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卢毅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延安整风？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原因很复杂，但是归根到底，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想通过整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这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现成答案，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照搬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曾经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经历了许多惨痛的教训。这就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氛围，而发动延安整风就是他的一项重大举措。具体说来，延安整风的起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共党内曾经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1931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副校长时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上了台。在此之前，王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一下子进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员。这一年王明只有27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一位，但却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实权。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几乎濒临灭顶之灾，那就是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大量机密，特别是对上海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和活动规律了如指掌，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至今仍被称作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此后，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变节。这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发生，迫使上海中央采取紧急疏散措施，当时决定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江西苏区。临走前，他们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顾顺章还不大认得的人组成，认为这样便于开展工作，顾顺章对他们不熟悉，其中为首的就是博古和张闻天。博古当时才24岁，从事实际工作经验很少，也不是中央委员，却一下子成了总负责，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而王明之所以选中博古，也主要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较一致，能忠实贯彻共产国际路线。
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个临时中央也很快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转移到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央苏区也开始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这种危害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军事上实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大打正规战、阵地战，提倡“短促突击”，跟敌人拼消耗；二是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把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合作。这一系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关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曾写了九篇笔记，有5万多字，后来起了个总题目叫《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这九篇笔记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以临时中央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说：“临时中央……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逞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这是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热衷于搞公开斗争，凡事爱暴露，结果把白区都丢光了。毛泽东还说：“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做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以上这些是批评“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搞统一战线，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结果把他们都赶到敌人那边去了。
在这九篇笔记中，毛泽东还说过一段很尖锐的话：“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这段话更是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的痛恨，简直是深恶痛绝。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在这次会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毛泽东重新参加了中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毛泽东后来就曾经回忆说：在此之前，“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与组织问题，并未触及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张闻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地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此后，毛泽东虽曾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他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便明确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是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但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依旧根深蒂固，一些同志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会议没有就此作出结论。这件事让毛泽东认识到，只有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除了犯“左”的错误之外，还犯过右的错误。例如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错误，主张对国民党妥协，结果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而近年来解密的苏共和共产国际档案则表明，陈独秀之所以会犯右倾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服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前所述，王明最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拒绝与任何党派开展合作。但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他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这个宣言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这个政策的转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以在此问题上，王明是有功的，这个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毛泽东后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曾评价说：“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王明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共产国际指示的基础上，几乎是亦步亦趋，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实这也正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回国了。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极力抹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和本质区别，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我们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靠自己的发展壮大来巩固统一战线，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国民党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同时也只有我们自己壮大了，也才能真正团结小资产阶级，扩大统一战线。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的尚方宝剑，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深受其影响，导致毛泽东的一些正确主张未能得到贯彻，他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就说：1937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在实践中，王明的这种右倾思想给中共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束缚了其发展壮大的手脚，使党未能抓住时机在华中敌后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影响了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发展。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党内又弥漫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气氛所造成的。所以，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克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整风运动，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彻底打破对共产国际的盲目迷信。
（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经制订过一个大胆的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是这个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强烈刺激了毛泽东。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泽东就提醒周恩来，今后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但他认为只向周恩来一个人交代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使全党在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毛泽东后来就解释说：“整风实际上是整苏联的风，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错误。”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使革命屡屡遭到挫折。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共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共产国际的迷信，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延安整风？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中央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十分稳固，至少中央名义上的一把手还是张闻天。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起挑战，以至于毛泽东说他是孤立的、命令出不了窑洞。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一场整风运动呢？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为他提供了发动整风的条件，那就是他在与王明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最终胜利，这主要包括两个回合。
（一）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七大上就曾把六届六中全会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并称为党的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甚至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他为什么会这么突出六中全会呢？这是因为正是在六中全会上，他获得了与王明交锋的第一个胜利。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第一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季米特洛夫让王稼祥转告全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当时，王稼祥转达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最大支持，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挑战的资本。李维汉晚年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说：“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就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作了会议结论，全面总结了抗战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同时针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
