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关自然和人生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产物，它与精神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起，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真实地展现出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智慧，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有着儒、墨、道、法等众多哲学。由于中国古代在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家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儒家思想则从根本上适应、反映并且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这一特点，而儒家学者一般也大都强调学术思想必须与政治相结合，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能够经世致用，为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并且还特别强调了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是这些诸多的原因，使得儒家文化自从汉代以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始终都处于独尊的地位，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儒家文化继承了中国优秀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传统，并且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至上。儒家文化一方面把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维护民族的团结与人际和谐作为重要的政治和伦理目的，一方面把道德视为达到这些目的的重要力量，力图通过道德手段，来达到政治管理的目的。
“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重义轻利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规范，它通过对义利关系的回答，来体现自己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向。传统的“义利观”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这就是义论的义利观和功利论的义利观。传统的“义利观”既包括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的关系，也包括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在功利论的义利观中，“利”指个人私利，而“义”的价值规定则为“利人”、“利天下”。相对于物质利益的“利”，又有公利和私利之分。
义利观对于强调道德作用的中国传统思想是一个很关键的标准，甚至从取什么样的义利观，就能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传统的“义利之辩”强调“义以为上”、“义以为质”，而且个人的层次越高，“义”的地位就应该越突出。《庄子》中说：“小人则以身衔利，士则以身徇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孔子曾提出了著名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孟子则更明确地指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子则认为应该“先义而后利”……这些都是儒学中很典型的义利观。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的学说将义利统一起来，在利的基础上强调义的作用，墨子说：“义，利也”。这一学说在本质上代表着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它的原则不是为道义而道义，而是以一定的功利为目的，以利集体、利国家、利天下为价值取向。“义贵有功”，功在利国利民。“贵义”就是要把人民、整体、国家的公利放在首位。墨子认为，“义”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兼利万民，而不必考虑自己是否被重用。还有近代一些思想家如颜习斋、梁启超等人都极力主张“利”的作用；也有一些思想家认为应该兼顾义利，二者皆不可去，持这种观点的人有苟子、陈亮、叶适等人。当然，传统的“义利观”重“义”，并不表明它不言“利”，相反，它主张义利双行，因为“义厚则敌寡，利多则民欢。”在言利的时候，不能以利害义，要见利思义，当二者不可得兼时，要先义后利，舍利取义。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是非常突出的。当年，李白曾写诗称赞鲁仲连：“齐有惆侥生，鲁连特高妙”，说的就是鲁仲连重义轻利的品质。在战国时代，有一次秦军围住郎郭，情况十分危急。魏国派辛垣衍来说服赵国平原君，建议赵国尊秦为帝，指出这样秦兵就能退。这时别国人都逃走了。可是，鲁仲连不但在重围中不肯逃走，反而去见辛垣衍，晓以尊秦为帝的害处，并证以历史事实，有理有据，终于说服了辛垣衍。郎嘟民心因此安定下来。秦军听说有这样的能人在帮助赵国，也未敢妄动，退却了五十里。后来，魏国信陵君率军来救援，邯郸之围遂解。平原君十分感谢鲁仲连，要给他封地，他不接受；要给他千金，他也谢绝了。鲁仲连说：“正直的人，应该能够为别人排除危难，调解纠纷，而不要什么报酬。要是接收了人家的东西，那就成商人了。我是不愿意那样干的。”鲁仲连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离开了赵国。其实，鲁仲连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但是，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这就是因为鲁仲连是一个重义轻利的君子，他的高尚行为与儒家提倡的重义轻利的人生价值观十分相符。
公义无私是体现中国道德传统的一个重
要标志。春秋时晋大夫苟息、曾经说过：“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晋人尚公，这在历史上是很突出的，也是其能成为强国的重要道德基础。当国家危难之时，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之时，当原则面对私情之时，甚至当亲人做了不德不义的事情之时，道德传统提倡的都是以公为准，以义为先。据《后汉书·列传》记载：汉顺帝时，苏章曾担任冀州刺史。一次，在审理积案的时候，苏章发现清河太守是一个大贪污犯，而此人正是他以前最好的朋友。在开庭审理的前一天晚上，苏章特意备下了酒菜，请来了那位老朋友。两人一边喝酒，一边叙旧，十分惬意。酒过三巡，清河太守对苏章说：“别人头上只有一重天，而我头上却有两重天。”苏章不解，问此话是什么意思，清河太守颇为得意地说：“不瞒老朋友讲，千里做官，还不是为了占点儿贪点儿。原先心里也挺害怕，现在，有你在这儿当刺史，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不是比别人多了一重天吗？”苏章想不到当年的好友竟然变得如此庸俗卑鄙，他严肃地回答说：“朋友之情，是你我之间的私事，守法与执法则是公事。虽然我们过去的友情不错，但是倘若你真的贪赃枉法了，我是不徇私情的。今天我请你来饮酒，讲的是你我私情。明日，我作为冀州刺史来断案，那必定会公事公办的！”第二天，苏章正式开庭审理清河太守的案件，最后将其审判正法。冀州境内的吏民都知道冀州刺史苏章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人，大家对他都很敬畏，冀州一带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冀州刺史苏章的做法正是继承公义无私的道德传统的生动体现。
