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生又一次遭受到了大规模的批斗，游街，头上的高帽子写上了大大的“判徒”、“特务”字样。红卫兵们一拨一拨的把他提出来，扒开他的上衣，让他背上的“杀绝共产党”几个字露出来。更多的红卫兵小将们就激动地冲上前去，对他拳打脚踢，呼声叫声响彻云霄。让他低头、弯腰，向人民老实交待。他不再反抗，不在义愤，他顺从地把腰弯下去，弯下去。他不知交待了多少次，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挨了多少打。曾经有两次，他几乎要栽进路边的井里，都是因为一瞬间看到了一双温情的眼睛，这双眼睛阻止了他，他才熬了过来。
批斗的**终于过去，济生被判无期徒刑，被发配到甘肃劳动改造，单位的喧嚣才渐渐地告一段落。
程家没落了，他们和大多数中国农村家庭一样，成了公社社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缓慢而有节奏。农村不比城里，运动的**过去，便恢复了平静。农村人深知一点，再大的运动也当不了饭吃，人是铁，饭是钢。春不种，秋不收，革命搞得再红火，全队的老少爷们依然会饿肚皮。所以，尽管济生是反革命分子，是判徒，是特务，但是他的黑四类老婆徐汐蓝却安然渡过了难关。尽管有时也开一两次批斗会，那也只是走走形势而已，没有人揪他，没有人骂她，也没有人上台让她低头、弯腰。除了她家的门框一边贴有“守法公约”之外，一切如常。汐蓝手巧，家有缝纫机，全村所有家庭孩子的衣服几乎都拿来让她修补过。全村所有女孩子想穿的花衣服，都拿来让她修改过。她从不取分文报酬。村子里没有人说她个“不”字，她获得了全村人的信任和好评。
在济生被劳教的半年多以后，汐蓝又为程家生下了一个儿子。济生写信回来，取名“国平”。国平和大伯家的三儿子国华一样大，弟兄几个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最终，上到了高中毕业。
程家虽说没落，下一代却人丁兴旺，儿女都有。贵生家三男两女，济生也生了一儿一女，比起当年他们的爹爹程立春那独根独苗苗，也算得上枝繁叶茂，后继有人了。
济生被发配到远方，把诺大的一个院子，扔给了汐蓝。作为生产队的一员，汐蓝挣着工分，但是作为女人，她挣的工分比男人低，一年到头，分不了几个钱，勉强糊口而已。孩子们要买笔买本买衣服，哪有钱呢。当时又不让搞副业，汐蓝只得起早贪黑，喂猪，喂鸡，割猪草，拉土积肥，拾柴禾，病了也不敢歇一天。长年累月下来，孩子们大了，汐蓝却老了，病了，头发出现了白丝，红润的脸庞变成了腊黄，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光彩。然而两个孩子却是她心头的骄傲。两个孩子学习都很好，是班里的尖子生，老师学生都很看重。她家的墙壁上，两边都贴满了学习奖状。这成了汐蓝唯一欣喜的理由。可是考高中的时候，女儿明秀明明名列前茅，看成绩的时候，却没有她的名字。明秀哭得泪人一样。汐蓝满腔怨气地去找学校校长，校长两手一摊，说：
“你们是反革命家庭，还是‘黑四类’分子家庭，是受控制对象，不能升学的。政策是这样，我也做不了主啊。”校长一句话，把汐蓝噎了个半死。
尽管对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排挤已经看得很开，但汐蓝和女儿还是感到这一次是真的受伤了。明秀哭得很伤心，任由眼泪往下流，她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两年以后，国平也在初中毕业后学业“戛然而止”，原因还是因为家庭是“反革命”，是“黑四类”，他眼睁睁看着国华和国庆兄弟俩都走进了高中，再一次任由眼泪流了下来。
济生因为当过俘虏，成了反革命，他的家庭也成了反革命家庭。但是贵生的家庭却依旧是农民，他没有受到牵连，他的四个孩子也都考上了高中。他的大儿子程国红串联回来，穿着绿军装，举着红宝书，意气扬扬地走进学校。校长满面笑容地把他们请进办公室，让他们讲述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末了还不忘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
程家的三个弟兄里如今就只剩下贵生了，余惠兰心里纠结，她还时常惦记着她的老二程民生。民生被抓丁抓走了，如今生死不明。他叫贵生去过两次，那边还是音讯皆无，只剩下老两口整天少油没盐的打发着日子。
