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讲述的那些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会对今天的我产生影响。但是假如没有在北京的这一段经历，那么今天的我肯定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说脱胎换骨有点儿夸张的话，那么这段经历起码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给了我一个起点。
我们当然没有真的去流浪。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先借住在通州的朋友家，然后自己在附近租了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钱，于是我在八王坟找了份文印店的工作，每天往返于通州和朝阳。这份工作我只做了两个月，几句话就能说完：老板是业务员出身，在我之前，店里只有一个员工。我们有两台电脑和一台名片胶印机。除了印名片外，还承接一些单页、折页、宣传册的设计制作，不过印名片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老板和一些酒店合作，提供当天交货的名片快印业务。一般在接到酒店前台的电话后，我们立即就过去取来名片信息，大多是照着客户提供的名片样板加印。当时北京其实已经有数码快印，但很少人用来印名片。名片一般使用300克的铜版纸或特种纸，数码快印处理不了这些纸张。我们的客户一般是高端的商务人员，其中有不少是老外——起码他们的名片上没有一个中文字。我们的收费是比较高的，我记得一盒要200块。如果他们自己到大街上印，一般只要二三十块。但大街上的名片店不提供上门取送服务，而且当天印不出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在名片的事上哪怕浪费一个小时，损失都远远不止200块。我们早上接的单下午就能送去，下午的单晚上送去，晚上的单第二天早上送去。老板自己就是取送货员，几乎每天都在来回跑。我有时也要外出取送。另外一个同事操作胶印机更熟练，所以留在店里。我们的工资不高，因为老板管吃住，好像只有1000块，或1200块。住的地方是地下室，我因为要回通州，所以只住过几晚。我对地下室的印象是阴凉、幽暗、衣服难干、自来水很冷，不看表完全不知道时间、早上用厕所要排队……
因为要去上班，我就没时间创作了，这令我的朋友很不满。他们说工作是社会机器对人的奴役。这么说似乎也没错，可是人活在世上，很难不受到奴役——要么受这个的，要么受那个的——无论工不工作。古希腊的哲人也说肉欲是对人的奴役，但他们并没说肉欲是可以涤除的——除了等着自己慢慢老去。不过我还是听从了朋友的建议，辞去了那份工作。这就是我的第九份工作。
为了减少支出，我们决定从当时偏远的通州搬到更偏远的燕郊。我们原本有三个人，这时候又拉拢了两人，总共五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当年的燕郊远不如后来繁荣，那套房子的面积很大，我觉得有一百多平方米。因为是农民集资房，属于小产权，租金并不贵，我们五人分摊后，每人只要出百来块钱。不过我已经完全没有钱了，所以只能打电话跟父母要。我父母对我选择过那种生活感到很不理解，也不支持，但还是援助了一些。我还在楼下的早餐摊帮过几天工，工钱只有几块钱一天，早上四点干到八点，但早饭随便吃。我负责炸油条，全程就站在油锅前，一个早上能炸几百根。除了零售，还有些油条是批发给附近食品店的。这不算是一份工作，因为钱太少，我去了几天就不去了。
我们在燕郊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但在创作方面并不顺利。当时，我的朋友认为刊物上的作品大多是毫无价值的垃圾——就像被驯服的牲口一样，早已丧失了原始的天性。但或许，我身上也并没残留多少野性。而且野性的作品无法发表，只能在一个地下（网上）的圈子里传阅，那也就无法换来让我们持续下去的经济收入。我们当年单纯、偏激、幼稚、热切，做事不顾后果，一心要改变世界。我或许是其中比较务实和冷静的，还时时刻刻在考虑收入的问题，而我的朋友对此简直嗤之以鼻。但在漫画方面，他们都比我画得好，远比我有经验。我只在漫画社待了半年，只完成过两三个十几页的命题习作，还达不到发表的水平。可是他们却激动地认为，对于创作来说，“画得好”是最不重要的。他们举例说，朋克乐就只用到三个和弦，而他们很喜欢朋克乐。他们还说，作品最重要的是灵魂。他们认为我有灵魂，这令我受宠若惊，因为他们还说，很多人是没有灵魂的。实际上，在他们的故事里，他们过得远比我在我的故事里精彩。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起码在当年是，而待在他们身边难免有时要担惊受怕。