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毛泽东也由此取得与王明交锋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二）1941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8年王稼祥带回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拥护毛泽东当中共领袖，但季米特洛夫同时又强调中共要着重于抗战中的实际问题，不应花太多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共产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所以，六届六中全会只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没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对于这个结果，毛泽东是不大满意的，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否则像王明这样的教条主义者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只是因为共产国际刚刚有过这么一条指示，所以他也不得不暂时忍耐下来，但一直都在等待时机。
时隔三年，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已经顾不上中共内部事务了。这一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以来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说：“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还指出：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
毛泽东做完报告后，张闻天和博古这两个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紧接着发言表态，对自己曾犯的错误作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张闻天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博古也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他还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在这次会上，王明也作了发言，但他更多是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强调自己长期不在国内，所以跟苏区的错误没有关系，而博古则应该是这些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他还在发言中谈论了到会的与未到会的、担任中央领导的和未担任中央领导的、活着的和去世的约20人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唯独没有说自己有什么政治性错误。鉴于王明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他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但王明却利用季米特洛夫刚发来的一封质询中共如何考虑改善国共关系的电报，转而批评中央和毛泽东的方针政策太“左”了，过于强调独立自主，吓着了蒋介石。他认为我们与蒋的关系应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并表示决心与毛泽东争论到底，要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王明这种拒绝承认错误的态度遭到与会者的一致批评。王稼祥、任弼时分别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负面评价。毛泽东接着批评说：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如何看待目前时局这一严重的原则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再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至此，王明的最后一击被彻底粉碎，毛泽东也获得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他开展整风运动奠定了基础。所以，这次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非常关键，毛泽东后来就曾说：“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报告的”，那样，“整风也整不成”。
三、毛泽东是怎样领导延安整风的？
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在全党范围内拉开了帷幕，整个运动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思想动员阶段（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1日、8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以这两个报告为标志，延安整风在全党范围内正式开展起来。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订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作了思想动员。
（二）整顿三风阶段（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这两份指示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作出明确的规定，从此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同时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泽东担任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文委系统和中央党校都相继建立了分区学习委员会。在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延安的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各单位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党内的主观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多年来，党的工作主要是受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因此，毛泽东着重指出，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那些“言必称希腊”，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他还进一步提出，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理论；而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结果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在批评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虽然有很可宝贵的经验，但如果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那也很危险；这种经验主义是难以把革命事业做好的，而且很容易为教条主义所俘虏。所以，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同时我们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实行关门主义，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相比，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而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那些教条主义者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这“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审干运动阶段，各单位都开展了审查干部的运动。在此阶段，延安整风出现了一些偏差，即审干运动扩大化。3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兵、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3月20日，康生向中央汇报说：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他提出在1943年的工作中，要把审干工作当作重要的一项。根据康生的这一汇报，刘少奇当天即致电华中局陈毅、饶漱石，发出了《关于警惕国民党特务政策问题》的指示：“最近延安在整风及全面清查干部思想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大批国民党特务与日本特务，……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此后，他又向华中局强调：“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已经是非常精明、非常广泛使用的政策，是国民党目前反对我们的主要斗争方式。大后方的党几乎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并还有成千的特务与自首分子派进各根据地来。如果我们不能现在学会反对国民党特务及日本特务的全部艺术，我们一定失败无疑。我们要把反特务斗争看成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一样的重要。”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一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因此，中央决定从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由此，整风运动转入全党性的审查干部、清理队伍阶段，“不仅要审查干部的思想，又要审查干部的历史和政治面目，发现和清洗隐藏的奸细，这是整风的一个主要目标”。为加强领导，中央于4月28日成立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日常工作由康生负责。遵照中央这一部署，审干工作在延安全面展开，并迅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审干运动。
历史地看来，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开展审干是必要的。但是，在审干过程中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并采用“逼、供、信”的错误方法，这就出现了严重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在短短十几天中，延安就挖出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在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在此之前，中央曾经发现审干工作存在“左”的错误，已通过制定工作条例和讲明正确路线试图予以纠正。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时，毛泽东在7月30日再次强调了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并明确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纠正反特扩大化和逼、供、信错误，指出：“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如果是冤枉的或被弄错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才使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得到制止。后来中共中央于1944年春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也一再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自我批评。他曾多次向中央党校的学员道歉说：在审干运动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
我们站在今天来看，审干运动之所以犯了扩大化错误，从原来整风的和风细雨变成了后来抢救的暴风骤雨。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分夸大了敌情而引起的，但更深入一层来看，审干运动扩大化或许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这种采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本身就是不妥当的，容易造成过激行为，而且容易失控。在所谓“高度的群众运动”“发扬群众的火力”等思想支配下，审干运动将召开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大会作为一种主要手段，试图通过群众斗争去发现暗藏的敌人，结果在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斗争大会上，“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依靠群众来做打气加油的拉拉队！……这种完全沉浸在群众狂热情绪下面的斗争大会，相反的结果只是使得大家的头脑愈来愈偏激反常，视线愈来愈模糊混乱，事态也愈来愈扩大化”。后来中央也承认：“任何地方只要群众反奸运动坦白运动开展起来，逼供信的‘左’的毛病，就会随之而来。”何况，“坦白运动中的群众压力，是一种极严重的神经战，在某种意义上对某些人来讲，甚至比任何刑法还厉害。在群众威力下，即使不打不骂不逼不斗，都可能使青年人在沉重的神经刺激下，自己戴上帽子”。这里面的一些教训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刻吸取的。
（三）总结历史经验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党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历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作出结论。
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产生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全党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和路线问题进行认真学习讨论。他在中央学习组专门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明确提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
策和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
这一阶段，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座谈会等。毛泽东也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人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
