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这个协议是为了防止德国在伊朗扩张，并保证资源能够途经波斯湾进入同盟国。不过有些人推测，英国或许有着更为长远的考虑。例如，美国驻德黑兰公使路易斯・德雷福斯（Louis G. Dreyfus）就在发给华盛顿的例行电报中指出，英国人不断地向伊朗国王提出咄咄逼人的要求，并指责伊朗境内存在损害英国利益的间谍。他在1941年8月写道：“我相信英国人正在利用这一形势作为最终占领伊朗的借口，并且故意夸大目前局势的危险程度。”
英国人希望维护并强化他们在伊朗的地位，但英国官员和军队对待当地人民的态度却是背道而驰。在战争爆发的十年前，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尖刻的、关于英国行为的评论文章，证明伊朗人的待遇“就像二百年前东印度公司对待印度人那样”。英国人坚持伊朗官员应在遇到同级别的英国官员时向后者敬礼，而后者却不必回礼，这加深了伊朗当地人对英国人的敌意。人们普遍抱怨英国人的行为就像是“大老爷、白种人，而把伊朗人当作被殖民者”。这与苏联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不善交际，很少出门，也不要求敬礼——至少一位当地的德国情报人员是这么说的。
在二战这一微妙的时期里，英国大使里德・布拉德（Reader Bullard）的态度是很典型的。他认为战争后期的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与英国占领军的失败无关，与波斯湾北部运输武器和其他物资的波斯走廊所面临的后勤困难也无关。布拉德写道，失败的责任在于伊朗人自己：“波斯人喜欢偷窃，热衷于将物价哄抬到饥荒时的水平。但他们却总在指责英国人。”“我对伊朗人的评价很低，”他在一封写给伦敦的信件中轻蔑地表示，“大部分的伊朗人在下辈子都会变成绿头苍蝇。”诸如此类的说法引起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首相写道：“里德・布拉德爵士对伊朗人的蔑视太正常了，因为这些行为会损害他的工作效率以及我们的利益。”
更糟的是，英国人的统治地位正变得岌岌可危，他们根深蒂固的特权和优越感正在被日渐蚕食。1944年，德黑兰爆发了一场恶性事件。当时伊朗人正在与美国人进行一项谈判，打算将伊朗北部的特许经营权授给一个美国石油财团，这让听到消息的俄罗斯人大为光火。由左翼军人组成的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开始煽风点火，他们的改革、重新分配财富和现代化的纲领得到了莫斯科的大力支持。为了表示支持，苏联承诺将在局势最为紧张的时候派军队到大街上，以保护数千名的示威者。看到苏联似乎可以为所欲为地使用武力，而且导致协议被迫取消，很多外国势力都难以接受。于是，苏联对外关系部副部长、凶悍的谢尔盖・卡夫塔拉泽（Sergei Kavtaradze）受斯大林指派来到德黑兰，他警告说，惹怒苏联的后果很严重。
该事件最终以极富戏剧性的结局收尾，负责收场的是精明善辩、手段高明、能够熟练把握时代潮流的政治家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英国官员这样描写道：“他看起来很像一匹拉车的马。他有些耳聋，因此在倾听时表情紧张或者没什么表情。他在谈话时与人的距离是六英寸，并且散发着轻微的鸦片臭味。他的发言常常很啰唆，并且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印象。”外务部文件还援引了《观察家报》（Observer）对摩萨台的描述：“一个老派的、彬彬有礼的波斯人，不吝于鞠躬或握手。”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人严重地低估了他。
1944年底，摩萨台开始在议会上提出一个观点，即伊朗不能也不应该被国外列强操纵或胁迫。当年诺克斯・达西公司获得特许勘探权以及英伊石油公司（前身是英波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就是伊朗领导人立场不够坚定的后果。他说，伊朗几次三番地遭受欺骗和利用，充当竞争利益者的马前卒，这对伊朗人民一点好处都没有。将选择权交给与伊朗做生意的人，这种做法大错特错，他呼吁：“让我们和所有希望购买石油的国家进行谈判，为了国家的解放而努力。”
摩萨台说出了很多人很久以来的不满：自己国土下埋藏的财富却只给伊朗人带来了非常有限的好处。事实确实如此，例如在1942年，英国政府从英伊石油公司的业务活动中收取了660万英镑的税金，而伊朗政府拿到的特许授权费却仅仅是这一数额的60%。到了1945年，这一差距变得更加明显：伦敦的财政部从该公司获得了高达1600万英镑的税金，而德黑兰得到的数字是600万英镑，仅比英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点。一位见多识广的英国观察家指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比缺乏物质补偿更严重的是国格和民族尊严的丧失”。
“不过很少人认识到这一点。”这位名叫劳伦斯・埃尔韦尔・萨顿（Laurence Elwell-Sutton）的观察家承认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阿拉伯语，之后进入英伊石油公司工作。埃尔韦尔・萨顿是一位热爱波斯文化、很有天赋的语言学家，英伊石油公司员工对待当地居民的方式让他目瞪口呆：“很少有欧洲人愿意花时间去关注波斯人，他们把当地‘土著’看作是肮脏、古怪的奴隶，也许只有人类学家才会对这些人感兴趣。”这种“种族歧视”注定会招致灾难：“除非让这个民族消失，否则消失的就是这家公司。”
既然如此，便不难看出摩萨台等改革家们背后的动力了。欧洲帝国的时代早已开始逐渐褪色，这一变化在伊拉克相当明显，因为连格特鲁德・贝尔都意识到“独立”并不在英国人要送的礼物清单上。在伊朗和其他地方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脱离国外统治和影响力的要求，并且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强烈。因此，当英帝国的丝绸之路瓦解后，他们也不得不后撤了。
