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人在奴役当地百姓并将他们运往南方的时候的确表现得残酷无情。以“块头、体重和勇猛”著称的维京罗斯人，原本就是“毫无文化，靠掠夺为生”，一位阿拉伯作家这样评价。遭到迫害的主要都是当地土著，被抓的人实在太多，于是人们给他们取了个名字：斯拉夫人（Slav）。从此他们都成为了失去自由的人：奴隶（slave）。
罗斯人对待俘虏非常仔细。“他们善待奴隶，并让这些人穿着得体，因为对他们来说，奴隶是一种贸易商品。”某同时代人这样说道。这些奴隶是通过河道运送的，那里河网交错、水流湍急。漂亮女人的价格特别高，通常被卖给可萨人和伏尔加保加利尔的突厥人，这些人会把她们再转卖到南方——当然，这些都是罗斯捕手和她们性交完之后的事情了。
奴隶是维京社会的关键组成，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不列颠群岛上的大量文献和资料表明，维京长船的袭击通常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强奸或劫货，而是为了抓人。“上天啊，救命吧，”9世纪的一位法兰西祈祷者恳求道，“残忍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毁了我们的国家，抓走了我们的孩子。求求您让我们躲过这些恶魔。”手铐、脚铐和枷锁在奴隶之路上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欧洲东部和北部的贸易通道之上。最新研究发现，人们以前认为是贩卖牲畜时用的圈笼，其实是用来装载奴隶的。这些奴隶将在诺夫哥罗德“高街”（High Street）和“奴街”（Slave Street）的交叉口集市上被出售。
人们疯狂地追逐奴隶贸易的利润。尽管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地方当局获得了在新地区掠夺和贩奴的特殊许可，但其他人也不甘放弃。“只要他们抓到人”，他们就会进行私下交易，9世纪北欧某位见多识广的教士这样写道，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奴隶卖给同伙或者蛮族”。
许多奴隶都被交易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一首挪威古诗《里格叙事》所言，世人可简单分为三种类型：贵族、自由人和奴隶。但也有很多奴隶被送到价格更高的地方：没有哪个地方比阿铁尔有更多的需求，没有哪个地方比阿铁尔有更富足的市场，因为它最终将供应巴格达和亚洲腹地，供应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北非和西班牙。
有钱人愿意出高价，这极大地刺激了北欧的贸易增长。从出土的钱币来看，9世纪下半叶曾呈现出贸易繁盛期，波罗的海和瑞典及丹麦南部，特别是海泽比（Hedeby）、比尔卡（Birka）、沃林（Wolin）和隆德（Lund）等城市都得到了快速扩张。钱币的发现地点沿着俄罗斯境内的河道一路扩散，说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出土钱币还一直延伸到中亚，特别是撒马尔罕、塔什干、巴尔克等地，沿着传统的贸易、运输、交流路线直通今日的阿富汗国境。
这些富庶地区对奴隶的需求非常迫切。除了来自北方的奴隶，人们同样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进口了大批的奴隶。有位商人夸口说，他一个人就在波斯市场上卖掉了12000名奴隶。还有的奴隶来自中亚的突厥部落。据一位当时的作家说，这些奴隶价格更高，因为他们性格勇敢、比较聪明。另一位则说：“挑选最好的奴隶，最佳地点就是突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奴隶可以和突厥奴隶相比。”
对比罗马帝国的奴隶人口（已有大量细致的研究），我们也许能推断出当时奴隶贸易的规模。近来的研究发现，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期，若想维持奴隶人口的水准，则需要每年买进25万到40万名奴隶。即便假定人均需求量差不多，阿拉伯语世界的奴隶市场也要大得多，因为它的疆域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阿富汗，也就是说，奴隶交易的数量远远大于罗马帝国。虽然资料有限，但仍有份文献可以帮我们估算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奴隶规模：哈里发和他的妻子每人都拥有一千名奴隶女孩；另一份文献则说他们拥有的奴隶不下四千。拥有奴隶在伊斯兰世界太司空见惯了，因此没太多记载，就跟罗马帝国一样。
罗马同样是奴隶买卖的重要参照体。在罗马世界，凡在境外抓获奴隶都有奖励，奖品的贵重程度依奴隶的长相和谈吐而定，竞争非常激烈。个人偏好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某位知名贵族就坚持要求奴隶整齐划一，必须是同样招人喜爱、同样年纪。伊斯兰世界的口味也差不多，一本稍后问世的贩奴指南手册证明了这一点。“在黑人奴隶中，”一位11世纪的作家写道，“努比亚（Nubian）的女人最受欢迎，她们温柔，而且懂礼貌。她们身材苗条，皮肤光滑，比例匀称……好像天生就是服侍主人的。”贝雅族（Beja，分布于今苏丹、厄立特里亚和埃及）女子“面色金黄，容貌俏丽，身材精致，肤质柔滑。若是她们在年轻时被弄到了国外，那可是最极品的床上伴侣”。一千多年以前，钱买不来爱情，但钱能帮你得到想要的东西。
