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在网上花了太多时间，一方面做网店客服，另一方面在文学论坛读帖、回帖。我觉得自己和现实生活有些脱节了。我想多亲近自然，或者说我想多远离社会。
我在家里待了接近两年，似乎又有点儿想到外面走动了，加上这时写作也遇到了瓶颈。虽然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开销很小，但毕竟在不断买书，手上的钱已花了一半。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还是不能工作：我怯于和生人面对面地打交道。正好这时有个旧同事，他是之前我参与制作的那本动漫资讯杂志的另一个美编。他待人很随和，可以随便开玩笑，我们的关系很好。后来他也选择了做生意，而且做得比我好。他在广州上下九的一个商场里，从最初的一家店，开到了这时的六家店。我们重新联系上，约出来叙旧，愉快地聊了一整天。他告诉我，实体店已经越来越难做，将来的趋势是往线上转移。我们这次见面是在2011年中，他当时刚租了一个六百平方米的仓库，打算认真地经营网店，同时逐步关掉实体店。他知道我在南宁做过女装，又听说我这会儿没有工作，就劝我也开个网店。我当然租不起大仓库，他建议我在批发市场旁边租个房子，然后挑一些款式放到网店上，但不要囤货，卖出一件才去批发市场拿一件，这样的话不需要多少本钱就能把生意做起来。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完全按照他说的去做了——这是我的第十二份工作。
我的网店生意不太好，但因为成本实在很低，所以还能维持收支平衡。我仍在继续读书和写作，所以对于网店，并没有百分百地投入。我以为自己能兼顾两件事，实际上两边都没有做好。当年的淘宝远不如后来竞争激烈，很多网商在几年后回忆说，那几年是做淘宝的黄金时期，随便搞搞都能赚到钱——可我就是随便搞搞的，却并没有赚到钱，可见我有多么不擅长赚钱。另一方面，虽然我多数时候只是躲在出租屋里，但毕竟还要出来拿货和发货，所以每天要和批发商、快递员打交道。我和他们的交往也堪称灾难。因为我的补货量不大，每次在每个摊就拿几件，所以总感觉抬不起头，有时不敢直视摊主的目光。实际上这根本没什么，每次只拿几件的人多了去了，但我就是克服不了自卑和畏葸的心理。而且我不是完全没有囤货。出于面子，一些卖得比较好的款式我会多拿一些，减少去补货的次数，避免见到摊主时尴尬。
我希望自己像透明的一样，没有丝毫存在感，不被所有人留意。可是事与愿违，大概我确实和其他来拿货的人有很大不同。有个摊主大概对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礼貌文静，来时问好，走时谢谢，从不多废话，也不提要求。我长期和她拿一款T恤，因为批发几乎都不讲价，所以我从不跟她谈价钱。有一天我去补货，她主动提醒我，这款T恤降了2块。我突然反应过来，之前几次我去补货时，她已经是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显然这款T恤早已降价，但是我不问的话，她又觉得主动告诉我会很奇怪——既然我对老价钱满意，她何必放弃到手的利润呢？我回想当年开女装店时，虽然我一直在南宁，从没亲自拿过货，但每款衣服的进货价是知道的。有些衣服在刚上市时价格较高，但随着商家扩大生产，成本会逐渐降下来，加上有其他商家抄款，所以调价的情况是常有的。一般有采购经验的人，每次补货都要和摊主确认价格。而我因为本身就不想和人说话，加上觉得自己补货量小，心里不好意思，又缺乏采购经验，所以在和她拿了第一次货后，就再没问过她价格了。瞬间想明白这些事后，我觉得很羞愧，甚至无地自容。在那次之后，我再没和她交易过。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羞于再被她看见。