亚洲的军事高压导致了一系列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Dunkirks）。极度混乱的撤退场面为大不列颠的黄金时代画上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句号。当日本军队在东南亚四处出击时，数十万人逃离了缅甸。那里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一心想回家，于是日本打算趁机进入这块让东京垂涎已久的战略和经济要地。德国在东方的盟友日本很快意识到，眼下是一个大范围扩展其帝国威望的良机。日本军队的推进让许多人饱受折磨，大约有8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当数万人撤退到槟榔屿（Penang）和新加坡后，马来半岛的景象也同样变得十分凄惨。能够在新加坡陷落之前逃离是幸运的。一位及时撤离的未婚女性在几周后写道，英国人撤退时的混乱是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人“永远不能忘记和释怀的”。
即便当欧洲和太平洋战事进入尾声，撤退仍然在继续。在印度，长达三十年的让步和承诺提高了人们对于自治以及彻底独立的期望，现在英国终于作出了完全撤出印度的决定。战争结束时，长达数月的骚乱、反帝国主义示威和罢工使得印度次大陆的北部城市运转陷入了停顿，英国的威望迅速瓦解并且有失控的危险。最初英国人计划在印度施行“阶段性撤退”，顺便也能为穆斯林少数民族提供保护，但终因耗时耗资巨大而被伦敦否决了。于是在1947年初，英国宣布将在6个月内全部撤走，结果却引发了混乱。战后被赶下台的温斯顿・丘吉尔告诉国会下议院，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如果我们放任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陷入动荡和种族屠杀，这难道不是对我们声誉和历史的严重损害吗？”
这些警告显然没有被听进去，大范围的混乱席卷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社区长久的宁静被突发的暴乱打破，那些在城镇和乡村生活了数个世纪的家庭不得不踏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之路。至少有1100万人越过了旁遮普与孟加拉之间的新边界。同时，英国人还设计了详细的撤离计划，尽量保护本国侨民免遭冲突的波及，但这一考虑并不包括当地的原著民。
英国磕磕绊绊地处理着一个又一个类似的危机。为了维持巴勒斯坦微妙的势力平衡，从而保证对海法的炼油厂和港口的控制权、保障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以及建立与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友好关系，英国采取的措施是试图限制犹太人从欧洲移民到此地。英国的情报机构拟订计划阻止难民船只进入巴勒斯坦，以及谴责貌似强大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阿拉伯恐怖组织。此后，英国还采取了更多的直接手段。
危机出现在1947年夏天，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在法国港口遭到了英国人的侵扰。虽然该船的乘客在抵达巴勒斯坦时已经被拒绝进入，但这艘载有4000多名犹太人的轮船——其中包括孕妇、儿童和许多老人——还是被英国驱逐舰劫持着向东航行。如此对待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在大屠杀中失去的亲人的犹太人，让英国遭遇到了公关危机。很明显，为了维护其海外利益，英国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丝毫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英国对待外约旦（Transjordan）的统治者阿卜杜拉（ʿAbdullāh）的做法更加荒谬。在该政权于1946年独立后，英国人给予了阿卜杜拉大量关照，并签署了承诺军事支持的秘密协议。阿卜杜拉利用这一承诺着手实施他的边境扩张计划，一旦英国撤出，他将占据整个巴勒斯坦。而英国人则为这一行动开了绿灯，虽然并不是毫无条件的。据称，英国外务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曾经对首相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他们不进入分配给犹太人的区域就好。”就这样，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英国人的撤离又造成了一场大动乱，这有力地证明了欧洲帝国主义的不良影响：1948年的阿以战争（Arab–Israeli War）也许不是英国那些不可告人的政策所直接导致的，但是英军不负责任的撤离却让该地区瞬间陷入了权力真空。
伊拉克的情况也不妙。总理萨利赫・贾巴尔（Ṣāliḥ Jabr）在1948年同意将英国对该国空军基地的使用年限延长25年。协议达成的消息引发了罢工和暴乱，最终，愤怒的人群将萨利赫赶下了台。一系列事件使得伊拉克人对英国的怒火由来已久，其中包括二战期间英国对巴格达的占领，以及英国在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过程中显而易见的失败，尤其是伦敦对永久保留在伊拉克的军事据点的企图。严重的农业歉收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粮食短缺使得事态更加恶化。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承认：“伊拉克的国内局势十分危险。”英国政府随即采取行动，“向伊拉克总理做出让步，以帮助后者平息民众的怒气”，包括共享哈巴尼亚空军基地。伦敦的政策制订者称：“伊拉克人应对这一最高级别的合作模式感到高兴”，因为英国人“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提出同样的建议”；获得“高于其他中东国家一等的待遇”的伊拉克人应该感到十分荣幸。