可惜那样的生活只能发生在年轻的时候，而且总是短暂的。无疑当时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搞砸了很多事情，但是那些日子也是我对世界——起码是对这个社会祛魅的过程。我在那段时期及以后读了一些我从前没读过而且原本可能永远不会读的书，接触到一些改变了我的观念和主张。这段经历使我得以重新审视——实际上我之前只是随波逐流而已——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当然，这种变化并非在一瞬间发生，不是在当时就完成了，而是像播下了种子，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缓慢但坚韧地扎根、发芽，直到今天，仍然在我身上持续地发生着作用。可以这么说，我前面讲述的那些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会对今天的我产生影响。但是假如没有在北京的这一段经历，那么今天的我肯定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说脱胎换骨有点儿夸张的话，那么这段经历起码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给了我一个起点。如今我不会再为自己和别人的差异感到惶恐不安，相反，我珍视自己的个性。虽然我仍然很无知和胆怯，但在这之下多了一份坚持和信心。此后无论我打工或写作，那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自我精神的建设。
从北京返回老家后，我赋闲了几个月，父母也不敢催我去工作，大概怕我一不高兴又跑去“流浪和创作”。他们想要关心我，但不懂怎么关心。对于这个社会，他们自己也倍感困惑、无所适从，因而也无力指导或提点我，并为此感到愧疚。
过了不久，之前编辑部的老板得知我从北京返回，并且还没去找工作，便邀我回他的公司。他的动漫资讯杂志已经停办，人员也随之换了一批，并且租了个新的办公室。他的新项目是一本影音器材方面的期刊，这是他比较熟悉的领域。除了这本刊物外，他还不定期地做一些选题特辑，内容大多翻译、复制自日本和港台的刊物。动漫他也没有完全放弃，但不再办杂志了，而是做一些投入小、回款快的幼儿画册。他还接过一个把动画片截屏加对话框转制成漫画的业务。除了图书以外，他还做多媒体光盘，在自己的纸媒上打广告，以邮购的方式出售。光盘里的内容大多来自网络，我们按照选题进行归类和介绍，然后设计一个界面，方便读者检索和访问。以上这些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还有一些零散的项目就很难讲清楚了。总之，只要能做的，我们都尝试去做。结果是广种薄收——我们做了很多东西，但并没做出精品、爆品。站在老板的角度，大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这种策略下，确实把所有人力、场所和设备充分及满负荷地利用起来了，没有丝毫浪费。我除了仍然负责排版和平面设计，有时也要兼任文编，后来还参与选题。不过，尽管我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发行方面的反馈却不太理想。我们的产品大多都很平庸，毫无特色。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那都是我们在疲于奔命的情况下赶工出来的。为了生存下去，我们要不断地做产品；只有把新的产品发到经销商手里，才能收回上一批产品的货款。我们根本没条件去打造什么精品。
老板对我们的发行人也越来越不满，因为很多货款他都收不回来。不过，这时我们的发行人是老板的妻弟——我猜最初是老板带他入行的——两个人尽管闹得很凶，也还是只能凑合着待在彼此身边。渐渐地，我发现我们老板也赖起账来。他经常更换供应商，借口对产品或服务不满，然后赖掉最后一笔款项。他甚至还赖快递费。因为快递都是月结的，他赖了一家就换另一家，于是我们一年内换了好几家合作快递。尽管如此，他对我除了给钱不豪爽以外，其他方面都还不错。可能因为我对他有用，他找不到替代我的人。他开给我的工资一直都很低，但从不拖欠。当时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房租的支出，因此尽管收入微薄，但也可以得过且过。
