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先生们！”神父透过跳动的火焰注视着丹尼尔狼一样充满疑虑的眼睛，尽量让声调显得柔和些，仿佛在说一件很久以前传说中的故事。“别担心，我是个善良的人。我真正的名字是恩特·邓尼茨。我说过，我是一名纯正的日尔曼人。”他的双眼盯着前方黑暗处的某一个遥远的地方，开始讲述那些让人在睡梦中也会感到惊骇的往事。
我从小生长在慕尼黑，祖父是一个商人，很有钱。这让我从小在有些娇惯的环境中长大，此外我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体弱多病的妹妹。我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他们每天带领我们兄妹作祷告，我经常看到他们床头放着一本圣经。我们一家优裕的生活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一年我十九岁。
他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一个——父亲经常这样评价我。父亲是一个纯粹的种族主义者，在每次做完祷告以后经常听到他说：“值得骄傲的是，在此前几百年里，我们家族的血管里只有雅利安人的血液，务保家族的纯正血脉。”他还是固执的保皇派；在家里说一不二，对妻女从不善温存。
我就在这样的家庭气氛里长大。
1919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我们一家的生活陷入窘迫之中。战争让我们失去了久居的家园和尊严。随后，我们一家被胜利的法国人赶出了一直居住的慕尼黑。在变幻无常的生活环境里，我作为家中最抢眼的孩子，逐渐养成了一种表面温文尔雅，内心却激烈碰撞的性格。一点一点地，我学会了用赞许的微笑来掩饰内心的反感。
我始终没有背离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在很年轻的时候，我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不久，唯一疼爱我的母亲不幸去世了，我远离了失去亲情的家庭。但我很快从悲痛当中摆脱了出来，重新寻找到了新的寄托——我加入了“飞行俱乐部”。
我思想丰富、有魅力、待人宽厚、乐善好施，很快就在俱乐部脱颖而出，只用了两年时间便负起领导“飞行俱乐部”活动的重任。与此同时，我修完大学学业，成为机械工程师。那段时间，我们国家政治动荡莫测，但我却对这种种变化无动于衷。我一再告诫自己：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因而一定会坚守住自己的信仰和公认准则的底线。
克劳德神父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从火堆上拿起一块串在细树枝上烤得冒油的牛肉递给里奥，然后正了正身子，以便让声音更大些，对着已经听得入神的二人继续说道：
1928年我的哥哥加入了国家社会党，他跟随着一群党内激进分子在俱乐部里演讲，而我的妹妹却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左腿。
你们知道，在1933年以前的德国，飞行仅仅是一种体育运动，各地区都有自己的飞行俱乐部。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战败的德国不准拥有空军。后来国家社会党组建了新**，希特勒成为主宰一切的化身，德国公然指责凡尔赛条约。就在那一年，在赫尔曼·戈林的意志下，德国民间飞行俱乐部合并，成立了德国飞行运动协会。刚开始，这个还处于非公开的组织，就已经进行了各种准军事的训练。这个协会仅仅是个掩饰，其真正的目的是为将来的德国空军训练飞行员，这个组织简称——DLV。
我们被配发了统一的蓝灰色制服。我与其它金发碧眼、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年轻人，正是德国**所需要的最佳人选。戈林称我们为“蓝灰色男孩子”，他曾经得意地说，你们将是未来战争的重要力量，如果发生战争，最初几天就会赢得战争，因为他拥有足够多的优秀轰炸机成员。
直到1937年，根据希特勒亲自下达的《元首命令》，我们的组织正式更名为——国家社会党飞行员军团（NSFK）。在那个时候，这还只是一个准军事组织，但**已经可以公开招募飞行员了。我被任命成伞兵教官，主要研究跳伞、滑翔和操作气球。我们培训德国青年所有飞行方面的知识、飞行技能和地面维护。
从那时起，纳粹**开始把各种民间组织纳入到“希特勒青年团”的控制之下，甚至包括教会团体，无数青年被网罗进来。我自然也在劫难逃，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领到一张纳粹党党证。
守住底线，在当时已经意味着死亡，接连不断的不幸降临在我身上。
