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接着解释道：“中国现在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知道什么是计划经济么？就是工厂的生产要按照计划来进行，不能多也不能少，每个人生活物资的领取也是按照计划的，比如一个人一个月只能买五斤米，两尺布。之所以要实行计划经济，就是因为目前中国的物资极度匮乏，不能敞开供应，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你想想连米面油布都要计划、都要控制的情况下，巧克力这种高级副食品的供应肯定更为稀少，所以小孩子见到你吃巧克力的时候会流口水，而且这还是在北京，在河南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方那情况就更严重了，当然了，估计也有很多小孩都没见过巧克力，自然就不会眼馋了。”（不是我诋毁，在那个时候河南河北山东饥荒的情形特别严重。）
说到这里，唐宁好像想起了什么，又问道：“卡特，你知道粮票是什么吗？”
卡特摇摇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跟钞票一样么？”
“恩，跟钞票的作用差不多，在中国你买粮食，不是光有钱就行的，还必须得有粮票，否则粮站的人是不会把粮食卖给你的。”
卡特恍然大悟道：“明白了，这东西二战的时候咱们美国也发行过么，而且可不光是粮票，好多商品都是有票证的，没有相关的票证就买不到东西。如果中国现在只有粮票一种的话，那还是不错的。”
“怎么可能只有粮票呢，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而且粮票本身也是分好几种的，全国粮票是由粮食部发行的，各地区的粮票是由各地的粮食局发行的，不同地区的粮票不能互相通用，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好使。但是想要弄到全国粮票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必须得持有单位开具的介绍信才能去粮店换到。
除了各种票据之外，还有各种货本，比如粮食本、副食本、煤炭本等等。这还只是日用品，如果想买工业品，还需要工业券。”（相信大部分读者朋友都没有经历过粮票时代，所以大家应该很难理解那个时候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我虽然也没经历过。但是小的时候在家里见过粮票。）
在那个年代，国内的各个城市往往上演着这样一幕相似的场景。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每月的固定某几天，粮店的上级单位就会把粮票发放到粮店内，粮店再发给居民。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再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两。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
而当时粮店职工的受重视程度也丝毫不亚于现在银行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居民买粮时，首先要求对方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区，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还有武警押运。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打成纸浆才能离去。粮票享有的待遇简直和钞票一样了。
直到1984年，才开始逐步取消一切票证。所有商品敞开供应，这里面最先实行的城市就是特区深圳，据说深圳刚要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老百姓都跑到粮站连夜排队购买粮油，就是因为担心好几十年的凭票买粮的习惯一旦被打破，会不会出现没有粮食可以买。大家又要饿肚子的情况。
当时实行这种政策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在1953年全国农产品需求迅速增长而供给却相对不足，农产品成为了稀缺资源，甚至一度引发了粮食危机，如果当时不采取果断措施，那么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的局面，结果必然是导致物价全面波动，这种情况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和投机商人。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由于粮食危机而导致的政权危机，而中国政府即便是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活动”这样的灾难，也没有出现更严重的局面，应该说是与这座统购统销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密切相关的。
很快，一个星期的访华活动就结束了，唐宁也不得不随团离开了中国，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天，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在阐明双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各自看法和立场、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区别后，强调指出双方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双方郑重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双方还认为，大国相互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联合公报发表不但意味着中美打破坚冰，重建彼此关系，启发了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体系的更新，推动了世界和平与经济流通，还引发了其他的一系列反应，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中日邦交的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