我们的那本影音器材杂志也没能活下来，这时候刊物越来越难办，读者都不买杂志，改为上网看信息了。最后为了钱的缘故，我们的主编和老板也闹翻了。按照主编的说法，老板没有支付他应得的提成，却提出用一对音箱来代替报酬。那对音箱是厂家送来给我们写测评软文的工程样品，后来大概厂家赖掉了宣传费，音箱被我们扣了下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也向广告客户虚报刊物的发行量，实际3000册的发行量我们说两万。这种做法在其他刊物那里也很常见。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主编决定离开公司，自己去创业。这时我也辞了职，于是他把我拉上，一起去搞一个项目。不过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前后为期只一个月，我没把这看作一段工作经历，这里只简单地讲述一下。
主编因为业务关系认识了一个人，这里姑且称他为老江湖。老江湖在和我们相邻的D市成立了一个汽车维修改装行业协会。他找到我们的主编，是因为他想办一本会刊，每期直邮给会员店铺。但他不想花钱办这件事，所以怂恿我们主编承包这本会刊，而他则帮忙招揽广告客户。我们主编当时也不过二十几岁，社会阅历不深，禁不住老江湖天花乱坠地忽悠，加上和原来的老板在闹矛盾，一时头脑发热便应承了下来，还拉上我一起去创业。我们干了两三周就发现不对劲了。老江湖和他的一个朋友把我俩当免费劳工，他们去查处汽修店时把我们也拉去助威，他的朋友还要我免费帮忙设计海报，可是老江湖答应的广告客户却迟迟不见踪影。他给了我们一沓汽配供应商的资料，让我们打电话去拉广告。这些供应商分布在全国各地，听都没听过老江湖的协会，根本不可能掏钱在我们会刊上登广告，有些接电话的人甚至直接在电话里骂我是骗子。直到我们把创刊号的内容做得七七八八了，老江湖才勉为其难地交了两三个熟人客户出来。可是区区两三个版面的广告，远不足以覆盖会刊的制作成本和邮递费用。于是有一天傍晚，主编在和老江湖反复交涉无果后，带着我灰溜溜地回到了原来的城市。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突然中风入院，我在家照顾了他一段时间。后来他恢复得还可以，过了两个月又能拄着拐杖走路了，只是力气不如从前，精神状态自此也一蹶不振。
我的第十份工作仍然和动漫有关，不过是我最讨厌的那种。当时国家用行政力量扶持本土动漫产业：首先是限制国外动画在电视台的放映时间；然后对本土动画进行补贴，比如同一系列的动画，在电视台放映每满五百分钟，就补贴多少钱；此外，还在税务、场地租赁等方面有所帮补。对于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利好政策，我在公司里听到的一种解释是，我们的孩子从小看国外的动漫长大，价值观就会受到国外的影响，所以国家扶持本土的动漫产业，这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之争。对于这种解释我不是很认同。我觉得绝大多数我们能看到的国外动漫，顶多只包含一些基本的普世价值，比如真善美、假恶丑，而不涉及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过我只是一个打工者，这些宏大的问题离我很遥远。我新加入的公司刚成立不久，是典型的“政策的产物”。而且政府财政通过这种方式流到我们手里，也并不比通过公款吃喝流到餐饮行业更糟糕。
我们公司既做动画也做漫画，我在负责漫画的部门。我们的动画是用Flash做的，画面比较粗糙，内容相当无聊，和当时美国、日本的动画是云泥之别。不过我知道我们国内的同行还能做出更糟糕的作品来，而且照样能上电视台播放。我们老板在影视音像行业深耕多年，积累了深厚的人脉，产品上电视台播放自然也不在话下。我参与制作的漫画同样粗制滥造。为了多挣点儿钱，我还私下给公司投稿。我们公司公开征集漫画脚本，但投稿的全是我们这些在职人员。可是我们哪里有时间去构思啊，其实都是从网上找来现成的，然后改头换面一番，实质就是洗稿。公司并不管这些，只要我们签订版权合同就行，出了问题由我们担责。当时我在认真交往一个女友，日常开销有所增加，不能再两袖清风佛在心中了。