其他贩奴指南也提到了类似的信息。“购买奴隶时需要谨慎，”11世纪另一位作家、波斯名著《卡布斯教诲录》（Qābūs-nāma）的作者说，“买奴隶很有难度和技巧，因为他们看上去都很好。”但事实正好相反。他还说，“很多人认为购买奴隶和购买其他东西一样简单”，其实不然，购买奴隶的技巧可以“算得上哲学领域的一个分支了”。请注意那些面色金黄的人——那是痔疮的症状；还请注意那些相貌英俊、头发蓬松、眼神漂移的男子——“那是一种要么纵欲过度、要么可能从事拉皮条的男人”。做买卖时，要“给双方施加压力并认真观察”，注意捕捉任何炎症或疼痛的迹象，特别注意“隐藏的缺陷”，如口臭、耳聋、口吃或牙龈不健康的情况。作者说，如果能遵守这些原则，你日后就不会失望。
奴隶市场在欧洲蓬勃发展，那里挤满了准备被贩往东方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当然，他们也可能被卖到科尔多瓦的宫廷，那里在公元961年就已有13000多名斯拉夫奴隶。到了10世纪中叶，布拉格（Prague）发展成为主要商业中心，吸引着维京罗斯人和穆斯林商人到此交易锡器、皮革和人口。波希米亚（Bohemia）地区的其他城市则是购买面粉、大麦和家禽的好去处——当然也有奴隶。一位犹太旅行者说，这里的奴隶价格相当公平。
奴隶通常被当作礼品供奉给穆斯林统治者。如10世纪初，一位从托斯卡尼（Tuscany）前往巴格达的大使给阿拔斯帝国的哈里发穆克台菲（al-Muktafī）带了很多贵重的礼品，有宝剑、盾牌、猎犬和宠物鸟，另外还包括20名斯拉夫阉人和20名姿色绝佳的斯拉夫姑娘。年轻美丽的花朵被当作货物出口到另一个世界供他人享用。
长途贸易的规模相当之大，易卜拉欣・伊本・亚古伯（Ibrāhīm ibn Yaʿqūb）对美因茨（Mainz）市场颇感震惊：“太难以置信了！在如此遥远的西方地域，你能看到只有在东方才能出产的香水和香料，比如说胡椒、生姜、丁香、甘松和高莎草。这些植物在印度有很多，都是从那里进口的。”他的吃惊还不止于此：银质的迪拉姆被用作货币，甚至还有撒马尔罕铸造的钱币。
事实上，伊斯兰世界货币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公元800年前后，英格兰麦西亚国（Mercia）国王奥法（Offa）（著名的防威尔士人入侵的矮石墙的建设者）就模仿伊斯兰金币的设计来铸造自己国家的钱币：一面印有“奥法王”字样，另一面则是仿制拙劣的阿拉伯文——而这对该国臣民来说可能毫无意义。大量银币窖藏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库尔谷（Cuerdale）中被发现，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中同样收藏着许多铸造于9世纪的阿拔斯钱币。这些货币能抵达不列颠群岛的偏远地带，足见伊斯兰市场的影响之远。
出卖奴隶的收入支撑着9世纪欧洲进口贸易的飞速增长。靠着在大规模人口买卖中赚取的资金，人们对一些紧俏奢侈品——丝绸、香料和药物的需求量开始增加。从贪婪的人口交易中获利的不仅是维京人，凡尔登（Verdun）商人在买卖阉人过程中也赢得了巨额利润，买家通常是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从事长途贸易的犹太商人同样深深涉足于“少男少女”（包括阉人）的交易——如这一时期的某阿拉伯文献所说。另有其他资料表明，犹太商人在将这些“少男少女的奴隶”带出欧洲时，会对男孩子实施去势手术，以符合某种残忍的合格认定程序。
贩卖奴隶的利润如此诱人，不仅仅是欧洲人将奴隶售往东方，穆斯林商人同样卷入了这样的生意。他们从伊朗东部袭击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抓捕奴隶，尽管被抓的奴隶并“没有被去势，幸而保留了身体的完整”。但这些被抓的人最终还是会成为阉人，因为这样售价更高。当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说，如果有一对斯拉夫双胞胎，哥哥被阉，那么他肯定会比未被阉割的弟弟更灵巧，“在智力和沟通上”更活跃，而弟弟则总是无知、蠢笨，显示出斯拉夫人天生的单一思维。阉割被认为能够净化和改进斯拉夫人的头脑。该作者还说，虽然阉割具有很好的效果，但并不适用于“黑人”，“黑人的天生才智”会因去势而减损。斯拉夫奴隶的买卖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都影响到了阿拉伯的语言：阿拉伯语中的“阉人”（ṣiqlabī）一词就来自一种斯拉夫族群的名称ṣaqālibī。
穆斯林商人在地中海地区非常活跃。北欧各个地方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带到马赛（Marseilles）繁忙的奴隶交易市场——通常还会经过鲁昂（Rouen）这样的二级市场，爱尔兰和佛兰德（Flander）奴隶将被在这里卖给第三方。罗马是另一个奴隶贸易的中心（尽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公元776年，教皇哈德良一世（Pope Hadrian I）指责有些人将人口像牲畜一样贩卖，居然将男人和女人卖给那些“不值一提的撒拉逊人”。他指出，有些奴隶是自愿卖身上船前往东方的，但“那都是被逼无奈”，近来的饥荒和贫困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好在我们从未干过卖掉基督徒同伴这样令人羞耻的事情，而且上帝也不会允许我们这么做！”他写道。地中海和阿拉伯世界的奴隶贸易影响甚广，连人们日常打招呼都和人口买卖有关：在意大利，人们相互打招呼都说“schiavo”，用的还是威尼斯口音，其实这个词就是“奴隶”的意思；西班牙文的“Ciao”的原意并非“你好”，而是在说“我是你的奴隶”。