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从本国地下开采出来的石油基本没有给伊拉克带来收益。1950年，该国大约90%的人口还是文盲。这些都要归结于英国人对伊拉克贪得无厌的榨取。例如，当英国打算贷款给伊拉克用于修建和扩建铁路系统时，曾要求伊拉克将财政收入抵押给英国作为担保。如果伊拉克未能偿还贷款，那么当地的油田就将由英国人接管——就像19世纪英国在攫取苏伊士运河这一关键贸易渠道时所做的那样。如今，英国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他们已经花掉了全部的政治资本，而且没有人会再相信他们。人们对英国的戒心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像中东反蝗虫联盟（Middle East Anti-Locust Unit，MEALU）这样成立于战时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机构都被解散了，大批对消灭害虫和保障食物供应作出贡献的技术专家遭遇遣散。中东地区国家显示了它们的力量，并且站到了西方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复兴。打败德国之后，斯大林在战争初期曾经是希特勒的盟友这一污点迅速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胜利与成功的故事。1917年的革命未能实现马克思及其学说所预言的全球改造，然而在三十年后，似乎到了共产主义席卷全世界并统治亚洲的时候了，就像伊斯兰曾经在7世纪时那样。在中国，平等、公正以及最重要的土地改革使当地的
共产党受到了人民的拥护，使他们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并最终将后者彻底赶出大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地方，欧洲和美国的左翼政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力量。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使战争的恐怖达到顶峰，许多人接受了与原来截然相反的、更为和谐的理念，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曾经为原子弹计划工作的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之间相继爆发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并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事实也使很多人幡然醒悟。
在1946年春天的一次被全世界广泛报道的演说中，斯大林精明地进一步鼓动这些苗头。他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缺陷”导致的。该演说是一份声明：资本主义已经统治了这个世界太长时间，并且要为20世纪的战争所带来的痛苦、杀戮和仇恨负责；共产主义是取代这一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危险的政治体系的合理选择。它是一个新的体系，更多地强调共识而非差异，并用平等取代阶级。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诱人的想象，而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不久前，丘吉尔曾想拿位于苏联西部边境国家的未来冒险。在雅尔塔就战后世界秩序进行协商之后，丘吉尔对一位年轻的幕僚说：“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以为他能够信任希特勒，结果他错了。但是我不认为我看错了斯大林。”张伯伦确实是错了，但丘吉尔也错了，而且他很快就承认了。他在1946年3月5日密苏里州富尔顿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道：“没有人知道苏联将要做什么。”苏联的指导思想是扩张性的，而且是狂热的，这意味着对西方的威胁；“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Stettin）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Trieste），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
世界中心地区的命运悬而未决。伊朗是其中的关键。美国的战略家们相信，苏联想要完全控制伊朗，一方面是因为伊朗的石油，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海军基地以及其处于国际航空网络中心的地理位置。为了让伊朗政府将北部油田的特许开采权交给美国，美国大使保证，假如苏联对该授权协议表示强烈抗议并派出军队进入伊朗，在必要情况下美国将为伊朗提供军事援助。
