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十世纪，我们最繁荣，最文明，以后，停滞，甚至倒退。
有人说是战乱打断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但是总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有一种幻想，那就是用道德修养和伦理秩序战胜一切。所谓修齐治平者也。
还有一种麻醉剂，那就是在内心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让你找到自己胜过他人的理由。所谓反求诸己者也。
前者，我勤俭节约之风气，盖源于此。
后者，等而下之，是阿q精神。
清末舰船利炮叩关，我华夏精英人物竟然要“以礼义为杆橹”攘之，实在是修齐治平再正常不过的推论。当年读历史时老师和同学一起笑之，现在想起来甚是惭愧，知其非，不知其所以非也。
这个观念最大的恶果，就是把一切归结于道德，而不再求诸外物，最后竟然发展到不遗余力的压抑人的本身欲望和需求来实现道德的完善。
当一个人能够节制自己的需求的时候，他是一个好人。可是，当一个人在道德上无法正视需求的时候，他是一个废人。
当一个社会以没有需求为美，为所谓“箪食瓢饮”而欢呼的时候，为“肉食者鄙”而满足高尚沾沾自喜的时候，物质生产还有进步的动力吗？
不得不承认，儒家的此种观念对整个东亚社会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只生产，不消费，造就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外部世界，在纯粹东亚文明的世界中，经济上玩的是一个零和游戏。
日本人曾经创造出一个概念，叫做“商战”，极其典型的反映出这种东亚儒家文化所导致的经济结果。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的正常需求用道德局限于简单的衣食住行，在社会人口基数和总体资源稳定的情况下，总需求亦是稳定的。总需求的停滞就导致总生产受到极大局限。
所有人过分克制需求的结果，是生产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人要，更没有创造发明去适应和激发新的需求。从这角度讲，当年将西方文明发展的成果斥之为“奇技淫巧”实在是儒家道德的正常反应。因为这些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反求诸己，而是走的截然相反的道路，通过我们的努力，努力满足自己和他人的需求，从这个层次上来说，现代文明和科技的价值取向和那种传统淡泊的、反求诸己的价值取向是南辕北辙的。此时我们不得不说当年的华夏士大夫是有着高度的敏感性的，他们所作出“奇技淫巧”的判断，并非无知的产物。而是一种发自本心的排斥。
总需求恒定的情况下，推论就是，你多做一笔买卖，别人就少做一笔买卖，零和游戏，所以叫做“商战”。
这种压制合理需求的观念配合着小农经济，当然会造成贸易的失衡。有人考证，西班牙从拉美掠夺的白银，大部分流入了明清时期的中国。当时贸易失衡之严重可见一斑。可笑从前我读到这一段辉煌的顺差史的时候还和一些当代青年一样为此沾沾自喜。
难道说，当时的中国人生活真的十分富裕，完全不需要西方的商品了吗？还是天朝上国真的无所不有，西洋物事不过是点缀而已？
非也。有各国史书为证，康乾盛世之际，欧洲在纺织等工业上的生产效率上已经超过我国，为什么还打不开中国市场呢？
农民手工织布，是没有成本的，只是用力劳动而已，买布来穿还要花钱，自己织布不要钱。从勤俭节约的角度讲，只要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打破，西方工业再发达，估计机织布也卖不出多少。于是乎，鸦片战争，打开了沉重的国门。耻辱的近代史，让我们记住了，有需求的人所焕发的进取心和战斗力，远远超过没有需求的行尸走肉。
言归正传，唯有正视自我的需求，并为此而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创新，努力斗争，方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内需，只有化为亿万民众之正常需求，俗一点的：房子、车子、票子、度假、医疗、声色犬马之类，高一点的，教育，文化，法治、社会公正，科学创造。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尽力满足大家的需求，才是真正的内需，也只有这样的内需，才能通过市场经济的体制，引导经济朝着不断满足大家需求的方向去良性的发展壮大。
反之，若是因循守旧，不正视民众需求，唯有GDP为王，最终导致贸易失衡，中国经济变成一个满足别人需求的经济，里外不是人，岂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