首先是父亲被装进一辆黑色的囚车，拉走了。他被投入了劳改营，罪名是他与保皇派余孽有来往。他在劳改营里度过漫长难熬的日子，天天与饥饿、虱子、臭虫和极度的疲劳为伴。在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里，他的精神一度处在失常的边缘，他不止一次地被病痛折磨，甚至想“和这种绝望的生活同归于尽”。
在之后的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我的一直激进的哥哥开始频繁出入纳粹党党徒的聚会，经过两年努力，他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希特勒最亲信的部队——党卫军里的一员。但也就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我们共同送走了自己钟爱的妹妹。
妹妹的去世让我震撼。身有残疾的妹妹生前住在哈达马尔医院，因为我很快就发现，妹妹的死其实是医院蓄意谋杀的结果。在葬礼上我泣不成声——她绝不是自然死亡，她死于谋杀。纳粹正在用这种办法腾空所有的收养所和养老院，他们成批杀死医院里的病人，哈达马尔医院竟是这样一个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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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奥转身挪动了一下僵直的双腿，顺手往篝火里填了一些干枝。头顶上的风暴依然势头未减，但他已经完全被克劳德神父的述说所打动了。
“事实上，从希特勒上台时起，数以万计的残疾人就被秘密处死，紧接着在各处建立了集中营，用来关押政治犯、犹太人、宗教界人士和所谓**不喜欢的人......”神父继续讲了下去。
自从挪威战役以后，德国**开始将伞兵大量的投入战场，荷兰、法国、布列斯特......帝国的伞花几乎降落在欧洲的各个角落，我们实现了戈林部长当初的愿望，我被认为是“在航空领域有天赋的人”。在后来，我也加入了党卫军。
我必须承认，尽管党卫军已经臭名昭著，但在所有的历史中，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可以同党卫军相比，他们是最顽强、训练最精良、纪律最好、最利索、最有本事的战士。不管过去他们干了什么，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
1940年4月，我被送到了在慕尼黑北面十英里的达豪党卫军训练营接受训练，我们一遍遍地背讼着效忠希特勒的誓言：“我向上帝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意志帝国及其人民的领袖、三军的统帅的希特勒；身为一名勇敢的战士，我将随时牺牲我的生命以达成此誓言......”
我穿着灰蓝色的军衣和马裤，蹬着长统靴，黑皮带，还有青铜纽扣。在黑翻领上有漂亮的军阶符号，我被任命为少尉。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全套的军事训练，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思想训练；我们高声唱着《为国家而奋斗的时刻》等等进行曲。但我当时还不知道，就在距离我们只有三英里的地方，一个同名的集中营里每天有上千的人被虐杀。
我被编进了空军第三预备营，按照普鲁士军人的古老传统，司令官亲手给我们配戴上雕刻有“杀身成仁”的短剑。在那里，邪恶的烙印永久地烙在了我的身上——身份被文在皮肤上：第7空降师，党卫军成员证号：417-460。
神父抬起了左臂，“我们在左胳肢窝里，刺有一个号码字。代表自己的血型记号，这个记号表明，我们一生一世都将属于党卫军。在纳粹的帝国里，党卫军是被看作比一般军人更为宝贵的人，甚至在受伤以后，我们总是要优先得到输血的机会。
在军队里，我的头脑被搞得混乱，人人都在鼓吹另一种思想：人种的价值不是平等的，因此人种杂交会降低高等人种的遗传素质；北欧的条顿人是所有雅利安人种中体魄最优秀的人，圣经所讲的关于人类平等的理论是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的幻想。
之后，我被派往战场，被提升为中尉。在我随身的行李中还经常放着一本圣经，但我们打倒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把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房屋从地面上永远摧毁。我的肉体开始麻木了，而我的灵魂却仍然在桎梏之中，我向上帝哭诉：是他舍弃了众人，我甚至说上帝并不存在。
1941年5月20日，我所在的空降兵第4营参加了希腊的克里特岛战役，这个日期我直到现在依然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乘运输机在马拉马机场附近实施伞降。
