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计划至少会遭到严厉的指责，有人会说，它过于信赖威慑力量的效力，而对威慑也许会失效、我国可能遭到破坏性的原子攻击一事，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
的确，上述计划并没考虑到受原子攻击后所引起的一切必需采取的措施。要采取所有这些必需的措施，超出了我国的能力范围，假使我们同意这样一种假定，即我们国家很可能遭到原子弹的严重损害、因而事先必须作好准备，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军事防御和民防的需要，将是无止境的。
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建立比较庞大的现成的武装部队，以准备弥补在空袭中可能损失的部分。必须储备大量的军需品，以应付可以预料到的损失。为了增强空中警报系统、加强重要地区的防空和改进民防措施而大量增加开支，是合理的。
每个城市、乡镇和村庄应当根据它们都将遭到攻击的假设作好准备，的确，既然我们有这种担心，我们就应该分散主要的人口中心并重新组织我们的整个经济。
在大战中争取生存的要求不仅可以作为改组国内生活的理由，而且可以作为修改我国外交政策和调整对盟国的军事义务的理由。
如果我们假定，原子大战是唯一值得准备的战争，而且这种战争将由对我国进行致命的原子攻击开始，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认为，我们将无法在战争中支持我们的海外驻军或给盟国以援助。
因此，我们应该尽速撤回我们的部队，并且根据我们对盟国的援助已经减少的情况，调整它们的军事义务，然而，这种做法会疏远这些盟国，使它们更不愿意允许我们使用它们的领土作为前方基地，而且还会助长它们走向中立的趋势。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放弃了建筑在联盟基础上的前沿战略，并且把自己孤立起来，以求安全。对此，外交部说--应当特别注意这一段的提法，我们的意见是，这种推测不应进行公开的讨论，建议将这一段全部删掉，这就意味着下面一段应该大加修改，以消除这种含意，即：目前在国家的政策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威慑力量缺乏信心的情绪。
由于对威慑力量缺乏信心和对原子大战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考虑，而产生了一些决定，面对着这些决定，希望我们国家的策划者愿意支持上面所概述的灵活的威慑计划。
如果采纳这一计划，他们就会坚持首先对显然有助于加强威慑力量的部队提供足够的保障，然后才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东西，供威慑失效时使用。
这样，我们虽然会生活在某种危险中，但似乎要比凄凉地生活在洞穴中和沙漠上来得好。如果我们假定，唯一值得准备的战争是对我国的突然核攻击，并始终按此假定行事，那就会导致后一种结果。
相反，本文推荐的军事威慑计划则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军事行动，它不是根据一种武器系统，也不是根据对未来战争的固定观念制定的。
它没有忽视原子大战的巨大危险，事实上，它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那种原子大战的灾祸，同时，它也适当地注意了大战以外的战争的需要。
它计划保持一个尽可能使战争远离我国领土的前进姿态，它应该抚慰我们的盟国，而不是排斥它们。
最重要的是，在未来岁月的严重时刻，当我国的领袖必须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决定采取适当的军事反击行动时，他们就有广泛的选择余地。
当然，对此，外交部是这样认为的--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论点——灵活的必要性——当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贯彻全文的强烈主张——威慑政策已有严重的问题——的措辞应该温和一些，论据应该更加深刻一些。
1968年，姚水光就任华夏联邦总统，决定采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同时重新起用这一战略的倡导者、已经退休的齐文强上将作为自己的私人顾问，在这种背景下，齐文强上将的文章被在各军种司令部广泛散发以供内部研究使用。
二十多年过去了，但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原则并未过时，前几年，有几位华夏联邦高级将领在被问到华夏联邦现行的军事战略时，曾经明确答复：政府虽然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战略，但灵活反应战略的根本原则——以不同方式对付不同的威胁——仍然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