然而有人认为，基督徒被抓并被卖给穆斯林当奴隶是不可避免的。德国西北部不来梅城（Bremen）的主教林伯特（Rimbert）就持这种看法。他曾在9世纪末远游到海泽比（Hedeby，位于今德国和丹麦的边界）市场，赎回那些声称自己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对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奴隶自然不屑一顾）。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敬重宗教。在那些对贩卖奴隶毫无愧疚之心的人贩子中，有一群居住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北岸荒芜的潟湖岛礁上，他们靠着奴隶贸易和他人苦难积攒起来的财富，将为日后华丽转身为中世纪地中海上的耀眼明珠奠定基础——这个地方，叫威尼斯。
威尼斯人在商业上的成功令人难以置信。这片原先的珊瑚湖沼之地，靠着从大规模的东方贸易中获得的巨额收益，摇身一变成了一座点缀着精美教堂和奢华宫殿的富丽都市。今日的威尼斯是古代辉煌成就的缩影，但让威尼斯崛起的星星之火却发端于无情的人口贩卖。早在8世纪后半叶，也就是威尼斯刚刚成为定居地的黎明时期，当地商人们就已参与到奴隶交易当中——尽管当时交易量并不大，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见到收益和利润。他们真正得到收获是在一个世纪之后，大批买卖的协议被签订，威尼斯人同意遵守奴隶贸易中的限制条款，包括归还从意大利其他城市非法运送到威尼斯出售的奴隶。这些协议实际上都是对威尼斯迅速崛起的一种反制，那些受到利益威胁的人企图借此剪去威尼斯逐渐丰满的羽翼。
在短期内，这些限制条款会被想方设法地规避，他们会派一些突袭团伙从波希米亚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抓捕非基督徒，然后将其出售获利。但从长期看，贸易活动又逐渐恢复了原样。9世纪末的一些协议
表明，威尼斯人只是在敷衍那些禁止贩卖自由人的当地统治者。根据某些指控说，威尼斯人经常卖掉从邻邦土地上抓获的人，无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贸易的规模逐渐缩小——至少在东欧和中欧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维京罗斯人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长途人口贩卖转移到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上。他们还开始眼红可萨人在阿铁尔等城镇获得的贸易收益，因为可萨人加大了对过往货物的征税力度。波斯著名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ūd al-ʿĀlam）中记载，可萨的经济基础在于它的税收：“可汗的安宁和财富大多归功于海上贸易关税。”其他穆斯林学者也一再提及可萨政权从商业活动中征得的高额税款，其中包括向首都居民征收的人头税。
同样引起维京罗斯人注意的，还有各个称臣部落缴纳给可汗的年贡。罗斯人开始逐一征服这些部落，迫使他们向新霸主效忠、进贡。到了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部落不仅要向斯堪的纳维亚人进贡，而且还被禁止“向可萨进贡，因为没有那个义务”。所有税款都应该交给罗斯国的统治者。爱尔兰也同样如此，在那里，保护费竟逐渐取代了人口掠夺。圣伯丁（St Bertin）的编年史记载说，在遭受连年的袭击后，爱尔兰人同意向罗斯统治者支付年贡，以此来换取和平。
在东方，罗斯人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不久便引发了他们与可萨人之间的直接冲突。罗斯人先是对里海地区的穆斯林贸易集市发动一系列“血流成河”的袭击，之后开始“疯狂掠夺”，最后可萨人本身也受到了直接攻击。公元965年，阿铁尔被洗劫一空，全城被毁。“如果还有片叶子留在树枝上，罗斯人也会把它揪下来，”一名作家说，“（可萨）没有留下一颗葡萄或一粒葡萄干。”可萨的败落打破了原先的平衡，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利润开始以更大的数额流向北欧，正如沿俄罗斯水路发现的大量窖藏钱币所显示的那样。
到了10世纪末期，罗斯人已成为西部草原上的主要势力，占有从里海、黑海远跨至多瑙河流域的大片疆土。一份资料谈到他们繁盛的市场，你能在这里买到“黄金、丝绸、葡萄酒、各种希腊水果、白银、匈牙利及波希米亚的马匹，还有罗斯人的毛皮、白蜡、蜂蜜和奴隶”。然而，他们在这些土地上并非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资源竞争，他们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通常十分紧张。比如，此时期佩切涅格草原半游牧族就成功抓获了一名罗斯的著名领袖人物，他们欢呼雀跃，并将此人的头颅镀上黄金，在庆祝仪式上朝这个战利品举杯共饮。
