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非常惊讶。
他们以为林子轩要念一首或慷慨或唯美的新诗，却没想到林子轩写了一首词。
而且，这首词乍听起来很有气势，配合着眼前滚滚而来的钱塘江大潮，让人有一种在潮头浪尖弄潮的感觉，不由得心潮澎湃。
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有着各自的理想和抱负。
这首词写出了他们的心声，指点江上，激扬文字，不正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么？
在这个变革的大时代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自然是他们这些人了，他们少年时到国外留学，如今学成归来，正要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
曾经的理想，如今正在一点点的实现，虽然过程中会有艰辛，不过一切都很值得。
其他人或许只是感慨人生，但汪精为尤为动容，和其他文人不一样，他的理想和抱负是在政治上，这句话让他感触最深。
“子轩啊，你真是深藏不露。”胡拾赞许道，“想不到你不仅新诗写的好，这词作的也好。”
“让诸位见笑了，只是有感而发，不怎么应景。”林子轩谦虚道。
“的确有点偏题，不过气势很足。”胡拾点评道，“青年人就应该有这种气魄。”
以他在文坛的身份自然可以这样说。
很多年后，胡拾还曾点评过一首《蝶恋花》，和这首《沁园春》是同一个作者，胡拾指出了词作中韵脚有问题，并称“没有一句通的”。
当然，这种说法有失偏颇，虽然那首《蝶恋花》的确不押韵。
“今日有这首词便不虚此行。”徐至摩兴奋道。
他同样奇怪林子轩还会作旧诗词，在他的印象中，林子轩的古文基础很差。
他们这代人蒙学的时候正赶上清朝末年，在小城镇进行的是私塾教育，但在上海租界内，早已有了西方式的学校。
徐至摩先在家塾读书，后进入硖石开智学堂，从而打下了古文根底。
林子轩则直接进入了上海虹口爱国小学读书，虽然学校也教授古文，但古文的底子不好。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徐至摩在心里感慨。
就像是几年前在纽约的时候，如果谁说林子轩会写小说，他一定认为是个玩笑，可现在林子轩已经成了新文学的领军人物。
其他人则没有这种怀疑，他们觉得林子轩既然敢讲《红楼梦》，对传统文学自然有很深的研究，写一首旧诗词是正常现象。
这首词写的很好，说明林子轩的古文造诣很深。
众人对这首词谈论了一番，抒发了一下感想，也就仅此而已了。
这次来海宁不仅看了钱塘潮，还结交了朋友，听到了一首好诗词，大家都很满意。
徐至摩提议众人先看夜潮，看完后开船到他老家硖石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到锦霞馆吃羊肉面，再去俞桥看枫叶。
钱塘夜潮很有名，不仅是看，重点是听，就像是听一首气势磅礴的交响曲一样。
但在这样的天气，夜晚会很冷，任叔勇和陈衡浙夫妻二人执意要回上海。
林子轩也想回去，却被徐至摩挽留，于是，一拨人回上海，另一拨人返回了杭州。
晚上的时候，众人在西湖旁的老字号楼外楼吃了一顿大闸蟹。
吃蟹是一个讲究活，汪精为因为不怎么精通而被徐至摩讥笑为外行，他也不生气。
此人很能饮酒，一个人喝大半瓶白酒毫无醉意，席间众人谈天说地，好不热闹。
谈论最多的还是诗歌的话题，大家又把林子轩的那首词点评一番。
徐至摩喝的有些微醺，说起了他在英国的游历。
并把英国的社会精英推崇林子轩的事情说了出来，甚至提到美国诗人艾略特写作诗歌的灵感来自于林子轩的诗作。
艾略特的《荒原》已经发表了一年的时间，在欧美诗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文学评论界对《荒原》的解读层出不穷，认为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歌之一。
艾略特因此名声大振，成为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但在中国，艾略特还不为人所知，只出现在文学杂志中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上。
《文学周报》1923年8月27日的“几个消息”中谈到英国新办的杂志《阿得尔非》时，提到艾略特为该杂志的撰稿人之一，除此并无过多评价。
1927年12月《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刊载朱自青翻译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杰姆逊的《纯粹的诗》，译文中提到艾略特的名字。
真正让艾略特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是在三十年代。
1934年4月，叶公朝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上发表《爱略特的诗》，这是中国最早系统评述艾略特的论文。
1937年，清华才女赵罗蕤第一个将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译成中文。
所以，在座的人对于艾略特这个人没什么印象，只知道有位外国诗人喜欢林子轩的诗歌。
林子轩也不可能告诉他们艾略特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以后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样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
所以他只能什么也不说。
等着吧，等到几年后艾略特的诗歌传入中国，有你们惊讶的时候。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之间的隔阂，中国人迫切的想要朝外看，了解整个世界，不过这需要时间。
在座的学者虽然不知道艾略特是谁，但从徐至摩的讲述中知道了林子轩在英国很受追捧，加上林子轩在美国文坛的影响力，让他们对林子轩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说林子轩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并不为过。
后来，他们还谈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话题。
按照徐至摩从梁启朝那里得到的消息，明年泰戈尔可能会到中国访问。
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坛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1920年，蔡元赔等教育界人士向泰戈尔发出了访华的邀请，当时泰戈尔正忙于国际大学的筹办和在欧美的访问，没有能成行。
1922年冬季，梁启朝领导的讲学社又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访问。
泰戈尔接到邀请后很高兴，决定于1923年8月前往中国访问，可是，泰戈尔这时候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因此将访问的日期推迟到第二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