1946年夏天，伊朗全境爆发罢工，局势升级。德黑兰街头充斥着传播各种谣言和反谣言的小道消息，伊朗的未来岌岌可危。尽管英国拼命要保护它的资产，但是它痛苦地意识到它对一些关键的事务已经无能为力。情报机关沮丧地指出，苏联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迫在眉睫；报告还描述了详细的侵略计划，其中包括了关于强大的、作为进攻核心力量的苏联装甲和摩托化部队的资料。据该报告还称，苏联总参谋部对占领摩苏尔信心十足，并且准备在伊朗国王被推翻后组建一个“伊朗人民政府”。英国人判断，旧政权的领导层将被贴上“卖国贼和通敌者”的标签并遭到清算。苏联伞兵已经准备好被投放到德黑兰附近，并发起速战速决的攻击。
华盛顿感到了切实的威胁。1942年12月，首批2万人的部队抵达波斯湾的霍拉姆沙赫尔港（Khoramshahr），帮助伊朗改进交通体系。自那以后，美国人就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伊朗的局势。为了监督后勤工作，美国人还在德黑兰建立了一个大型的营地，后来成为美军在波斯湾的指挥总部。英国和苏联也把首要目标放在了伊朗，因此双方在避免战争的同时，都在不断地削弱这个国家。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伊朗正在处于被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
被派到伊朗去支援和监督战争期间补给线的美国人首次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差异。克拉伦斯・里德雷（Clarence Ridley）少将发现，伊朗军队训练不足、物资短缺，基本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如果要抵御恶邻们的进攻，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培养新一代的军官以及购买优良的装备。这对新任伊朗国王来说是个好消息，他正渴望在伊朗现代化的道路中打上自己的烙印。但他的预算顾问（美国人）坦白地告诉他，问题在于伊朗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标准打造出一支军队。他被告知，如果将资金用于军事开支，那就“就几乎没有钱可以投入农业、教育和公共医疗了”。
斯大林的姿态和行动让美国人感到严重不安，而准备不足、组织涣散、力量薄弱的伊朗人又似乎没有什么机会能把苏联人赶走。一些听过斯大林演讲的人确信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檄文”。美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亲眼目睹过斯大林的大清洗，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1946年初对即将出现的全球竞争提出警告。他写道：“苏联对待世界事务神经质般的做法，是出于俄罗斯人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认为，苏联人对直接与美国展开竞争表现得非常狂热，他们的目标是“破坏我们国内的稳定，打乱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让我们在国际上颜面扫地”。
伊朗在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将它推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前线。美国按照既定计划给予该国援助。1949年，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开始用波斯语向当地人广播。在第一档节目中，杜鲁门总统就以“伊朗与美国之间历史性的友谊纽带”为题发表了评论，并承诺帮助伊朗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繁荣和平的世界”。随着一年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向伊朗提供更多的直接援助。国务院的一份简报指出，趁伊朗经济衰退“还没有到糟糕的地步”，应该立即给予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该国将有“经济彻底崩溃并很快加入苏联阵营”的危险。杜鲁门本人也完全同意，他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苏联将进入伊朗，然后掌管整个中东。”
广播节目的内容开始越来越尖锐，伊朗人被告知：“自由国家必须团结一致”“美国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息息相关”，“自由世界的力量”正不断加强。此外还有一些强调苏联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报道：“共产党头目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压制人类的自由。”甚至还宣称：“苏联教师把家安在废弃的、不能再运牲口的货车车厢里”，缺少取暖和基本的医疗设施，以及清洁的用水。
援助资金开始大量涌入伊朗，在三年里差不多翻了5倍，从1950年的1180万美元增加到1953年的5250万美元。援助的目标是促进伊朗的经济发展，稳定伊朗的政治文化并奠定其改革的基础，同时也为伊朗的自我防卫提供军事和技术支持。这是美国在中东打造附属国的开端。
美国人之所以愿意做这些事情，部分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英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扶植这些中东政权，部分是因为需要对苏联的扩张作出反应。然而，这些都不是美国密切关注伊朗的主要理由。例如，1943年在德黑兰举行的同盟国重要会议上，无论是温斯顿・丘吉尔还是罗斯福总统，都觉得与国王见面是件麻烦事。换句话说，这二位都不愿意为此浪费时间。同样地，在第二年，因为其重要性有限，美国将沙特阿拉伯拒之门外。“那里对我们来说有点儿远。”罗斯福轻易地回绝了该国的经济援助请求。他还说，沙特最好还是去求助于英国，而不是美国。但在战争结束后，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对于美国外交事务来说”，沙特阿拉伯一个国家就“比其他任何小国都重要”——原因就在于石油。