不过在10世纪，当罗斯人还在为控制水路及草原地带不断努力时，通往南部的通道却已变得越来越安全，商业、宗教和政治运作也在循序渐进地发生转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度过了三百年稳定富足的日子之后，巴格达的哈里发陷入了一系列的混乱。繁荣昌盛削弱了中央和边远地区之间的联系，由此引发了地方权贵的相互竞争和摩擦。危机就此爆发：公元923年，巴士拉遭遇什叶派叛乱分子的洗劫；7年后，麦加受到攻击，克尔白天房中的黑色圣石被盗走。
1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连年的严冬季节给穆斯林雪上加霜。食物短缺成为常态，“人们从马粪和驴粪中挑拣大麦粒为食”的情况也并非罕见，一位作家写道，民间暴乱经常出现。正如一部美国编年史所称，10世纪50年代连续七年的粮食歉收让“很多人都失去了理智”，他们开始掠夺和攻击对方。
一个新的王朝在内部动荡中诞生，即白益（Būyid）王朝。它在伊朗和伊拉克等哈里发核心地区建立了政治控制，虽然哈里发的领袖地位得以保留，但他的权力大幅缩减。然而在埃及，整个政权都被推翻了。据记载，什叶派穆斯林以前曾在北非建立了一个酋长国，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逊尼派主流统治，如今他们转移到了埃及的首都，当时叫福斯塔特。公元969年，尼罗河暴发了年度性洪灾，很多人陷入饥荒，革命风潮开始遍及整个北非。新的王朝君主统称法蒂玛（Fāṭimid），他们作为什叶派穆斯林，在合法性、权威性和什么是真正的穆罕默德遗教上都有不同见解。他们的崛起对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性影响巨大：缺口已被打开，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一些有关穆斯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问题。
时局的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下滑，是维京罗斯人没有沿着伏尔加河向里海扩张的原因之一。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注入黑海的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并将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了拜占庭帝国、转向了君士坦丁堡——即挪威民间传说中所说的“米科利加”（Mikli-garðr），意思是“伟大都城”。拜占庭人对罗斯人不得不倍加警惕，因为罗斯人曾在公元860年向他们发起过一场大胆的突袭，让当时的居民和守卫官兵都大吃一惊。一位君士坦丁堡的元老哀号道，这些“勇猛残忍”的武士都是什么人？他们“扫荡乡村，毁灭一切”，“长剑所指，所向披靡，毫无怜悯，毫无珍惜”；那些最先死去的人算是幸运的，至少他们给随后而来的灾难敲响了警钟。
进入君士坦丁堡市场的罗斯人是受到当局严格限制的。10世纪的一份条约写道，任何时间段，单次入城的人数最多不得超过50人；要在指定的城门入城；必须登记人名，行动有人监控；他们能卖或不能买什么东西也有规定。他们被当作应该小心对待的危险分子。不过，随着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Chernigov）特别是基辅（Kiev）这些贸易站点发展成为永久居住地，双方的关系也开始逐渐走向正常。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Vladimir）于公元988年皈依基督教一事也很关键，这不仅导致了当地教会网络的建立（由君士坦丁堡的教士牵头指导），帝国的文化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被借鉴到了北欧——从钱币样式到宗教器物，从教堂设计到罗斯人的装束，影响渗及方方面面。随着罗斯的经济更具商业性，传统的武士社会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都市化、全球化。贸易者们用桦树皮书写着账单和收据，从拜占庭运来的葡萄酒、食用油和丝绸等奢侈品被销往各地。
罗斯人的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君士坦丁堡，是西亚局势动荡的结果。继任的罗马皇帝想利用阿拔斯政权的动荡和危机捞取利益。拜占庭的许多东部省份曾经在穆斯林的征服行动中丧失，这导致了帝国行省管理结构的根本性重组。然而到了10世纪上半叶，局面开始逆转：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上那些曾被用来向帝国领土发动进攻的基地被一个个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也被夺回，几十年来一直在阿拉伯海盗控制下的东地中海和爱琴海重获安定；然后在公元969年，作为主要商业中心和纺织品生产中心的著名城市安条克也被帝国拿下。