有时余惠敏会来住一两天，带着她的儿子和平。惠敏虽说在县城教书，没有受到成份的牵连，但是也受尽了苦楚。他这个儿子的身份不知让哪个好事者泄露了出来，所以和平从小就受尽了污辱。在学校被人追着骂“日本狗崽子”、“小日本”，有时还莫明其妙地被按在地上，招一顿打。等惠敏跑过去，人已经没影了。在学校里受人欺负，回到家也照样受人欺负，家里的孩子们也这样骂他，没人跟他玩。虽说有惠敏护着，但孩子们无孔不入，哪能照顾得到。因此，和平性格内向，寡言，不敢说话，不敢看人，学习也总是上不去。磕磕拌拌中，和平长大了。他没有参加高中考试，他知道，即使他考上了高中，学校也不会收他，即使学校收了他，他受到的屈辱也只会更多。
惠敏也老了。她虽然没受到成份的影响，但是他的儿子影响了他，人们总是拿异样的眼光看她，有的男老师说话也阴阳怪气的，女同事虽然当面不说，背后也指指画画。弄得惠敏有气撒不出。她是个要强的人，经过了这些世面，她慢慢成熟，改变了，不再关心别人的眼光。由于儿子身份特殊，老大了还娶不上媳妇，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一个日本鬼子的后代。所以，三十大几后，才娶了一个腿有残疾的姑娘为妻。余惠敏总算放下了一头心事，然后就把精力放在教学上，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由于年龄的关系，再加上学校又进了新教师，她从教主课变成了教附课，教音乐。她这才不那么忙了，也算校长对她的照顾。惠敏有音乐细胞，她自己学会了识简谱，能看着简谱开歌。她能让全班学生的合唱唱得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在学校开展的运动会上，她指挥的班级，能把歌声唱得响彻去霄。
寒来署往，冬去春来。1976年，“***”被粉碎了，**宣告结束。不久，开始有消息传出来，上面要为右派平反了。这消息如同春雷，在人们心中激起波澜，人们在心中暗暗的盼望着，祈祷着。这一天终于来了。1980年5月，大队党支部书记派人来到汐蓝家，告诉她到大队开会。汐蓝跟着人群忐忑地来到队部，看到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有人高兴地向她转告：
“你要平反啦。”
大队的“黑四类”并不是她自己，他们都会心地对视一下，静静地坐在会场一角。当党支部书记程四孩拿出一张红纸，郑重地贴在墙上，手指上面，一字一句的念着：“从即日起，摘掉徐汐蓝黑四类分子帽子，改为群众”时，徐汐蓝泪流满面。十年的屈辱到了尽头，所受的苦，受的罪，终于有了结果，上天已经告诉她，她，是受了委曲了。同时，她心底又腾地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她突然意识到，有了她的平反，她的丈夫程济生离平反也不远了，这怎不让她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汐蓝哭了，余惠兰也哭了，红菱和女儿金秀也哭了。她们手拉手，抱在一团，哭成一团。贵生没有哭，散会后，他拿上烟袋，默默地来到地里，蹲在地头，抽了一袋烟。然后，又回去，对母亲说：
“济生，该回来了。”
汐蓝的身体亢奋起来。她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变得有力量，手脚也更快、更麻利。她和两个孩子先把屋子从里到外都打扫了一遍，又把院子里的残墙补上，不平的地平好，不整齐的柴禾重又码好。下地干活时也春风满面。人们都惊奇她的变化，说汐蓝年青了，又漂亮了，好象回到了当初结婚时的样子。她的两个孩子也在憧憬之中。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们被关闭了升学的大门，县里招工也没有他们的份儿。在田里锄禾的空隙，看着路上骑着自行车，后坐上夹着黑皮包上下班的年青人，他们的泪水默默往肚子里流。这下终于天晴了。他们受尽苦难的爸爸该回来了，他们，要平反了，终于能伸直腰和大家一样了。
情况越来越好，邻村的反革命分子吴世凯回来了，摘掉了反革命帽子，落实了政策，听说还要补发工资，安排工作。汐蓝忍不住，带着孩子们去吴世凯家打听，吴世凯肯定地告诉她：虽然他和济生不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都是要平反的，这个决定是中央下的。济生肯定要回来，也许是路途遥远，他还在回家的途中，也许还有其它的事情。总之，济生回家，是板上订钉的事。汐蓝放心了。她知道，济生在甘肃，就是远啊。回家后，贵生又送过来一封信。折开来，一行遒劲的蓝笔字体映入眼帘：
“汐蓝我妻，十分想念，你接到这封信时，我正在回家的路上……”
“轰”的一声，汐蓝脑子一热，倒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