而且大约也是在这段时期，我和之前在北京一起玩的几个朋友疏远了。我羞于向他们解释我的现状。我上班的公司就是他们深恶痛绝的那种公司，我每天做的产品就是他们深恶痛绝的那种产品，我就是他们在创作中所鞭挞的那种代表了这个腐朽社会的反动力量。我每天在制造垃圾、驱逐良币、污染视听，我还可以怎么自辩啊？难道自欺欺人地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大家都在这么做？”这跟直接和他们说绝交没有什么分别。（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后来我知道，大家都在不断变化和成长。他们二十岁时听性手枪乐队，但三十岁时不会听了。不是说性手枪不好，而是那种好只属于二十岁。）可是我确实是太无能，即使投身污浊的洪流，经济情况仍然是月光状态。我的女友已经对我很不满，随便什么小事都能冲我发一通脾气。
这个时候，从前我在夜校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离我住得很近，我们一直保持有联系——他正好也打工打到了怀疑人生。于是，有天他向我提议，不如两人一起搞些生意。我也正觉得打工挣不到什么钱，而且很浪费时间，于是和他一拍即合。经过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先去越南考察一下。当时我们想到，国内的经济已经起飞，经商门槛变得很高，没有什么商机是别人没想到过或尝试过的了。而越南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且正在仿照中国搞改革开放，我们带着领先十几年的意识回到落后的地方，或许能发现一些好机会。于是我们先后辞了职，在网上联系到一个在河内留学的柳州女孩，请了她做我们的翻译。
我们去了河内两趟，先坐火车到南宁，然后转一趟绿皮火车到凭祥，再从友谊关出境。我们找的那个翻译女孩才刚毕业，还住在河内国家大学的宿舍里，于是我们也在学校旁边找了旅馆。据说河内不如胡志明市繁荣，我们没去越南南部，没办法比较。但光看河内确实很落后，市区里的高楼非常少，商店看起来仿如国内80年代的风格。至于遗留下来的法式建筑也已不再光鲜，很多已被改变了用途，变得不伦不类。翻译女孩说，她学校的食堂从不洗碗，只用布抹一下，中国学生都会自备饭盒。我们在路边小店里吃米粉时，她又说，店家在桌上放几只小青柠，主要不是让我们调味，而是给我们消毒碗筷用的。我不知道她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不过我赶紧用小青柠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碗筷。河内的物价不高，早餐店卖的法棍夹煎蛋，一份合人民币3.5元，可以凑合吃饱。在河内，法棍就跟我们的油条一样，随处都能买到。我们还参观了一座法国教堂，旁边的小商店卖给游客一些做工粗糙的贝壳耳环；还卖美军士兵的遗物：火机、水壶和军牌等。老板说这些东西是从战场挖出来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毕竟“越战”已经过去三十几年了。
我们的资金很少，做不了贸易生意，原本打算看看有没有零售可做，但在河内逛来逛去，又向一些中国留学生请教后，我们却始终没想到能做些什么。尽管河内确实要比国内落后十多年，但是去河内做生意，并不像想象中的“穿越回过去打江山”那么简单。首先货物过境就要上关税，这提高了成本。其次我们在越南语言不通，所有事情都要依赖翻译，这既增加支出，效果也打了折扣。此外，我们对当地的政策法规、民情风俗等也一无所知，开始阶段可能要交不少学费，我们未必承担得起。最后，我们放弃了，回到了南宁。南宁是我们的“B计划”。
和河内相比，南宁对我们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很快，我们就物色了一个商场。这个商场主营女装，原本有五层，后来又加建了第六层。商场的一至五层因为已营业多年，早已形成清晰的定位，店家也都各有熟客了。但六楼因为新开张不久，知道的顾客还不多，而且风格定位混乱，有人在卖大妈风格，也有人在卖少女风格，于是难得上来逛一圈的顾客，也只是感到索然无味。加上当初租金普遍谈得过高，很多经营户难以为继，于是便纷纷退场。而空摊一旦多起来，顾客就更不想来逛了，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我们去到的时候，正好是首批经营户退场的高潮。商场物业看到这种情形，正积极地动员业主降租，说先把场子做旺，租金自然会涨上去，否则是杀鸡取卵。六楼共有约170个店面，开发商和物业是同一家，他们把店面卖出去时，要求业主回签十年的物业合同，由他们来对商场进行统一的运营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付转让费，而且以较低的租金拿到了一个店面。这是我的第十一份工作。这次终于像人们说的，我给自己打工了。因为没有积蓄，所以我跟父母借了两万块，我的合伙人也拿出两万块，合共四万块作为启动资金，我们各占一半股份。当年南宁的经济水平还相对落后，我记得商场楼下的螺蛳粉卖3.5元，老友粉卖4元，绿豆糯米饭卖0.5元。