这一逆袭对基督教世界来说是一种强势复兴。大量的资产和资金开始从巴格达向君士坦丁堡转移：以前缴纳给穆斯林政权的税金和商业收入，如今统统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同时还预兆着拜占庭黄金时代的开始：一个让哲学家、学者和历史学家尽情复兴艺术和文化的时代，一个大规模建造教堂和修道院、创立各种学院特别是法学院（培养法官以监督扩张之后的帝国的运作）的时代。拜占庭还是10世纪末巴格达与埃及关系破裂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10世纪80年代末，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与新登场的法蒂玛哈里发达成协议，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并承诺让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每日祈祷咏颂法蒂玛哈里发的名字，而不是对手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名字。
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拜占庭帝国的首都焕发了新生，而阿拔斯的哈里发则只能陷入自省和担忧。东方贸易通道也随之改变，原先的可萨和高加索的内陆通道开始向红海通道转移。陆上通道曾给梅尔夫、赖伊和巴格达带来过辉煌，现在却被海上的货运路线所替代。福斯塔特、开罗特别是亚历山大港的重新崛起已是确定无疑，中产阶级的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拜占庭有天时地利，很快就开始享受到与法蒂玛建立商业联系的成果：据阿拉伯和希伯来资料，自10世纪末开始，从埃及各港口始发和入港的商船昼夜不停，它们的目的地都是君士坦丁堡。
埃及纺织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价格不断走高。当时的作家兼旅行家纳西尔・霍斯鲁（Nāṣir-i Khusraw）写道：“我听说拜占庭统治者曾给埃及苏丹传信，他愿以他治下的一百座城池来换取一个提尼斯（Tinnīs）。”消息一传出，提尼斯的亚麻立即变得供不应求。自11世纪30年代起出现在埃及的阿玛菲（Amalfi）商人和威尼斯商人，连同30年以后出现的热那亚商人都说明，即便在那些比君士坦丁堡远很多的地方，人们也都已看到全新的贸易货源。
从罗斯人和北方新贸易网的角度来看，东方商品（丝绸、调料、胡椒、硬木等）运输通道的变更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大影响，他们无须在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穆斯林的巴格达之间进行任何选择。就算有影响的话也是好的影响，有两条可能的买卖通道总比只有一条强。人们在挪威出土的奥塞贝格号（Oseberg）海盗船上拼接修复了一百多块丝绸断片，证明运抵斯堪的纳维亚的丝绸数量巨大；在维京人的墓穴中同样发现了来自拜占庭和波斯的丝绸，这些墓穴主人生前喜爱的高贵物品都被用来随葬。
即便到了11世纪中叶，仍有人认为他们能像先辈一样在东方的伊斯兰土地上发大财。比如，有位叫托拉的妇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梅拉湖（Mälar）竖了一座刻有卢恩文字（rune）的石碑，目的是纪念她的儿子哈拉尔德及其战友。石头上写着：“像其他男人一样，他们远行去寻找黄金”，他们成功了，但后来死在了“撒兰（Serkland）南部”——也就是说，死在了撒拉逊人即穆斯林的辖地。还有一块石碑是古德列夫为纪念他儿子斯拉格夫设立的，他“最后在花剌子模丧生”。萨迦（saga）文学中关于哈拉尔德的兄弟英格瓦的故事，同样记载了斯堪的纳维亚人采取大胆行动到里海及更远地区探险的经历。事实上，近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这一时期的波斯湾沿岸，很可能已经存在一个由维京人建立的殖民地。
然而，人们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方的基督教，集中在拜占庭。随着西欧人眼界的开拓，那里的人们越来越渴望拜访耶稣基督曾经生活、死去并复活的土地。不难理解，能够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是一种多么高的荣耀。亲临圣城的热情还凸显了西方基督教遗物的匮乏，特别是和拜占庭帝国相比。早在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就已经开始将一些圣物带回到君士坦丁堡。到了11世纪，城中收藏的珍品数量已令人震惊，包括钉过耶稣的圣钉、圣荆棘冠、支离破碎的圣袍、部分真十字架，还有圣母玛丽亚的头发和施洗约翰的头颅。相比之下，欧洲留存下的遗物几乎毫无记载。尽管国王、城市和教堂都在日益富裕，但这些物质成就似乎都和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和守护城，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尤其是帝国的首都——他们或是从事贸易，或是侍奉他人，或仅仅是在前往圣地的旅途中路过。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的人能够顺利进入瓦兰吉卫队（Varangian guard，负责保卫拜占庭皇帝的精锐部队）。加入卫队后来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像哈拉尔德・西格奥尔森（Haraldr Sigurðarson）这样的人——后来的挪威国王，以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著称——都曾在卫队中服役过一段时间，然后才返回家乡。君士坦丁堡的召唤在11世纪的整个欧洲都得到了巨大的回响。有文献记载，在11世纪，君士坦丁堡是不列颠、意大利、法兰西和日耳曼许多男人梦想中的家园——当然还包括基辅、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等地。威尼斯、比萨、阿玛尔菲、热那亚的商人都在该城建立了聚居地，为的是将货物运回家乡。
