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明月东升，厉中坛饿得前胸贴后背，冯士元才施施然地回到家里。
到了凉亭，厉中坛起身行礼，冯士元摆了摆手道：“厉先生可以回去了。明天那个高提辖再去找你，尽管放钱给他，记住利钱打九折。”
见冯士元满身酒气，厉中坛心中不快，面上却丝毫不表露出来，问道：“那提辖靠得住吗？不知能够放多少钱给他？有没有什么风险？”
冯士元想了想道：“若是一千贯以下，尽可以放给他。过了此数，才来问我。还有，记着要他月月还息，本钱也摊到利钱里，六个月还清。如果违限，不管差了多少，都来报我！”
厉中坛心里面明白，冯士元必然是与高提辖身后的人讲好了，不然一个提辖，连骨头卖了也不值一千贯。他肚中饥饿，也不纠缠，便就此告辞。
出了冯府，顺着小路急行，趁着天色还不太晚，从保康门出了内城。
走不多远到了蔡河边上，此时华灯初上，大道上人流如织，喧哗热闹。厉中坛扶着河边的大柳树站住，看不远处呼儿唤女悠然自得的京城百姓，愣了好一会，长叹一声：“厉某一向都自诩英雄人物，有着远大前程，不想现在却被一个胥吏呼来唤去，如同使唤僮仆一般，将来九泉之下何颜见列祖列宗！忍些日子，赚些钱在手，别寻出路吧！”
城外永宁候府，旁边水池里的荷花开得正艳，小山上树木葱郁，随着微风涌起波浪。
池边的大树阴凉里，徐平把手里的书稿放下，对一边的宋祁道：“此是李觏注的《富国安民策》，虽然还不是尽善尽美，但足以补原书缺漏。当时编书的时候仓促，参与的官员又多，《富国安民策》里难免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如错漏的地方，前后抵牾之处，或者叙事过于简略，所在多有。李觏作注，便就是补当时缺失。”
宋祁接了书，口中道：“李泰伯学问扎实，当时又正在省主身边，他做注正是最合适。”
徐平道：“李觏的学问自无问题，但他长于学术，而在实务上颇有不足。到底是只做了几年知县，眼界还有不足。到了现在，朝廷的新政也行了几个月了，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大家都看在眼里，再回过头来看这《富国安民策》，当有不同的想法。你判馆阁，如果有闲可以组织馆阁官员，一起来注一下这书。”
宋祁犹豫了一下，才道：“省主是觉得李泰伯作的注还有不足的地方？”
“千人千面，同样的东西，看在不同的人眼里，便就是不同的样子。李觏只是一家之言，总有不足的地方。子京啊，这《富国安民策》是朝廷新政的纲领，自然是解得越详细越好。馆阁组织作注，正是集众人所长，各抒己见。如今馆阁人才济济，正该做几件这样的大事。如果可能，也不必强求见解一致，对同一件事，看法不同便就一起列上去，给用到的人参考吗。对与错，只有事情做了大家才能体会得清楚。”
宋祁道：“省主说得也有道理，不过这种大事，须有重臣提举才可。”
“这是自然。你先跟馆阁的官员通一下气，如果大家不反对，我便上奏，请执政中一人提举，馆阁人员修注。此事对朝廷益处多多，想来十之八九能成。”
宋祁把李觏的注本收起来，点头道：“好，我便把省主的意思，问一问众人。”
徐平又道：“最近西北不宁，上书言兵的官员不少，朝廷有意编纂一部兵书，总结历朝兵政得失。此事虽然还没有定下来，但势在必行。这种大事，自然少不了需要馆阁官员出力，你要调配人手，不要使事情冲突了。”
这件事情宋祁也有风声，一一答应了。随着范仲淹被贬，欧阳修等人被贬出京城，馆阁又补了不少人进去，人手充足。此时馆阁的主要工作还是始自景祐元年的校定整理三馆与秘阁藏书，并编成书目。此事本来由张观、李淑和宋祁三人提举，此时李淑已经到地方任职，张观任御史中丞，真正主持的是兼判馆阁的宋祁。这套书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崇文总目》，不管是战乱还是失火，国家藏书缺少的都是靠着这书目补齐。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非一朝一夕之功，让所有馆阁官员把精力都放在这上面实在是浪费。随着新政的推开，朝廷官员对《富国安民策》有了更深的理解，一部分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是时候开展进一步的工作了。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不是靠着这一套书就万事大吉了，必须一直深入下去，作注便是一个加深理解的办法。
捏着鼻子硬灌，仙丹也会变成毒药，效果适得其反。徐平的办法，便是让尽可能多的官员参与进来，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而朝廷育材之地的馆阁，毫无疑问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别看现在馆阁官员的官位都不起眼，十年二十年后，就是这些人把持朝政，那个时候才会显出效果来。
至于兵书，则是徐平为了将来改革军政预作伏笔，先进行舆论动员。
推动这件事最起劲的便就是徐平自己，第二个是翰林学士夏竦。夏竦文才出众，从各方面来说，他都颇有些丁谓的影子，只是没有丁谓的手段和能力罢了。心思敏锐的夏竦感觉到了将来西北必有一战，打仗他不在行，但把握政治机遇的能力却分外出众。因为天圣年间站错了队，赵祯亲政之后夏竦颇受排挤，他把西北事发看作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夏竦拼命鼓吹在西北加强兵力，朝廷重视武备。
由文官来修兵书，听起来好笑，实际上只能如此。禁军里的高层将领说起兵略来还不如文官，中下层将领还有一部分不识字，让他们修也修不来。文官是纸上谈兵，问题是禁军将领连这纸上谈兵的本事都没有。三帅中现在李用和是最靠谱的一个，他几年时间从县巡检升到管军大将，又知道什么兵略了。
所谓修兵书，也只是捡故纸堆，能把历朝兵制理一下，就非常不错。想着这样一本书能够指导打仗，那是想也不想，编成的兵书也不是干那个用的。从太宗时候起，便就把历朝留下来的兵书列为禁书，就连《孙子》、《六韬》、《尉缭子》等君王赐给大将都神神秘秘的，其他就可想而知。这个年代，兵书传统实际上基本断绝，就以禁军现在的军制，古代的兵书用处也有限。以前的兵书是国事兵事一起来讲，跟现在兵制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