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生出现在村口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一群扯着白幡的队伍。人们默默看了一眼这个略显驼背，身材憔瘦的中年人，没有人认识他，但是大家都站住了。因为这个人提着提包，站在村口，一付徘徊观望的样子。贵生走上前去，叫了一声：
“三儿——”
济生“扑通”跪下了，哭着问：“哥，这是咋啦？”
他以为是他的母亲等不上他，先走了，原来却是他的妻子。
等了三天，汐蓝终于等上了和济生的阳世相见。济生让人打开棺木，仔细看了汐蓝最后一眼，拂去她脸上的灰尘，重新整了整衣冠。看得出来，汐蓝走得很安详，很满足。她的脸上带着笑容，眼角似乎还有一点湿润。他亲手给她盖上遮脸纸，扶着灵柩，送到他们祖上的茔地里。他们虽然没说一句话，没拉一下手，但是，汐蓝的灵魂知道，她的灵魂在天上看着，济生脸上痛苦的表情可以作证，外出十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家，回到她身边来了。
外面的世界重新又精彩起来。
济生被平反后，根据他的意愿，重新被安排到了公安局，当了一名治安队长，虽说职务比原来低了，但是他非常满足。他的两个孩子也安排了工作，女儿明秀被安排在邮政局，儿子国华也被安排在公安系统。在乡派出所里，当了一名普通民警。至此，济生的生活基本稳定，往后，就是儿子们谈婚论嫁的事情了。
贵生的家庭热闹些，他的大儿子国红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大女儿毕业后，招工到了化肥厂，每逢星期天，就骑着自行车回家。她正在谈恋爱，对象是本单位的技术员。二儿子刚刚毕业，就应征入了伍，到部队煅炼去了。三儿子正上高中。
贵生的三儿子毕业那年，老母亲余惠兰去世了。余惠兰已经七十多岁，患了一年白内障，后来又得了心肺病，医治无效，慨然去世。去世之前，她把贵生和济生叫到床前，拉着她俩的手，说：
“孩子啊，那井里的元宝，不是咱的东西，咱还是不要吧，你再等几年，看世道好了，交给政府，你们可要听我的话呀。”
贵生点头答应。等埋了母亲，贵生把元宝的事向济生做了说明。济生历经诸多磨难，早已大彻大悟，视金钱若粪土，他当即同意，让哥哥做主。
时光到了一九八六年，有一个十多人的日本参观团来到了尉氏县，县委安排了几个节目，迎接和欢迎这一行日本友人，余惠敏的学生合唱团就在节目单上。
当惠敏指挥学生们唱歌的时候，后排座位上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引起了惠敏的注意，这个老头头发已经花白，留着山羊胡子。那脸盘，眉眼，简真跟她的和平一模一样。这引起了惠敏的警觉。她到统战部打听了打听，这个人竟然叫佐滕智夫。这让惠敏一下子又崩溃了。
这个佐滕智夫，就是当年那个杀人魔王，那个让她受尽屈辱，痛不欲生的日本鬼子，他欠下了中国人民太多的血债，他该千刀万剐，他罪该万死。然而在最后营救余惠敏的那场战斗中，狡猾的佐滕智夫看势不妙，赶快带了几个人，绕过大门，悄悄溜掉了。不然，他定会死在县委那场战斗的乱枪之中。
惠敏心潮起伏着，不知如何是好。她把此事向统战部的薛部长作了陈述，薛部长建议她见一见这个当年的恶魔，因为这一行小日本，本身就是来谢罪的，让他们见一见他们当年犯下滔天罪行的当事人，向他们谢罪，理所应当。于是，节目结束后，在薛部长的办公室，佐滕智夫疑惑地站在门口。
余惠敏坐在薛部长的藤椅上，盯着这个佐滕智夫，心情竟然平静下来。四十多年过去了，余惠敏已由当年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世事变幻，当年的愤怒已趋平淡，她从来没想过还能见到这个杀人魔王，这让她手足无措，一时间还曾怒火中烧。现在，他就站在她的面前。他戴着金丝眼镜，眯缝着眼，捋一捋花白的头发，一付谦卑的老人模样。看惠敏不说话，他拱了一下腰，问：
“是您找我吗？”
余惠敏还不吭声。佐滕智夫摘下眼镜，往前走了两步，慢慢打量着。余惠敏被他瞅得烦躁，立起身，不耐烦地说：“你瞅什么瞅，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难道都不记得了吗？”
佐滕智夫又看了一眼，突然腿一软，跪下了，他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余——余惠敏，我还记得你……”
佐滕智夫说着，又把腰弯下去，伏在地上，说，“我犯了罪，我来向您谢罪，当年，我不是人，我做了畜生做的事……”