最初的几个月，六楼确实没有固定的顾客群，大多数逛上来的人，只是出于好奇而已，购买意愿并不强。我们负责拿货的是我合伙人的老婆，她照着自己的穿着风格拿，主要是些宽松、休闲的衣服。不过这种类型的衣服在楼下已经有很多，我们楼层比下面高、客流量比下面小，和他们卖接近风格的衣服占不到便宜。实际上商场里越高的楼层，越适合做小众风格。因为大众风格卖的人也多，只能用来跑量，高楼层没有那么大的客流量。不过真要做小众风格也不容易做——越是小众的东西，就越是细分。我们自己不是那种风格的消费者，就很难在细微的层面把握那种风格。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后来回过头总结的。当时我们因为缺乏经验，并没有摸清这些门道。因为六楼实在太冷清了，多数经营户都还没有盈利，我们也不清楚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还是出在六楼的情况上。我们以为耐心地等到六楼做旺就一顺百顺了。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们终于分析出一些苗头：六楼和我们一起进来的这批新经营户，普遍都很年轻，有些甚至还在读书。他们通过自己的社交关系拉来的顾客，年龄也都和他们相仿，他们卖的衣服大多也针对这个年龄层。慢慢地，六楼的人气提升一点儿了。我们逐渐看到，来逛六楼的顾客主要是些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小女孩，而我们卖的那种休闲服装在她们看来太老气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和我们一墙之隔的邻店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邻店的老板是个读大四的艺校女生，她的店是男友出钱开的。她从老家找来表姐帮忙看店，自己则在周末去广州拿货。她的转机出现在一本叫作《ViVi》的日本时尚杂志上。这本杂志针对的读者群正好是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女生，主打的风格是娇俏、甜美和洋气。杂志里有一个模特叫藤井莉娜，在国内也相当有人气。艺校女生一直在找这本杂志里的模特穿过的仿款，后来她终于找到了货源。她身边原本就有一个追杂志款的圈子，在她找到货源后，这个圈子的人就经常来光顾了。她卖的这种杂志款对我们来说也很容易把握，因为只要照着杂志拿货就行了。而她的货源我们也知道，因为她每次到广州拿货，都和我合伙人的老婆结伴。这时候，我和合伙人的分工已经确定下来：我留在南宁看店，他在广州负责拿货、发货。这样我们不必和别的店铺一样，每周都花两夜一日往返两地。当我们也卖起杂志款后，艺校女生就和我们闹翻了。她到我们店里来大吵大闹，骂我们不要脸，说我们抄袭她。她把气全部都撒在我身上，因为我的合伙人在广州，她鞭长莫及。我只好不停地安抚她，说些车轱辘话。但是在经营方向上，我们不能因为她骂就退缩。生意本来就是这样，有时候确实很丑陋。而我们已经蹚了这浑水，这会儿不能再两手空空地上岸了。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另一边的邻店也找到了货源，于是并排三家店都卖起了杂志款。
像我们这种小店做的不是品牌代理，只是在散货市场上挑货拿货，谁家的款式好卖，只要能找到货源，别家也会跟风一起卖。所以店主们都对自家的爆款藏着掖着，生怕被邻家察觉。我们和顾客谈价格的时候，都用计算器敲出来，从不用口说，唯恐被邻店听到。生意场就是个尔虞我诈的地方，我们既彼此提防，也互相依存——比如在去买饭、上洗手间的时候，彼此帮忙看一下店，还有互相换零钱，等等。而且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商场里，怎么也得聊一下天、打发一下时间吧。所以哪怕对谁有不满，也尽量不闹翻，见面时皮笑肉不笑就好了，这就使人很难不变得表里不一、口蜜腹剑。商场里有那么多人，很多人又那么闲，加上利益关系复杂，难免充斥着流言蜚语。有些经营者每天热衷于搬弄是非，令我非常不适。我向来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常常会为此积郁难纾。听到别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尤其是无中生有的诋毁时，我会感到难过、沮丧。我经常会有遏制不住的想向别人“自证清白”的冲动。身处这种人际环境对我是十足的折磨。