有一位叫作埃弗瑞特・李・戴高礼（Everette Lee DeGolyer）的勇敢的石油商人，他曾在俄克拉何马州学习了地质学，然后在美国石油业中赚到了第一桶金。战争期间，他来到中东对该地区现有的油田进行评估，对该地区的长期资源潜力和重要性提出意见，同时将其与墨西哥湾、委内瑞拉和美国本土的资源进行比较。尽管是保守估计而且附有说明，他的报告仍然令人震惊：“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心正在从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地区向中东和波斯湾地区转移，而且这一转移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后者完全超越前者。”和他同行的一些人发回给国务院的报告更为坦率：“这一地区的石油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得到的最大馈赠。”
英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非常嫉妒在中东地区前景光明的美国。一位举足轻重的实业家告诉丘吉尔：美国人应该被告知离开中东，并且尊重英国业已取得的有利地位，“石油是我们在战后保留下来的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拒绝同美国人分享我们这些剩下的资产”。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同样言辞强烈，他对试图回避他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感到非常生气。英国政策制订者们对未来感到担忧：“美国意图夺取我们在中东的石油资产。”连首相本人都直接介入，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道：“我对协商的进展表示担心。您知道，我只希望这不会影响贵我两国之间的公平。”
于是，英国和美国就如何瓜分这一世界上的重要地区取得了共识。哈利法克斯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解决了这一问题：“波斯的石油是英国的，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则由两国共同分享。”这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以及盟国领导人在二战期间及战后马上达成的那些协议一样，干净利落地把世界分成了两份。
不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对于瓜分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在美国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石油价格在1945年至1948年间涨了一倍。而在此期间，美国的汽车数量增加了一半以上，机动车厂家的销售额涨了七倍。最初，美国对这一局面的反应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那些拥有自然资源并且受到各方追捧的国家一定会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重新商议石油特许开采权的授权条件，并且是以体面的方式而非强迫威逼。
实行油田国有化的传言和威胁甚嚣尘上，这反映出世界的新秩序。一些石油国开始获得越来越多慷慨的、具有竞争性的新待遇。例如，美国石油富豪约翰・保罗・盖蒂（J. Paul Getty）为沙特与科威特之间中立地区的开采权支付的费用，几乎是其他中东地区的两倍，这引发了那些受制于早期协议的国家的抗议。这不仅使得它们对资源被征用的方式感到不满，而且促使它们提出了国有化的要求，并变得更易受到共产主义花言巧语以及莫斯科示好行动的影响。
随着美国放低贸易姿态并重新商定了一些交易草案，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例如，1949年美国财政部从西方石油公司财团阿美石油公司（Aramco）获得了4300万美元的税金，而沙特阿拉伯的收入是3900万美元；两年后，随着税收减免机制的修改帮助企业能够冲抵开支，企业交给美国政府的税金为600万美元，而给沙特的则是1.1亿万美元。这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国都重新制定了特许开采条款，这些新的条款更有利于当地的统治者和政府。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次资金流的重新分配与伦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的权力转移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它的影响更像是发现美洲大陆以及随后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控制着特许开采权并且主要供应欧洲和美国的西方企业开始向中东输入资金，并因此开启了世界重心转移的过程。蜘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输油管道连接着东方和西方，标志着该地区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此时，在全球流动的不再是香料或丝绸、奴隶或白银，而是石油。