其实惠敏也不知该向他说些什么。她只是觉得，他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罪行，应该得到惩罚，他所犯下的恶，也该让他知道，让他心服口服。于是，她拿出一张照片，扔过去，说：
“看看吧，这就是你当年犯下的罪行，你罪恶滔天，罪该万死。”
佐滕智夫拾起照片，仔细端详着，又看看惠敏，疑惑地说：“这是，这是谁？”
惠敏撇他一眼，冷笑一声，说：“你看不出来吗？那是谁的眉眼？你当年不是这个样子吗？”
佐滕智夫明白了，他拍了一下脑袋，两眼迷茫：“这，这，这是怎么搞的，怎么会这样呢，这可如何是好。”
佐滕智夫语无论次起来。这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的事情，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沉默了一会，佐滕智夫问：“这怎么办，我的意思是说，你想怎么办？”
惠敏说：“我还能怎么办？这孩子是我的，他跟你没一点关系，我只是让你知道你犯下的罪行而已。”
佐滕智夫站起来，试探着说：“那么，他就是我的孩子，我能不能见他一面？”
惠敏断然说：“你休想，你见他干什么，我不会让你见他的。”
佐滕智夫说：“我只是想向他认个错，还愿意帮他做一点什么。”
惠敏说：“你省了吧，我家和平不会见你。见了你也会把你打个半死。你知道吗？因为你，他上不成学，人家都骂他日本崽子；因为你，他三十多岁还娶不上媳妇，没有办法，才娶了一个残疾姑娘，你说，他怎么会饶得了你，你难道不该死吗？”
佐滕智夫嗫嚅着说：“我是该死，我是该死。可是，我既然犯了大错，就要想办法补偿一下，你还是让我见他一面，他打死我我也认了。”
惠敏说：“你不要再想这件事，这绝不可能，你走吧 。”
佐滕智夫哀求说：“你还是让我帮点什么，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你点什么。”
“不需要。”惠敏扔下这句话，大步走了出去。
佐滕智夫并没死心，他在走的时候，给薛部长留下一个纸包，薛部长给惠敏转交过来，那里面是一千元现金。
半年以后，余惠敏收到了一封从日本发来的信件，在信中，佐滕智夫诚恳地邀请惠敏和儿子到日本做客，并寄来了路费。惠敏拒绝了。但是和平却跃跃欲试，他说他长四十多岁了，受人欺负几十年，到哪里都低人一头。没有学问，也没个事业。到日本看看，说不定能做点啥，何况那儿有个落脚处呢。对和平的想法，惠敏不置可否，毕竟那个人是他的父亲，他如果真的想去，她也不能阻拦。于是，在佐滕智夫发来第二封信的时候，余和平踏上了去日本的飞机。
和平去了两个多月，回来了。一年后，他又踏上了去日本的飞机，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贵生已经荣升为爷爷。他的大儿子国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除了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偶尔也到地里转一转。国红建了一个养猪厂，生意挺不错。二儿子转了志愿兵，在部队不回来。三儿子考上了大学，程家的祖坟终于冒青烟了，出了个大学生。八月十五的那一天，全家都回来。贵生给孩子们讲了家里老槐树的故事，讲了老槐树下面那口井的故事，也讲了他们的爷爷的故事。最后，全家人一起动手，挖开那口井，捞出铁箱子，让全家老少都看看那箱子里面的东西，看看他们祖爷爷当年的令旗，看了看黄灿灿的金元宝。最后，由大儿子国红带队，把它送到县里，交给了县文物所。为此，县长还专门开会表扬了他们，并颁发了文物收藏证和奖金。
一九九八年十月，七十六岁的程贵生溘然长逝。他患了胃癌，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做了手术，终因病毒扩散，医治无效，找他的父亲程立春报到去了。在他入坟不久，一个头戴礼帽，戴着眼睛的老头，在济生的陪伴下，也来到他的坟前，叫了一声：“哥呀，我来看你来了。”然后，双膝跪地，长伏不起。
他是程民生。程民生被抓丁后，跟着部队一路溃逃，到了台湾。由于经历战事少,资历浅，身在底层，长年经济拮据，直到今天才返回故里，给老爹老娘上一柱香，烧一领纸，以了儿孙之愿。然后，又重新启程，返回台湾去了。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晚十二时整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修改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