关键地点不是在巴黎或伦敦、德国或意大利，而是在东方。和东方连接的城市才是
最重要的，如诺夫哥罗德和克里米亚的赫尔松（Kherson），也就是那些联系着亚洲脊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在11世纪下半叶与外界建立联姻后，基辅成为了中世纪的中心城市。雅罗斯拉夫（Yaroslav，1054年前的基辅大公）的四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挪威国王、匈牙利国王、瑞典国王和法兰西国王；一个儿子娶了波兰国王的女儿，另一个儿子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室女子成亲。下一代的联姻更加引人注目，罗斯的两位公主分别嫁给了匈牙利国王、波兰和德国的皇帝亨利四世。此外，像吉莎（Gytha）——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莫诺马赫（Vladimir II Monomakh）的妻子——其实是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II，1066年在黑斯廷斯战役中遇难）的女儿。基辅统治者是当时欧洲对外联系最活跃的一个王公家族。
众多的城镇和聚集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各地涌现，就像是一串长长珍珠项链。柳别奇（Lyubech）、斯摩棱斯克（Smolensk）、明斯克（Minsk）、波洛茨克（Polotsk）等城镇正随着基辅一道成长，在它们前面发展起来的还有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和诺夫哥罗德。这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阿玛菲的崛起过程如出一辙，其关键都在于东方贸易。
意大利南部的情况也是一样。中世纪初期最突出的成就要数诺曼（Norman）雇佣军，他们先是在11世纪统治了普利亚（Apulia）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之后渐渐发展成地中海上的霸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抛弃了雇佣他们的拜占庭老板，将目光转向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岛——一个财源充足并极具战略意义的据点，它连接着北非和欧洲，控扼着地中海。
所有繁荣的关键都在于贸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最佳市场到底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阿铁尔，在巴格达还是在布哈拉，或是（至11世纪）在马迪亚（Mahdia）、亚历山大港、开罗，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太重要。尽管对一些地点的控制权在政治和宗教上意义重大，但对绝大多数商人来说却无关痛痒。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哪里做生意或者和谁做生意，而是如何通过倒卖那些奢侈品赚到更多的钱。在8世纪到10世纪期间，常见的商品是奴隶。但是随着欧洲东西部经济的发展，外加伊斯兰银币的大量涌入，城镇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紧随其后的是城镇之间联系的强化以及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贸易活动开始以货币为基础，而不是（比如说）以毛皮为基础。随着这一转型的出现，地方社会开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成熟。社会开始分层，都市中产阶级也涌现出来。金钱，而不是人力，成为了与东方贸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
另一方面，对西方存在巨大吸引力的东方，其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到了11世纪，那些曾被穆斯林征服的中亚边疆逐渐趋于瓦解。与巴格达政权一样，中亚的各个伊斯兰王朝长久以来一直从大草原上雇佣士兵，如同君士坦丁堡皇帝们对待北欧和西欧外来人的做法。萨曼（Sāmānid）等王朝从突厥部落招募了大量雇佣兵，组成“古拉姆”（ghulām），即奴隶军。但随着这些雇佣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不仅成为了正式兵，还开始进入指挥层。于是不久之后，伊斯兰高层官员就开始为自己的实权担忧了。军队确实应该重用志向远大的人，但绝不能把王国的权柄让给这些人。
