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纳闷，外加十分郁闷，怎么自己就没有碰到过劝说西方总统的，最好的表示也不过是“大总统与皇帝无异，何苦行画蛇添足之事”。眼看着一个重重的皇冠就这样硬压过来，赵刚开始体会到以前那些篡权奸臣的处境，十分佩服那些人，怎么竟然可以在如潮的马屁中活下来。
这不是还没有几天，自己的老丈人就找上了门来，不用说，肯定是说帝制。对于自己的老丈人，赵刚还是十分相信的，作为一个状元能够放弃身份，为国举办实业，这个人估计不会像其他人一样。
也许可以给自己一个正常的建议，通过几届总统之后把中国导向正常的共和政体。不过，赵刚注定要失望的，当利益与己无关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表现的高尚，但是如果事情关系到自己，那任何选择都会出现。
其实筹安会开始活动不久，张就密电各省省长、布政使说：多数讨论趋重君主立宪，望熟筹电复。外省第一个直接上密呈给张的是奉天省长。他要求赵“速定国体，以安大局”，并说“关外有异议者惟兴华是问，兴华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兴华愿率所部以平乱，虽刀锯斧铖加身，亦不稍有顾怯也”。他还发誓说：“若有二心，天实殛之。身既许国，即赴汤蹈火亦所甘愿，区区血诚，惟期与我大总统一效驰驱。”
许多省长、布政使唯恐失此攀附机会，至9月2日已有十一般地表示赞成变更国体。除领衔人张外，被列名的有龙济光、赵倜、云鹏、王占元、倪嗣冲、陈宦、李纯、唐继尧、陆建章、张广建、汤铭、朱瑞、阎锡山、孟恩远、朱庆澜、张怀芝、潘矩、李厚基。这就是当时盛传地“十九省长联名劝进电”。值得注意的是：直隶、江苏、广西等都无表示。三省省长联合密电赵说：“近闻各界人士讨论国体。滋事体大”，希望赵“折衷群言，扶植正论，庶中国前途尚克有长治久安之望”，对拥戴赵做皇帝事，未提一字。
这三个人.了迫使三位省长表示拥戴。在递上十九省长呈文地当天，张串通梁士、朱启、周自齐、张镇芳、唐在礼、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宋兵策等十人，联名再次密电各省省长、布政使说：“共和不能适用，亟应改为君主立宪，以救危亡”，“望熟筹解决电复”。这十人都是在京军警政三界要人。
此电的用意所在，十分明显。不少省长、布政使立即密电政事堂或统率办事处，再次明确表示赞成君宪。但是筹安会所遭到的反对，和北京赵政府的动荡。不能不影响一些地方官吏的态度。
首先起来反对帝制的是贵州布政使张建洪。9月1日，他密电容闳“请求中央取消筹安会，以释群疑”，又痛陈变更国体的危险。不下数千言。他接到张骞等人地密电后，96日再次密电说：“人心可静不可动，若既动矣，静之甚难”。目前应“群策群力，聚精会神”，解决“军国民及人民生计等类”问题，“至国体问题并无研究价值，俟天下太平再行提议”。最后他说：“建洪赋性愚，不识时务，以为今日天下正大有可为之时。若因此停顿，殊为可惜，故期期以为不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
同日，直隶省长致电政事堂表示：筹安会发生之初，他不知其详，认为“兹事体大，不得不审慎，故迟迟未复”；对张等人的主张虽“极表同情”，但见于“民国建设之始，外人赞成之难”，此次统筹全局自不能不先办妥外交，否则“友邦一日不承认，国势一日不能定”。
帝制运动开始时，帝制派对地方封疆大吏已做了反复考虑和安排，认为不成问题。新中国二十五省，早由张极力拉拢，九成已经认定帝制。他们以为布置已极为周密，万无一失，没料到问题出在龙建章身上。
对于龙建章，帝制派没有给予特别重视，因为龙手中没有军队，不敢造反，所以不仅断然拒绝他的请求，而且指斥他受“乱徒使，首鼠两端”。龙被迫很快改变态度，随声附和。
不过，赵刚放出的风声“不同意帝制”之后，帝制派只好宣布停”办法有三点：一、放慢了帝制运动的步伐，这就是9月6赵刚突然宣布要征求“多数国民公意”的真实原因。二、派宋兵策劝说容闳领衔劝进。三、急派阮忠枢南下，调解矛盾，消除“误会”。
宋兵策的活动不成功，容闳不仅仍然拒绝领衔劝进，而且提出身体不适辞职。赵刚亲自挽留，他答复说：“容公国之栋梁，岂可轻去，我不赞同称帝。即便真到了（称帝）那一天，我也还是这样说。“
帝制派内部的一次政治危机表面上过去了，请愿帝制的活动便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抰洋以自重，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华民族站了起来，那还有些人仍然崇拜洋人，在危急关头把洋人抬了出来。
英国对帝制地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开始，政事堂参议伍朝枢探询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的意见。当时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国还在努力恢复，英国无暇顾及远东。朱尔典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的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
后来，他又直率地告诉梁土说：“外国人完全知道整个（帝制）运动是由北京暗中操纵地。”赵刚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也认为改行帝制是“一个扰乱人心的运动”。
所以，筹安会成立时，英国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和上海《字林西报》都公开唱反调，担心赵地行动太冒险。《字林西报》829日的北京通讯写道：“赵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