幸好我们店开了不到一年就回本了。这些钱我可不敢攒着，因为竞争对手都在虎视眈眈，一停下来就可能被人淘汰。所以我先请了一个小妹看店，然后自己去物色新店面。我家小妹领到的工资是六楼最高的，其中主要是销售提成。我给她的提成比例是其他店的两倍以上，而且还设置了阶梯奖励。她最高的一个月拿到超过2300块，而其他店的打工妹大多只能拿到七八百。不久我就找到了新的店面，还是在这个商场的六楼，但位置比我们的第一个店好，就挨在主楼梯的旁边，算是六楼的中心区域。因为我们的两个店在同楼层，所以卖的衣服不能风格相同，以免自相残杀。这个时候六楼的客流量已经起来了，和一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决定在新店卖一种质量比较好的学生风格外贸服，比如韩国品牌衣恋(E·LAND)和维尼熊(Teenie Weenie)的仿款。尽管是仿冒产品，但其中有些质量相当不错，几可乱真，价格却只是正品的三或四分之一。我们因为在广州和南宁两边有人，补货非常便捷，所以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其他店铺大多每周或两三周去拿一趟货，故此调整得不如我们快。比如一批新货上架，总有一些款式会特别受欢迎，迅速就卖断，这时我们立即补货，而他们只能等下趟拿货时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敢把利润压得太低。而我们因为可以快速大量地补货，所以一旦碰到个爆款，我们就低价跑量。其他店甚至不敢抄我们的款，因为我们卖得太便宜。我们处理滞销货时，折扣力度也让其他店不敢相信。因为滞销货不处理就会越积越多，拖得越久就越难处理，到最后一算账才发现，钱没有赚到，却赚了一大堆卖不出去的衣服。我们是投入全部精力做这生意的。和有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店主不同，我们愿意辛苦一点儿，以快打慢，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像武侠片里说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让小妹看老店，我自己看新店。新店刚开张时，销售反应很不错，把我心里的担忧一扫而光。
我不相信什么报应，有些事情的发生只是内在规律的作用，虽然看起来很像是报应。就在我们新店风生水起之际，忧患已经扎下了它的根须。我们新店开张后不久，斜对面一家正对着主楼梯的店面也转让了。新店主是一家湖北人，夫妻俩带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儿子，儿子还有个女朋友每天来帮忙。像他们这样全家出动搞一个小店，在我们六楼可是绝无仅有。按照他们的说法，夫妻俩从前做服装批发生意，后来行情不好，他们就提前退休了。现在为了教儿子做生意，才租下这个小店来经营。他们开张后上架的第一批衣服，和六楼的定位很不吻合，我看见他们一天都难卖出一件。而且他们接手店面后完全不装修，只换了个店招，我们在装修上可是花过不少心思的。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会成为我的一个棘手的敌人。有一点他们没有撒谎，夫妻俩从前确实做过服装生意，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批发而已。他们很快就留意到我的店比较热闹，然后他们就对我采取了我们之前对艺校女生的做法——照搬我们的款式。他们四个人做一个店，考虑到人力成本，必定是要亏的，所以那对夫妻可能真的是在教儿子做生意。那个爸爸大约五十几岁，频繁地往返广州拿货，母子加未来儿媳轮流看店。因为他们不计成本，我们的优势变得不复存在。而且那个妈妈的嘴巴很厉害，卖东西的同时还造谣抹黑我的店，说我们卖假货，他们卖的才是正品。我因为没法和她虚与委蛇，所以很快就和他们公开反目了。她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搬弄是非，令我苦不堪言。