我和快递员之间也有一些故事。当时在“四通一达”里，业务最好的是圆通，其次是中通，最差的是汇通（现已改名为百世）。我因为发货量不大，所以选择了汇通，一般汇通对小客户的收费会更低。来收件的快递员很年轻，十八九岁。我觉得和他打交道很难。他不像个业务员，完全还是个孩子。和他约定时间没有用，因为他不太守时。问他几点有空他也从来都回答不上。而且他从不上楼收件，而是提前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楼下等，有时要等很久。以上这些我其实完全能体谅，也没有责怪过他。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有时他会到晚上才告诉我，因为太忙不能来收件了。这害我有些货要推迟一天发。在当年，很多用户对网购还没有习以为常，一些新用户特别容易紧张，付款后几个小时就来催发货。于是我每晚守着快递小哥的电话，怕忙别的事情错过了，又不敢打过去催；如果他迟迟不来，我就会越来越焦虑——这使得后来我开始胃痛了。有一天那个小哥请假，另一个年长的快递员代替他来收件。这个快递员没让我到楼下等，而是上到我屋里来收。我给他运费的时候，他皱着皱眉头问我：“你一直是给他这么多吗？”那个小哥一直跟我收每件8块。我回答说是的。年长的快递员骂了句：“操，这小子！”我立即明白了，他跟我要了8块，但交给站点的不是8块。这时我和他合作都半年多了，假如我早点和他老板沟通，或者多和他砍砍价，都不至于多付那么多运费。我很懊恼，觉得自己无能，被一个小孩子耍着玩。我不想再见他了，第二天开始我改发中通。那个汇通站点的老板，也就是承包商——我没见过她——还给我打过电话。她没问我为什么不找他们发货了，因为她心里清楚，她只是委婉地打听中通给我什么价格。中通的价格也是8块，但我没有告诉她。
而在写作方面，这时的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之前写的那些现实题材小说老土、过时。我好像进入了“嬗变期”，羞于读自己早前写出的所有小说。在文学论坛上的交流也促进了我的这种自卑感，尽管从交流中我也得到过不少有益的启发。我前面两年喜欢的那些作家，这时也已经不怎么喜欢了。他们的小说我曾反复研读，有些篇目可能都读过十遍以上，确实也该读腻了。我开始向“现代主义”进军——其实这是一种审美上的功利思想，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随后，我把模仿的对象从塞林格调整为卡夫卡。我还在回帖中表示：我不再喜欢卡佛了，因为他太受欢迎、太好懂，他的写法如今已被总结出套路。我还有另一个模仿对象：詹姆斯·乔伊斯。但仅限于他的《都柏林人》，当时我还没读过《尤利西斯》。可是好像没人看出我在模仿他，所以我没针对他说过什么。
渐渐地，我察觉自己有时对别人隐隐怀有恶意。比如说，当时我曾担任论坛的客席版主，用户发到小说版的每篇作品我都要读，并且要尽量回帖。而在回帖时，我对一些其实我不懂欣赏的作品发表过很多不恰当的点评，且大多是偏向否定的。当时我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可能挟带了恶意。我认为自己在坚持一种诚实的评论风格，也就是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而且这个论坛的言论风格一直是尖锐、直率和不讲情面的；相比于评论的适度与否，大家可能更反感油滑、抱团和互相吹捧的混圈子习气。为此我肯定挫伤过一些人，因为我没有在自己能力不及处闭上嘴。实际上我表现出的攻击性，是我在写作上的自卑感导致的心理防御。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对自己、对写作都产生了怀疑。我想脱离互联网一阵子。这一年我在网上花了太多时间，一方面做网店客服，另一方面在文学论坛读帖、回帖。我觉得自己和现实生活有些脱节了。我想多亲近自然，或者说我想多远离社会。这些是我随后迁往云南的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原因是，我账面上的钱几乎一直没有增长。也就是说，开网店的收入，刚好和房租伙食的支出相当。而我在房租和伙食方面是非常节俭的。我这次做网店大约做了一年多，其间还搬过一次家，因为我换了个批发市场。我越来越无心经营，尤其是越来越不想和批发商、快递员、房东打交道。我的写作也陷入僵局：我想推翻自己之前的写作，可是卡夫卡不是那么好模仿的，何况我还是半心半意地在写。终于有一天，我觉得这么过下去不行：我的生意没做好，日子过得很拮据，在网上对人也不友善；我的精神状态不健康，心态已经开始有些扭曲。由此我想到，是时候换一个环境了。我指的不是从城市的这边搬到那边，而是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这时，我和一个当年在北京的朋友恢复了联系。他这时在画童书插图，属于自由职业者，无论搬到哪儿都行。我们经过商量，最后选择了云南。当时有另一个朋友向我们推荐了大理，说他想搬到大理去，于是我俩决定先去。但后来，推崇大理的那个朋友并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