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广大干部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并且从亲身经历中深刻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结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四、延安整风的深远影响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以下拟从几个方面对整风前后的不同状况来做一番比较。
（一）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民族利益。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历史原因的。特别是在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只有苏联一个榜样，而且党的经费几乎都是靠共产国际提供的，自然也就不得不受制于人。当时，共产国际不仅在经费上援助中共，而且它的有些指示也是对的，比如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及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支持，所以也不能完全否定共产国际。毛泽东后来就总结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
但是不可否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的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取决于苏联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另外它的很多指示也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甚至单纯从苏联利益出发，而不考虑中共的利益。这就导致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犯“左”的错误，就是犯右的错误。例如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从当时全国的舆论来看，中共提出这个“左”倾口号是非常不明智的，把自己搞得很被动。又如抗战初期，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腾不出手来进攻苏联。他同时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太弱小，只有蒋介石才有实力拖住日本，所以要求中共一再忍让，不要得罪蒋介石，以免对苏联造成不利的影响。这实际上也就是王明在抗战初期所犯右倾错误的国际背景。显而易见，这一系列“左”和右的错误，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早就有所警醒。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他当时地位还不高，人微言轻，所以他的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到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这时他已经成为党实际上的领袖，于是他立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因为当时全党还没有经过整风，仍然笼罩在迷信共产国际的氛围中，所以毛泽东的这些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甚至还有人反对。王明就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很明显，他不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他还对毛泽东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延安整风前，虽然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在党内遇到了很大阻力。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要想破除这种阻力，要想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首先打破人们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最后通过整风学习，毛泽东达到了这个目的，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打破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克服了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对此，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曾经对毛泽东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毋庸置疑，自1942—1944年整风运动结束时，他已经成功地使他的同志们养成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观察政治问题的习惯。他也确立了自己离开莫斯科而独立的领导地位。”
（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以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最初也是在延安整风中提出来的。
1941年3月，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并且说它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942年2月18日、19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这一提法，并且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并且说：“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
党内最先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是王稼祥。1943年7月8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对毛泽东思想作出最权威解释的是刘少奇。1943年7月6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文章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945年七大上，刘少奇在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又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至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正式确立，写进了党章。这对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党思想，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延安整风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了个人崇拜的萌芽。这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个人的过分吹捧和抬高，认为他一贯正确，而且也将永远正确，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凡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革命就能胜利，否则就会失败。这种带有个人崇拜色彩的观点，对后来党内民主生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所幸的是，毛泽东当时面对这种歌颂和赞美，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1943年，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准备借毛主席50岁生日搞一个庆祝活动，宣传一下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就表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1945年，他在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又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他还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这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非常清醒和谦虚谨慎的。同时也正是这种清醒和谦虚谨慎，使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开创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开展过反对“左”倾、右倾的党内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特别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党内斗争主要照搬苏共经验，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甚至肉体消灭，这在实践中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比如说苏区的肃反就错杀了很多人。关于苏区的肃反，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上反思说：“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搞错了很多人。”而正是在吸取这些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矛盾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克服错误倾向，保证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延安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指出：“对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评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所谓“治病救人”，就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泽东还多次讲过，我们要“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这与过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比，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正是在这种“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指导下，延安整风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深入人心，很多人后来都回忆延安整风让自己终身受益。李维汉就说：“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杨尚昆也说：“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邓小平更是强调：“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甚至连蒋介石也从延安整风中得到启发。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居然印发了延安整风的3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特别解释说：“这次大会曾经印发给各位三个共产党的文件，内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实在，何等彻底，……大家要知道：调查工作是作战的基础，没有调查，得不到确实的情报就不能作战。共产党常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见他们对调查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平日却一点也不注意，有时虽然做了一些，也是临时的片断的，而不是系统的，持久不断的。……只凭运气去作战，当然没有制胜的把握。”他还专门谈到延安整风：“譬如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就是所谓整顿三风——学风、党风、文风——的运动，自从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开始发动以来，迄今已有五年多的时间，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共匪’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内容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再加以切实的整理来制订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所以这次四中全会印发给你们的共产党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如过去一样，你们看究竟还能与共匪斗争么？”这一大段话非常清晰地表明蒋介石此时已充分认识到延安整风对中共的重要意义，并极力主张加以仿效来改变国民党的面貌。
此后，蒋介石还多次提到延安整风。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便痛心疾首地表示：“共匪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今天竟发动全面的叛变，由此可见他们的训练是有目的，他们的训练方法也非常成功，远胜于我们的训练。……现在我们要恢复本党的力量，消灭共匪，必须根本上改革本党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风气，变颓唐委靡为蓬勃奋发，变自私自利为勇敢牺牲。”几天后，他又在一次军事训练会议上提出：“共匪的干部对于科学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训练而发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共匪训练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由此可见，蒋介石这一时期迫于国共力量的此消彼长，亟欲借鉴中共的经验来重振士气，故而连续多次提到延安整风。对他的这种急切心理，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分析：“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慢慢教育培养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这一运动，以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后来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更是痛定思痛，在国民党内搞了一个改造运动，其中很多做法都借鉴了延安整风，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整风术语。这无疑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延安整风的深远影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