这段时期还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一次，我的合伙人过来南宁——他每个月都会过来几天，观察商场里的变化——和六楼的另一个店主打了起来。那个店主和我们一直是敌对关系，打架后他不服气，打电话叫来了三个流氓，他们衣服里夹着菜刀，想把我合伙人拉出商场去。但这时商场保安已经报了警，民警很快就赶到，三个流氓趁机溜了，但打架的两人却被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俩被训了大半天的话，后来又写了保证书。民警警告他们，如果接下来还敢互相报复，一定加倍严惩。他俩被带走后，我立即和那个店主的女友修补关系。那天晚上，我和我合伙人、那个店主和他女友，我们四人一起约在龙胜街吃了顿烤罗非鱼，算是和解饭。因为已经被民警盯上，我们不太可能再起冲突。但他们毕竟是地头蛇，而且我早先听说，那个店主的女友的父母是一个偷窃手机团伙的头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但好像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在背后，也没有人对此非议。仿佛有人开女装店，有人去偷手机，仅仅是不同的就业选择而已。出于以防万一的心理，吃那顿和解饭时，我也带了把菜刀，用报纸裹好插在裤腰上，再用衣服盖住。只要我们两家店仍然竞争，敌对关系就不会改变，所谓的和解不过是说些虚伪的场面话。商场里因为生意而起的争执实在太多，几乎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很少有闹到派出所去的。
另一件事情是我的女友这时和我分手了。之前她妈妈一直在撺掇她出国，但她在我和出国之间犹豫不决。也因为她的犹豫不决，我承受了不少她的负面情绪，她对我恨铁不成钢。事实上，我已经委婉地暗示过她，我会尊重她的决定。也就是说，无论她怎么做，我都支持。但我不敢主动提分手，因为只要我提分手，她就会骂我没出息、不上进、不负责任，等等。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她是对的。在那段时期，我们之间发生的很多事，都极大地挫伤了我的精神。最严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快要得抑郁症了。因为这个缘故，当她最终决定要出国时，我真实的感受不是难过，而是解脱。我清楚自己的能力满足不了她。今天，她早已成了一个外国人，过着积极、乐观、充实的生活。可见她当初的决定多么明智——我们现在维持着友好的联系，而不是斗个你死我活。不过当时，我在解脱之余，似乎还被一种“无欲无求”的茫然感笼罩着。因为在之前一段时期里，她一直是我投入工作、经营生意的重要动力来源，如今“担子”卸下来了，我的力气好像也消失了。
我在南宁总共待了两年多。在生意进入正轨后，我有接近两年时间，每天就两点一线：早上一起床就去商场，晚上十点多才回住处。全年除了春节以外，我没有其他休息日。后来我离开南宁后，发现自己在南宁除了商场几乎哪儿都没去过，很多地名听都没听过。那段日子，我的精神完全局限在商场和生意里，外面发生什么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甚至北京在举办奥运会，我也无知无觉。或许只有汶川地震打断过我片刻。因为当时商场里有震感，整栋大楼摇晃了几下，吓得物业迅速清场，所有经营者都撤离到了楼下。这是那两年商场以外发生的“新闻事件”里我唯一有印象的一件。
2009年春节，商场要休业几天。大年三十的那天下午，很多店主都提早回家了，我请的小妹在前一天就走了。我最后一个走出商场。因为买了晚上的火车票，我有一段空闲时间。天上正飘着毛毛雨，地面湿漉漉的，平日熙攘的大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所有商店都关门了，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爆竹声。我在唯一亮着灯的麦当劳吃了晚饭，然后走去火车站。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我心里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今天的我不会再产生那么夸张、矫情的感想。我生在和平年代，从没经受过真正的苦难，说什么万念俱灰未免贻笑大方。但我确切地记得那个下午——或者说那个下午之所以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因为我当时产生的强烈感受：人来到这世上，并不一定是件幸事。