局势发展十分引人注目。11世纪初，一个以加兹尼城（Ghazna，位于今阿富汗东部）为中心的新帝国横空出世，其建立者是过去一位突厥奴隶将军的后代子孙，他们能将无数的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同时代的某作家将他们比作“蝗虫或蚂蚁，不可胜数，不可估量，如荒漠上的沙粒”。加兹尼人征服了从伊朗东部至印度北部的大片土地，并有力推动了艺术和文学的发展。帝国中涌现出许多著名作家，如费尔杜西（Firdawsī），中世纪早期波斯文学中最著名的史诗《王书》（Shāhnāma）的作者——尽管近期的研究认为，大诗人可能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亲自去阿富汗宫廷呈上自己的作品。
喀喇汗国（Qarakhānid）的突厥人则是巴格达政权衰落的受益者。他们逐步占据阿姆河（流经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边界）北部，由此获得了对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控制权，并与加兹尼人达成协议，将大河作为双方所辖地域的分界线。。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喀喇汗人也积极扶持学术事业。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的文献也许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ḥmūd al-Kāshgharī）编撰的《突厥语方言词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词典将喀喇汗王朝位于中亚的都城八剌沙衮作为世界中心，精致的地图充分地展示出这位博学者是如何观察他所在的世界。
当时还有更多的文字创作，详细记载了一个活跃富足社会中的优雅生活及担忧。其中比较杰出的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ūsuf Khāṣṣ Ḥājib）于11世纪末期在喀喇汗国写就的《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这篇长诗充满了劝诫性的哲理，内容既有君王该如何处理危机、悉心纳谏，也有富人该怎样主持一场盛大晚宴。当我们看到当代有些书籍就显而易见的交往礼节喋喋不休的时候，我们很难不敬佩这位一千年以前建议统治者认真筹备晚宴的作家：“杯子和餐布要干净，房间和厅堂要整洁，家具要合理放置。食品和饮料要有益健康、清洁可口，这样您的客人才能吃得舒心满意。”他还建议道，不能让客人的玻璃杯空下来，对待迟到者要宽容大度，不要让任何人觉得没有吃饱或心存不快。
新晋的权贵们最需要这些建议，就像当今的暴发户，他们浑身不适，总想着室内怎样装修才合适，客人来了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食品和饮料招待——《福乐智慧》的作者说，用玫瑰味的开水准没错。然而，有些心气更高的人并不会纠结于宫廷装饰或珍馐玉馔，他们心里装的是更大的欲望：巴格达城。从10世纪末开始，塞尔柱人（Seljuk）——原古兹部落（主要分布在今哈萨克斯坦）某首领的后代——开始逐渐蓄积实力。他们擅长在关键时刻选择靠山，通过适时地为地方统治者效劳以换取奖赏。没过多久，这种做法就让他们赢得了实质性的力量。从11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塞尔柱人控制了一座又一座城池，梅尔夫、你沙不儿、巴尔克相继归降。之后，在1040年，他们又打败了加兹尼人：面对数量占优的敌人，塞尔柱人在丹丹那堪（Dandanakan）大获全胜。
从奴隶军一路飞速崛起的塞尔柱人在1055年得到了承认，他们应哈里发之邀挺进巴格达，赶走了没落的白益王朝。哈里发以塞尔柱首领托格洛尔（Ṭughrıl）的名字铸造钱币，还要求以他的名字称颂“胡特巴”（ḫuṭba），即在每日的祈祷中都要祝福他。他还被授予两个新头衔：al-Sulṭān Rukn al-Dawla和Yamīn Amīr al-Muʾminīn——即“国家栋梁”和“教主右臂”，进一步说明了他在巴格达取得的统治地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塞尔柱——王朝创建者——后代们的名字暗示出，塞尔柱人原本可能是基督徒，甚至是犹太教徒。像拥有米歇尔、以色列、摩西和约拿这样名字的人，他们的草原部落祖先很可能曾被基督传教士或是将犹太教传入可萨的商人劝服信教。尽管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的具体时间和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面对这么多的穆斯林，他们要在不失去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少数派信仰，的确很难。如果当时他们能够稳扎稳打，成功得慢一些，世界将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届时世界的东方也许会出现一个由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统治的国度。然而事实是，塞尔柱人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这些偏远地区的非穆斯林新贵们把自己当成穆罕默德遗教的捍卫者、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并由此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
