否，只要想打战，就随时征调百姓上阵，百姓不能正常劳作，过不上安定的生活，结果都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大王派军队讨伐这样的国家，又有谁能抵挡呢？”
的确如此，国君施行仁政的话，自然会得到百姓的拥护，这在人心向背方面就占据了绝对优势。但要把这个人心上的优势转化为军事上的优势，就必须得借助战争这一手段。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的话，空谈“仁者无敌”就是没有后盾的痴人说梦了。
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如果据此得出“焉用战”的结论，也不亚于痴人说梦；如果据此断定“善为陈善为战”之人是战争的罪人，也是不妥当的。
【原文】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1］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自杀之也，一间［2］耳。”
【注释】
［1］亲：指父亲、兄长等亲人。
［2］间：这里指很接近。
【译文】
孟子说：“我现在才知道杀害别人的亲人的严重了。如果杀害了别人的父亲，别人也要杀害你的父亲。如果杀害了别人的哥哥，别人也要杀害你的哥哥。这和自己亲手杀死自己的父亲和哥哥只有一点点差别罢了。”
【阐释】
孟子这几句话看来是有感而发的。在氏族宗法社会里，施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孟子当时大概是看到了这种氏族间仇杀的可怕景象：冤冤相报，无休无止，甚至带来了灭门、灭族的人间惨剧。所以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正因为如此，儒家提出了一个“恕”字来解决这种过分紧张的人际关系。本来在这些相互仇杀的问题上，也说不出个谁是谁非来。让步、宽恕，抹稀泥，糊涂一点是最好的处理办法。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恕”道的最好注脚。而不忍、不退、不恕、打打杀杀的结果，是规模更大、后果更严重的报复，并陷入恶性的循环之中，有时甚至还会延续至几代人。近代金庸、梁羽生风靡于世的武侠小说，便是描述这一社会现象，而又以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来稀释或解决这一仇怨的。“恕”也是众多武侠小说的主旨。恕，是远祸之道；暴，实为招灾之因。
【原文】
孟子曰：“不仁而得［1］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注释】
［1］得：在这里的意思是取而有之。
【译文】
孟子说：“不施行仁政的人取得诸侯国国君之位的情况是有过的，但是不施行仁政的人占有天下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
【阐释】
这一章很短，阐述的观点还是施行仁政的问题。孟子认为，不施行仁政的人或许可以取得诸侯国国君的大位，但是绝对不可能占有天下。那么，把这个道理反过来讲的话，就是：施行仁政的人不仅可以取得诸侯国国君的大位，还可能占有天下。由此可见，施行仁政真是“善莫大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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