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有一个很棒的厨师，姓付，粤菜和北方菜系都做得很好，能一手做桂花炒瑶柱一手做宫保鸡丁，长了广东胃的我爸妈和长了北京胃的我对他都很满意。我家搬到广州后，付师傅也要跟去，但我爸爸妈妈一方面决意生活得低调节俭些，另一方面觉得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于是我爸爸推荐他去了一家高级餐厅。他手艺好，人又聪明，很快有了些名气，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担任烹饪比赛的评委。
付师傅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工作，是我妈妈帮她解决的户口，付师傅一家人视我父母如恩人，大学四年里每次我在家里开party，他都亲自来掌勺。
但我对这种报恩的方法并不感激。我希望朋友们在一起开心地聚会，吃什么并不重要—点一些外萨，超市里拖两箱啤酒，只要音乐够合心，朋友够知心，就足够了。可是付师傅像一只热情的蛾子，不管不顾地往上扑。如果我拒绝，他就像影帝一样三秒钟之内双目含泪，脸涨得通红，拉着我的手说：“没有先生提携就没有我今天！”
太肉麻了。
我心里想，那你就快点儿去做事业啊，快去上电视点评节目、收徒弟、出养生书，跟我磨叽什么呀。
可是我很害怕和他讲话。他的脸总是刮得很光，有时候还刮破了皮，露出触目惊心的红肉；他的精神总是很亢奋，情绪又容易激动（我怀疑他有甲亢），脸上混合着精于世故和随时准备提名“感动中国”的天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让我想起清代的太监。
我不喜欢过于热心的人，尤其这热心里还带着奴颜婢膝的感觉。我希望人和人之间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而不是像付师傅这样，永远感激涕零，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报恩，这有意放低的姿态令我心生戒备，好像《鹿鼎记》里的海公公，随时能从老瞎子变成武林高手，冷不丁给你一招什么的。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地诋毁他。我爸爸妈妈远在广州，我年龄又小，也许他因此觉得我糊涂好蒙骗？反正每次他帮我张罗完聚会，我一定要他把花费都列出来好照数给他；他推辞一番，然后交给我一个单子，从荤素蛋奶到油盐酱醋都一一罗列，看似诚实透明，但每一样都有水分—一万元的花胶和三千元的花胶我吃不出区别？可笑。
可我从来不揭穿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买清净。
但他报假账的事使我对他有了提防—虽然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提防—除了厨房，我不想在任何地方见到他。因此在我的生日聚会上，他频繁地穿梭在客厅和卧室里，又是倒水，又是捧茶，旁听我们聊天，有时候还接话茬，这使我很心烦。他那颗光溜睿智的大脑门每在我面前出现一次，都仿佛在提醒我他黑了我多少钱。
我不在乎钱，但不喜欢别人以为我是个傻到家的二世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