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霸凌者聲音 政府聽到嗎

劳动部北分署一名员工长期遭分署长谢宜容职场霸凌，导致憾事发生。劳动部长何佩珊（左）、劳动力发展署署长蔡孟良（中）日前赴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就「职场霸凌防治与处理作业」进行专题报告并备质询时神情十分严肃，遭在野立委强力抨击，劳动部沦劳工地狱、特权天堂。 记者林俊良／摄影

台湾社会继校园霸凌议题之后，职场霸凌也逐渐受台湾社会的重视，代表台湾逐渐融入国际人权保障的意识领域。但我国发展霸凌防制至今已十余年，却有一个极为核心的缺漏未受到政府与民间重视，导致诸多社会瞩目的疑似霸凌事件发生时，产出的调查报告总是各说各话、莫衷一是的冲突现象，主因便来自对「霸凌」二字的定义不够清晰明确。

当前国际学理有关霸凌的定义，已有相当成熟、清晰与一致的内涵，且被世界卫生组织所采用，并为全球民主国家所奉行，即「霸凌是个人或集体透过攻击来获取人际权力，它被定义为具有故意伤害意图、造成被霸凌者痛苦、重复发生，并涉及霸凌者与被霸凌者之间权力差异的负面身体或言语行为」。

当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此一定义后，世界各国无不依循此一定义的内涵，将霸凌防制扩及到校园、职场、军队与监狱等场域，并透过学术研究找出诸多造成校园霸凌或职场霸凌的成因。例如霸凌者具有「道德脱离」特质、被霸凌者显露「社交焦虑症」与「同侪拒绝」特征、旁观者呈现「旁观者效应」与责任扩散现象等；更在预防霸凌策略上开发出具体有效的防制计划，诸如国际上反霸凌成效最佳的国家，挪威施行「Olweus霸凌预防计划」（ＯＢＰＰ）、芬兰实施「KiVa反霸凌方案」等。

反观我国在各领域霸凌防制的努力上，别说成效阙如，连最基本的定义内涵，都受到不在此一专业领域的政治人物、特定团体或「学者专家」的操弄，不断错用、误用、滥用、甚至消费「霸凌」一词，让原本应在庙堂之上严肃看待的事物，沦为市井随地喊价的货物一般，导致台湾社会对霸凌议题永远都停留在「争议」，而不是「共识」，更导致诸多在校园、职场、军队等容易产出霸凌事件的场域，无法在发生憾事之前，即透过有效的预防与抑制措施加以缓和。

世界银行研究所（ＷＢＩ）于二○二一年委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同时也是霸凌领域长期研究者Gary Namie教授，在美国针对一二一五名美国成年人进行全国科学民意调查，以期找出职场霸凌的实务现象面，并借以拟定诸多防制霸凌的相关策略建议。

该调查发现，当个体自觉成为被霸凌目标时，有六成七的被霸凌者选择离／调职；四成八的受访者认为职场组织文化会助长霸凌事件，霸凌者性格因素占二成四；职场霸凌事件有六成五的霸凌者是主管，同事之间占二成一；当霸凌行为被举报时，有六成美国雇主会有淡化和否认的处理态度。而该调查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有五成八的受访者认为，不尊重的政治人物言行，会鼓励霸凌事件的发生」。

政府若真有重视霸凌防制的决心，笔者建议应从正本清源着手；既然台湾常自诩为国际模范生，自应在霸凌防制领域采纳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并将此一定义内涵扩散到诸如校园、职场、军队与监狱等场域，并透过本土性的学术研究找出各场域生成霸凌事件的原因，并就该等原因拟定专属各场域的霸凌防制策略。如此系统思考，才能让人们真正听到被隐没在社会阴暗处的被霸凌者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