然而，英国人却没有像他们的美国盟友一样认清形势，他们有着别的想法。在伊朗，英伊石油公司成了抨击的焦点。原因很简单，缴纳给英国财政部的税金和支付给伊朗的授权费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尽管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同样在抱怨从石油行业获得的利润太少，但是伊朗的分配失衡使得该国陷入了更为糟糕的局面。1950年，尽管阿巴丹是此时世界上最大炼油厂的所在地，但是这座城市自身的电力供应量仅仅相当于伦敦的一条街道；由于缺少学校，25000名学龄儿童中只有十分之一能够上学。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英国进退两难、走投无路。头脑精明而且人脉广阔的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认为，让英国人重新商定特许权条款几乎是不可能的。英伊石油公司由英国政府控股，自然被视为是英国及其外交政策的延伸。像东印度公司一样，英伊石油公司的企业利益和英国政府利益之间界限模糊。它的权力巨大，实际上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它的力量“就是英国的力量”。艾奇逊指出，如果英伊石油公司最终屈从让步并给予伊朗更好的条件，这必将“粉碎人们对英国力量和英镑最后的信心”。他预言，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英国将在数月内失去全部的海外资产。
艾奇逊意识到，伦敦
对该公司严重依赖，这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他在电报中写道：“英国正处在破产的边缘，没有了重要的海外利益和无形的收益项目，她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要运用所有的外交手段大肆宣扬迫在眉睫的苏联入侵威胁。艾奇逊对此一点儿都不相信，与他们的宣扬相反，“英国人最主要的目的不是防止伊朗落入共产党之手，而是要保住他们最后的财源”。
于是，当英国在1950年向伊拉克提供新的条件，并惹人注目地拒绝给予伊朗同样条件的时候，事态变得严峻起来。伊拉克石油公司的部分股权属于英伊石油公司这一事实就好像是在伤口上撒了把盐，在伊朗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民族主义政治家猛烈地宣扬英伊石油公司的垄断是多么的邪恶，试图以此激起民众的愤慨。伊朗议会的一名议员称，伊朗所有的腐败都是英伊石油公司直接造成的。一位煽动者断言：“如果什么都不做，伊朗女人的罩袍早晚会从头上掉下来。”另一位议员说，让整个伊朗石油工业都被原子弹炸毁，也比被英伊石油公司用来剥削伊朗和其人民要强得多。摩萨台的态度没有这么生硬，据称他曾经说，如果他成为首相，他“不会与英国达成妥协”，相反，他将“用泥巴把油井全都封起来”。
反英的言论已经沸沸扬扬地持续了一代人，如今更是进入了主流舆论：英国是伊朗问题的罪魁祸首，绝对不能信任它；英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伊朗民族尊严的缺失连同反西方情绪开始深入人心，这注定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摩萨台迅速抓住这一时机，他呼吁：一切都到此为止了，是时候为保障伊朗繁荣和“捍卫世界和平”而战了。一项激进的提议在1950年底被提出，称伊朗人的利益不应与英伊石油公司分享，相反，“应该宣布伊朗的石油工业统统国有化，不允许有例外”。刚刚结束逃亡回到伊朗的卡沙尼（Kashani）是一位民粹主义阿訇，也是一位知名的反西方人士，他非常支持这项提议，并要求他的拥护者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这一转变。没过几天，伊朗首相阿里・拉兹马拉（ʿAlī Razmārā）遭到刺杀，之后不久，教育部长也遇刺身亡。伊朗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当摩萨台本人在1951年春天被议会选举为新一任的首相后，英国人最怕的事情成了现实。摩萨台立即通过了一项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的法律，并且宣布即刻生效。伦敦的媒体和英国内阁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国防大臣声称，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尾巴可不会一直蜷缩着”，如果“纵容伊朗逃脱惩罚，那么接下来就会出现国有化苏伊士运河的尝试”。英国计划，如有必要，将向伊朗投放伞兵以保证阿巴丹炼油厂的安全。这些是伟大的帝国在倒下前的垂死挣扎，她徒劳地想要挽留昔日的荣光。
摩萨台继续咄咄逼人。1951年9月，他下令给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员工一周的时间收拾行李并离开伊朗。除此之外，卡沙尼甚至还宣布设立了一个名为“憎恨英国政府日”的全国节日。英国已经成为伊朗所有坏事的代名词，并为政治联合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摩萨台告诉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您不知道英国人有多么狡猾，您不知道他们有多么邪恶，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玷污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一切。”诸如此类的言辞使得摩萨台在国内大受欢迎，甚至在海外也声名鹊起：1952年，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并当选为该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英国人强行采取的拙劣措施未能奏效。面临失去英伊石油公司及其收入的危险，英国政府进入了危机状态，并宣布对所有伊朗石油实施禁运。英国的目标是打击摩萨台并使其屈服。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弗雷泽爵士（Sir William Fraser）认为，最快速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停止对伊朗的资助：“当（伊朗人）需要钱时，他们将五体投地拜倒在我们脚下。”