我们的新店没有和业主签订租赁合同，而是和前店主签了转租合同，因为当初我们并不是信心满满。由于两个店铺在商场的同一层，不能卖同样的款式，我们必须发掘出一种新风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点儿担心会重蹈老店的覆辙。和业主直接签约是要付前店主转让费的。而我们这时已经打听到，这个前店主其实就是业主的亲妹妹。周围的店主说，这个妹妹很贪玩，根本无心经营，当初她姐姐把店铺交给她，就是想借此约束她。后来妹妹怀孕了，于是想把店铺转让出来。我和合伙人商量：与其付她一笔转让费，然后和她姐姐签约，还不如每个月多加点儿租金，直接从她手上转租。转租的好处是省下的转让费，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试错空间。而坏处是没和业主直接签约，将来可能会被前店主要回经营权；或者前店主和业主的合约出了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连带受影响。不过，既然她们是亲姐妹，租赁关系必然很稳固，基本不会发生变卦。现在这个妹妹要生育孩子，那么以后难免要投入更多时间到家庭里，加上她原本就没怎么认真经营，将来再回来开店的可能性极小。于是，我按照转租的方式试着和那妹妹谈，最后谈成了。可是或许人倒霉起来，喝凉水都会噎着。过了一年之后，妹妹竟然联系我，说想要回店铺继续经营。我不知道她葫芦里卖什么药。我从多个来源获得的信息都说，她从前并没有事业心，开店时经常几天不见人影。再说这时候她的孩子还不满周岁，她怎会想到回来继续卖衣服呢？假如她是想涨租，可以直接和我谈，没必要绕这个圈子。后来我怀疑她是受了别人的唆使，比如受了和我合伙人打过架的那个店主的唆使。我只能硬着头皮和她磋商，结果只是多争取到了三个月。当时我已经有些社恐的症状了。比如说，每当看到有顾客要进店时，我心里的反应不是振奋，而是厌烦和恐惧。我有时会回避和人交谈，除非对方是我信任的熟人。当有不认得的人对我笑时，我会感觉其中包含了恶意。当我在没有被激起愤怒的情况下和人发生争执时，我会止不住地打寒战——我不清楚人们说的“气得发抖”是不是指这种情况，但从前我生气时并不会这样。
第二个店被要回去之后，我和合伙人协商退出，我说我不想再做生意了。我们友好地拆了伙，没有任何因利益而生的龃龉。在我离开南宁后，他又找了一个合伙人，是他老婆的一个亲戚。后来他们最多时开到了四个店，但现在已经改行，不做个体女装了。我离开南宁后回了家，但没有立刻去找工作。我这时其实已经找不到哪怕只是稍微好点儿的工作了，但这不是我不去工作的原因。在南宁经商的这两年多，我天天困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封闭空间里，身边尽是笑里藏刀的竞争对手，耳边则是无穷无尽的流言蜚语和恶意中伤。我从来不在背后说人坏话，但在生意的操作上，我必须主动地侵占别人的利益，想办法挤垮竞争对手——因为商场每天进来的客人就那么多，他们买了你家的，就不会再买我家了。有时我也会自责和不忍，比如面对那个艺校女生，但更多的是愤懑和憎恨。当我结束了商场的生意，回到室外的广阔天地时，我产生了一种畏光的反应。我已经很久没有生活在阳光下了。在南宁的时候，我只有每天早上走路去商场的短短十五分钟里能晒到太阳。我这时变得怕人、疑神疑鬼，经常觉得路人用异样的目光看我。但我回家后照镜子，琢磨自己的穿着，却没发现有哪里与众不同。有时我会朝盯着我看的路人反瞪回去，但他们的表情很自然，有的甚至都没在看我。我不再接陌生人的电话，有时熟人的也不接。我在同学群里不再发言，召集聚会也不去。有个老同学给我打了很多电话，我始终没有接。在那之后很多年，除了和我合伙做生意的那个同学外，我再没和其他同学联系过。（我回避老同学，除了精神状态的原因外，还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后来，我花了很多年才克服这种不恰当的自卑心理。）其他朋友假如在QQ上给我留言（当年还没有微信），我经常琢磨很久才回复。我怕措辞不能面面俱到，于是反复纠结，哪怕对方只是说了句很随意的话。而且越是重视的朋友，我打交道时越拘谨，而面对不那么重视的熟人时，我反倒轻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