另一位历史人物徐有功，也是公义无私、刚正不阿的人。唐代武则天当政时，徐有功是掌管司法的左肃政台侍卿史，他反对酷吏来俊臣、周兴等人罗织罪名陷害无辜的做法，常常推翻他们的原判，依法办事，为被告平反冤案。徐有功不畏权势，经常为案子的是非曲直和武则天当面争论。为此，徐有功时常激怒武则天，武则天甚至气得下令杀他，但是，徐有功毫不畏惧，仍然坚持真理。许多酷吏和赃官嫉恨徐有功，他们千方百计诬陷他，致使徐有功多次丢掉乌纱帽，被贬为庶人。一次武士们奉命拖着徐有功去午门斩首，他还不住地回头冲着武则天大喊：“臣虽身死，但法律却没有更改呀！”徐有功三次被判死刑，后来又死里逃生。徐有功知道自己随时有被抓被杀的危险，但是他深明大义，依然秉公执法，仗义执言，不惜以身护法。徐有功曾对身边的人说：“我身为法官，判案人命关天，所以不能一味顺从圣意，保全自身荣华。”人们对徐有功十分钦佩，在他被重新起用的时候，大家都奔走相告，有的人甚至激动得落泪。徐有功是诲谏之臣、正直之士，为历代有识之士所推崇，清朝的著名学者袁枚还专门写了一篇《徐有功论》，文中说：“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一个人只有抛开私念，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才能做到不阿权贵，实事求是，公正执法，仗义执言。中国历史上的“清官”都具有公义无私的共同特点，他们或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明代，以寡敌众击溃瓦剌军、保卫北京城的民族英雄于谦，被奸臣陷害致死后，官吏奉命去抄没他的家产。在于谦家中，官吏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多余的钱财，只有一间屋子的门被牢牢地锁着，打开一看，原来是早先皇帝因功赏赐给于谦的鳞袍、刀剑之类的东西正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这恰恰是对于谦一世清白、刚正不阿品格的最好说明。
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有体现公义无私、公正廉明这些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的佳话，还因而留下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诗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派侍讲刘憬去交州、安南颁诏。刘憬在安南（今越南）宣诏后启程返京前夕，安南王派人给他送来了黄金、珍珠、犀牛角等珍贵礼物，刘憬一概拒收。上路后，安南王派人截住他，定要他带走礼物，刘憬仍然坚辞不受。入关后，刘憬感慨作诗说：“咫尺天威誓肃将，寸心端不愧苍苍；归装着有安南物，一任关神降百殃。”还有一则关于明代朝官李汰的。有一年李汰到福建主持科举考试，当时，有人为了求得功名，在夜里给他送来了黄金等物，当即遭到李汰的拒绝，李汰还就此挥笔题诗一首：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在清代这样的事例也有不少。清代张伯行在福建和江苏任巡抚、总督的时候，非常反对以馈赠为名，行贿赂之实，为此，他曾专门写过一篇禁止馈送的檄文，文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
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二、社会价值决定人生价值
强调以群体乃至民族、国家利益为重，这是中国传统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中国古代，有识之士看重的人生价值，是人在与社会结合的角度上实现的价值，也就是人的社会价值。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荀子在《荀子·王制》中曾经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人的可贵之处在于社会性的结合，只有结合起来，人才能战胜自然，而一旦削弱了这种结合，则会被自然所降伏。这一思想的实质，是要人们按照“义”的要求来维护群体的利益，维护群体的存在，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人生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一方面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的依赖，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社会要发展，要战胜自然界，同样也离不开个人的组合。这一观点同时还看到了“利”的作用，看到了社会分工的作用，认为如果人人都尽力于自己的社会职责，社会就会强盛起来。实际上，这种人生价值观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价值选择，那就是个体利益应该从属于群体利益。
中国古代的先哲评价人生修养的最高标准就是“止于善”，也就是达到善的最高境界，而只有家齐、国治、天下平，才能“止于善”。为此，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孟子则主张“修其身而天下平”，也就是先使自己有好的修养，才能为社会作贡献，即所谓的“内圣外王”。
在古代先哲的眼中，“圣”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王”是事业功名的最高境界，而对于圣王的衡量标准则是“用”。这就是后来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著名思想家王安石、李贽、顾炎武等人，都是这一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顾炎武更是将此升华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使自己的思想言行符合伦理道德是社会中的一种精神动力，而利己营私、自甘堕落则是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不能说不重视人的价值，《孝经》中说道：“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经常总结人生经验，反省自我，努力认识人与事物之间的主客观联系，则是发挥人的精神力量的关键之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论及的修养并没有局限于道德品质的陶冶，而是对思想、理论、方法、技能等各方面的知识求之以博大，攻之以精深，并且还要使自我认识能力不断完善。孔子曾经教育他的学生要进行认识能力的全面反思，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则说出了为人熟知的“吾日三省吾身”。可以说，中国人在提倡人的精神作用、完善人的认识能力方面有着丝毫不亚于西方人的“反”与“内省”。
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注重个人修养、谦虚、忍让、吃苦、耐劳、崇尚和平、和谐等，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在对待社会、对待人生的一系列问题上，中华民族有着许多高尚的价值追求，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的人生责任感和使命感；像“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的人生价值观和献身精神；“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生吾所欲也，义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的人生追求和道德境界；还有扶困济贫，见义勇为，尊老爱幼等美德，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笔财富。
中国古代明君或有识之士大都深知“正人先正己”的道理，并且引以为戒。三国时的曹操率军打仗，曾明令：践踏庄稼者斩。后来，曹操的马惊了，践踏了百姓的庄稼，于是他要拔剑自剔，后经部下夺剑相劝，他就割了一段头发代替。从此，民间留下了曹操割发正军纪、三军悚然的佳话。曹操只是割了自己的一点头发就足以震慑三军，正说明了正人先正己的道理。从唐太宗的“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到白居易的“责于下者，必先禁于上”，以及欧阳修的“以令率人，不若身先”……古往今来，凡受到百姓拥戴的为官者或志士仁人，究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正人先正己，言必信，行必果，这样的人才富有榜样和人格的力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