显然，这些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类似声音几乎不可能为英国赢得公共舆论的支持，反而更加坚定了伊朗人的决心。到了1952年底，英国人已经不再相信制裁会取得效果，因此他们向刚刚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提出一项“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联合政治行动”的计划，即发动政变。政权更迭似乎又一次成为了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方法，而且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官员对英国的提议表示赞同。中东地区的特工被赋予了尝试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自由，以处理那些要么对美国不冷不热、要么与苏联打得火热的地区领导人。这群出身于东海岸特权阶层的、志同道合的年轻特工，曾经参与了1949年推翻叙利亚领导人的政变，以及三年后的赶跑肥胖、腐败、靠不住的埃及国王法鲁克（Farouk）的行动——该行动的非正式代号是“FF计划”，或称“胖子法鲁克计划”。
与一个世纪以前那些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英国中亚特工，以及那些热衷于为苏联传递情报的对手们一样，迈尔斯・科普兰（Miles Copeland）以及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两个孙子阿奇（Archie）和克米特（Kermit）对特工事业同样极富热情。叙利亚政府倒台之后，这些年轻的美国人前往“十字军城堡和一些冷僻之地”旅行，并在沿途欣赏阿勒颇的建筑和风景。行动的决定往往就是在这些旅途中作出的。“我伪造的报告和你让你手下做的有什么区别？”科普兰问冷峻而博学的阿奇・罗斯福，“至少我的看上去破绽更少。”这些一线人员快速而卖力的工作方式很快就受到了华盛顿的注意，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告诫说：“今后我们不会容忍这些不负责任的自作主张。”然而在处理伊朗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依然得到了采纳。
英国官员在1952年底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国有化将导致伊朗经济衰退的担心，这引起了美国人的共鸣。在华盛顿的一次例会之后，美国开始动手。中情局驻德黑兰情报站对摩萨台感到担忧，并建议华盛顿应在伊朗“扶植一个继任政权”。政策制订者马上决定必须使伊朗国王成为统一与安定的代表，以便“合法或者准合法”地解除首相职务。
劝服国王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这位自负且有些神经质的国王第一次听到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的时候，他惊恐不已。英国的介入让他尤其害怕。据一位美国策划者称，国王对英国这只“看不见的手”有着一种病态的恐惧，担心这一行动是个陷阱。于是针对国王的威逼利诱开始了：BBC广播用一系列关键词语表明，这一行动得到了伦敦最高领导的批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更是明确地承诺会支持伊朗，这进一步说服了他；同时，克米特・罗斯福还在私下告诉国王，如果他不合作，伊朗将会被“赤化”，成为第二个朝鲜。
为了确保反对摩萨台的“公共舆论达到最高点”，华盛顿拿出重金结交关键人物，并使他们转变立场反对首相。几乎可以肯定，克米特・罗斯福通过行贿搞定了伊朗议会中的一些领导人。他委婉地写道，其目的是“说服”他们收回对摩萨台的支持。
其他地方同样花钱如流水。据一位当事人称，巨额的美金涌入了德黑兰，以至于1953年夏天美元对伊朗里亚尔（rial）的汇率下跌了将近40%。一些资金被用于雇佣德黑兰街头的示威者，而示威的组织者是两名中情局的特工。被资助的名单中还包括一些关键人物，尤其是像卡沙尼这样的毛拉。据判断，他们的利益与政变者的目标一致。这些穆斯林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学说和无神论是与伊斯兰教相违背的。因而，中情局与阿訇之间达成了共识，后者对共产主义伊朗的危险性尤其警惕。
1953年6月，英国与美国的策划者在贝鲁特达成了一致。之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亲自批准了一项计划；几天后的7月初，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批准了该计划。接着，情报人员对其加以改进，使之能够被“颇为啰唆且逻辑混乱的波斯人”理解：西方国家希望平稳顺利地实现伊朗的政府更迭。