在凌晨，德军第一批空降引导小组已经克里特岛着陆。在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开始起床，大约六时三十分开始登机，七时三十分我们的运输机和滑翔机开始起飞。因为起飞机场是土质的野战机场，所以每次起飞都会扬起漫天尘土。尽管地面人员预先在机场跑道上用洒水车洒水，但依然无济于事，六个出发机场上由于连续不断的起飞作业，扬起的尘土已经遮天蔽日，给起飞造成了不小困难。
我们搭乘的容克—52运输机以12架为一队，在空中编队后，在900英尺的高度以200英里的时速冲向克里特岛。接近目标时，飞机下降到30米的低空，贴着海面飞临空降地域。在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里我通过扩音设备向士兵们喊着话：我们已经飞临战区，从现在起，不准说话、移动和吸烟......那是一些年青的充满朝气的脸。
我们的战斗群是由迈恩德尔上校指挥的滑翔突击团组成。这次大规模的空降一共包含了四个营，其中的第1、第3营乘滑翔机着陆，第1营选择的着陆地点是塔威拉尼蒂斯河河谷，英军认为这片河谷比较狭窄，而且到处是石块，不可能作为着陆场，所以没有设防。我们的滑翔机以60公里时速侧滑着陆，河谷高低不平，又多石块，大约80架滑翔机有部分在着陆中坠毁，但大部成功着陆，伞兵们随即集合起来，主力随即从西面向机场发起攻击。
第2营和第3营一起在机场以东的公路上着陆，此处正是新西兰军第22营和第23营的预设阵地，他们在着陆时遭到了密集的火力射击，伤亡异常惨重，全营的所有军官和三分之二的士兵阵亡，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我所在的第4营乘运输机在机场附近实施伞降，我想那是我们在所有的战场上经历的最严酷的考验。飞机开始盘旋，开始有人喊叫，有转动门闩的声音，运输机的舱门打开了。我当时几乎看不见我周围的士兵的模样，因为天空中强烈的白光刺激着我，使我头晕脑胀。
身穿灰绿色空降套装，手持MP40***的年青士兵在我身前已经准备就位。他们整齐地涌向舱口：一路顺风。可别忘了呼吸——士兵们按照普鲁士营中的传统互相叮嘱着。
不多时，飞机舱空了一半出来。我一直是站在机舱的后半部，一面正靠在设置在机舱中半腰的专用扶梯上。在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机身倏然一沉，然后我被掼倒在地。虽然强光剌目，我还是冒险半睁开一只限，飞机一边的引擎发出了尖利的哨音，随后机舱里充满了浓烟。
紧接着又是一颠，飞机突然向后滑动，惯性使我向后退去，一头撞到了舱壁上。飞行警报器上的红灯旋转了起来，飞机中弹了，随时都有可能在光秃秃的平原上坠毁。我跟随大多数士兵一起，在机身将要倾斜翻转的一刹那滑出了飞机的舱腹。
当我身体急剧下坠然后又被一股大力托住的时候，我发现身边蹿过无数带有哨音的气游流，那是机关炮的子弹。在360英尺的高度，我们缓慢下降，地面上闪出了星星点点密集的火花。我们几乎成了靶子，英军用了20毫米机关炮、机枪、步枪甚至手枪，向空中缓缓下降的我们猛烈射击。
那些在地面阵地开枪的英国士兵，是些的粗鲁家伙。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叽哩咕噜地吆喝着，我身边不断有人被子弹剑一般地穿透。那个年青的士兵痛苦地尖叫起来，他背后的伞被流弹击穿，他失去了平衡，象一只飘摆的风筝一样掠过我的身前。他开始急剧下降，在我眼中迅速缩小成一个点，坠向地面。
伞兵们用随身携带的手枪、***向地面还击，着陆后立即陷入了激烈的战斗，根本无法集合成建制单位，到处是单兵或小分队的混战。我幸运地掉在了一条水沟里，但情况被动。落在我周围的几名士兵在着陆时都负了伤，我的左小腿也被弹片击穿。
英军在高地上构筑了大量巧妙伪装的阵地和火力点，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极为顽强的抵抗，损失很大，却毫无进展。接连不断的滑翔机失控坠毁，硝烟和战火让我几乎在大白天也不能辨物。我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手下士兵的名字，但几乎已经没人回答。直至黄昏，我们在崎岖不平的山地间遇到了迫降于此的伞兵第3团，但同时又遭到猛烈炮火射击。不断赶来增援的滑翔机在降落过程中一面受到了密集火力的射击，一面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着陆，损失颇大。
我面前的沟壑当中填满了断翼的机身。天空下起了雨，暮色中5架滑翔机在空中刚刚完成重新编队，紧随而至的炮火又马上掀掉了2架飞机的机翼，而余下的3架滑翔机竟然低鸣着冲向我们的头顶......在一阵火光中，我失去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