早在塞尔柱人挺进阿拔斯夺取权力之前，拜占庭帝国就已预感到威胁。塞尔柱人的崛起激励了其他突厥部落，他们向巴尔干、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地区频频发动进攻，殃及了许多当地居民。他们的马匹“快如飞鹰，马蹄坚如岩石”，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描述道，他们对城市的攻击“如饿狼扑食般贪婪”。
在一次东部边疆保卫战中，拜占庭皇帝罗曼诺斯四世（Romanos IV）于1071年从君士坦丁堡率大军出征，却在曼齐刻尔特（Manzikert）遭遇突袭，拜占庭军队备受屈辱。这场到了今天仍被人们不停称道的著名战役，成了突厥兴起之路上的决定性时刻。帝国军队遭到包围、全军覆没，连皇帝都成了俘虏。塞尔柱人首领艾勒卜・阿尔斯兰（Alp Arslan）将拜占庭皇帝推倒在地，并一脚踩在了他的脖子上。
其实巴格达的塞尔柱人并不太把拜占庭帝国放在眼里，埃及的什叶派法蒂玛帝国才是难啃的骨头。两方势力很快卷入冲突，他们都想尽快控制耶路撒冷。当时，法蒂玛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与其说友好不如说是互相利用。好在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遏制小亚细亚的势力，那里的敌人用着古老的游牧部落策略，发动袭击，然后勒索钱财以换取和平。对拜占庭来说，这无疑威胁着边疆省区的经济稳定；而对法蒂玛来说，这分明是在挑战它新兴霸主的权威。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帝和苏丹携手合作，双方的高层会晤甚至谈到以联姻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关系。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平衡终于被打破，法蒂玛王朝遭遇到一系列内部危机，使得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优势大增，他们建立了许多事实上已独立于巴格达政权外的领地，这让拜占庭一方深感担忧。
局面急转直下，拜占庭基督教帝国很快便陷入困境。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什么牌了，只得采取大胆行动：向欧洲的首脑人物紧急求助，其中就包括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这种做法是避免拜占庭滑入深渊的最后一搏，但并非没有风险。四十年前，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冲突升级，结果导致教派分裂：皇帝和元老被逐出教会，教士们相互威胁要用地狱之火烧死对方。双方的一部分争执最后来到教义的诠释上，特别是关于圣灵究竟来自于圣子还是圣父，其核心依旧是基督教该由谁来控制的问题。所以向教皇求救就意味着要掩盖分歧、修复关系——两者都是说着容易做着难。
皇帝的特使于1095年3月在皮亚琴察（Piacenza）见到教皇乌尔班二世：“请求阁下倾基督教所有力量协助我们抵抗异教，以保圣教的安危。异端邪教已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该地区的圣教已危在旦夕。”教皇立即表示同意并开始采取行动。他来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在克莱蒙特（Clermont）召开教廷公会，宣称是基督教骑士精神责令他们进军东方援助同教兄弟，随后开始不遗余力地争取各方首脑的支援。特别是在法兰西王国，教皇为了哄骗劝说他们参加远征行动，声称最终的回报可能就是圣城耶路撒冷。看来东方的危机似乎有希望将基督教带向统一。
战斗号召一呼百应。事实上，几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信众前往圣地拜谒。靠着西欧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消息传播得非常快。小亚细亚和中东局势的动荡导致朝圣之路被阻断，突厥人挺进安纳托利亚，人们很容易想象出基督徒在东方的遭遇。许多人坚信，灾难也许就在眼前。于是，教皇的动员得到广泛的响应：1096年，几万人的大军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
很多资料显示，参与东征的士兵大多都是受信仰驱使，受影响切身利益的恐怖报道所驱使。然而，虽然十字军东征被认为是一场宗教战争，但其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世俗动力。为了地位、财富和尊严，被现实利益所引诱的欧洲列强，即将在遥远的疆土上展开他们之间的首场争斗。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西方正逐渐将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