但最后还是出了大岔子。计划泄密，时间表也乱了套。随着局势陷入混乱，吓坏了的国王逃到国外，连穿袜子的时间都没有。在逃亡罗马的途中，他在巴格达见到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这使后者有机会向他提议：“为了国王考虑，我建议，永远不要透露任何有关外国人参与了近期事件的消息”，这对您的名声没有任何好处；要想尽可能地保留余地，必须把美国撇干净。伊朗国王“经历了三个不眠之夜，他对事态的转变心有余悸”，几乎没有办法思考。不过，大使最终还是发回了令华盛顿欣慰的报告：“国王同意了。”
当得知国王流亡意大利后，伊朗的广播电台发布了严厉的声讨，媒体将其形容为一个男妓、强盗和小偷。这段艰难的日子让国王年轻的妻子苏瑞亚（Soraya，许多人私下说她结婚时年龄还未满19岁）难以忘怀：她身穿红印有白色波尔卡圆点的连衣裙漫步在罗马的威尼托大街（Via Veneto）上，讨论着德黑兰险恶的政局，并且悲伤地听从丈夫的建议考虑买下一小块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也许是在美国。
然而，国王的逃离却造成了戏剧般的误解：街头巷尾充斥着摩萨台觊觎王位的谣言，事态随之逆转。几天后，尽管困难重重，国王还是踏上了回家之路，并在巴格达作了短暂停留以便穿上空军总司令的制服。盛大而光荣的回国场面表示他不是一个因害怕而逃走的懦夫，而是一位回来掌控局势的英雄。摩萨台被逮捕并遭到审判，他被单独监禁，之后又被长期流放，直到1967年去世。
为了削弱西方势力并把他们彻底赶出中东，摩萨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将人们对英伊石油公司的担心激发成对整个西方的厌恶和憎恨。这使得他成为了伊朗头号的麻烦制造者，足以促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制定出斩草除根的肃清计划。不过，态度强硬的并不只有他一个，控制着东西方连接通道的西方人还遭到了其他地方的强烈批评。在埃及，不断增加的仇恨情绪引发了反英暴乱，当地人要求英国军队撤出位于苏伊士运河的基地。一位访问开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准确地描述了当地的局势。他写道：“人们痛恨英国人。这种仇恨既普遍又强烈，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英国必须制定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
时代在改变。关于西方撤出亚洲中心后该地区的新前景，摩萨台是表达得最清楚的一个。尽管情报机构将摩萨台下台的细节档案保密了数十年，并警告解密这些材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摩萨台的下台显然是西方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策划的一场阴谋。因此，摩萨台可以说是该地区众多后继者的精神之父。尽管霍梅尼、萨达姆・侯赛因、奥萨马・本・拉登以及塔利班的手段、目标和野心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核心理念，即西方人是奸诈和邪恶的，想让当地民众获得自由就必须要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要实现这一点有很多途径，但是摩萨台的经历表明，那些给西方制造麻烦的人都要为可能面临的后果做好准备。
现在，这场政变正处于一个心理上的关键时刻。伊朗国王错误地认为自己很受伊朗人民的爱戴。事实上，人们对这位国王的态度顶多只能算是摇摆不定，毕竟从他那位当骑兵军官的父亲夺取王位到现在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他出逃罗马无疑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懦弱表现。他坚信自己是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但是这一身份需要很强的把握主流政治风向的能力，以及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干涉保持距离的能力。这对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从而为敌人提供机会、让自己手足无措的人来说，要求太高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中情局支持下的1953年政变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地区角色转变过程中的分水岭。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判断，伊朗还存在被“第二次”拯救的机会，一个确保伊朗留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机会。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告诉国王，鉴于“目前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伊朗”。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自由的、“非民主的独立伊朗”，或者一个“永远被铁幕笼罩的、非民主的独立伊朗”。这与西方国家在同共产主义就自由和民主斗争中所大声宣传的内容截然相反。
美国开始介入了，介入这个被丝绸之路连接沟通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地区，并试图将之纳入自己的控制。但是前途充满了荆棘。一边高举民主的旗帜，一边实施制裁甚至策划政变，这让美国的诸多盟友都感到非常不快。脚踏两只船是十分危险的，早晚会引发信任危机和信誉瓦解。当英国之星持续暗淡，未来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能否从1953年的事件中学到什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