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个快乐指数吧
痛苦指数与快乐指数
痛苦指数是由经济学家欧肯（Arthur Okun）所提出，系通膨率与失业率之和，但将其发扬光大的是美国总统雷根，雷根于1980年问鼎白宫时经常讲一句话：「你们过的生活比4年前好吗？」
■我们在1989、1990、1991年的痛苦指数为6.0％、5.8％、5.1％，比过去3年5.16％、3.47％、5.32％来得高，但显然今日并未比当年快乐。
自雷根在1980年代使用痛苦指数描述总体经济后，多年来大家还是惯用这一数字来呈现人民的感受，然而30年来全球经济风险已由通膨转为通缩，非典型就业也日趋普及，在这一情况下，痛苦指数显然很难反映民众的心情。
痛苦指数低 不代表快乐
我们就以台湾为例，今年上半年概估一下我们的痛苦指数只有4.4％，与历年比较这个数字是低的，去年5.3％，也低于1980年代多数时候，那么大家有比那时候快乐吗？当然没有，这些年内阁之所以经常改组，总统的声望之所以一直下滑，就是因为人们觉得不快乐。
雷根那个年代全球面临停滞性通膨，物价、失业双双走高，物价走高让所得缩水，失业升高让所得无着，两者都是痛苦的事，加总后确实可以呈现民生痛苦的情况。随着全球化生产，供货无虞，通路普及，大大降低了涨价囤货的预期心理，自2000年以来，全球已不可能再重现石油危机年代的高通膨。
另外，就业市场随着派遣人力、部分工时及临时雇用愈来愈普遍，各国失业率也不太容易像昔日狂飙，日本、韩国失业率都很低，但这类非典型就业却是愈来愈多，收视率极高的韩剧「未生」、「菜鸟上班族」所描述的正是非典型就业者的苦闷，而这个苦闷却难以呈现在传统的痛苦指数上。
全球化生产、通路竞争抑制了通膨，而就业型态改变也纾缓了失业，这使得传统的痛苦指数远低于昔日，但这并不代表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而是痛苦以另一个型态潜藏在社会，隐藏于每一个家庭里，痛苦指数捕捉不到的痛苦只怕是更痛苦，更容易被政府所忽略。
痛苦指数失灵了，那么该如何呈现这个让人们苦闷的现象？我们从人们每天唉声叹气薪水倒退17年、找不到正职这两个角度思考，若一个社会正职（全时工作者）比例高一点，是否大家会快乐一点？还有如果大家实质薪资高一点，是否又会快乐一点？如果这个逻辑没错，那我们即可将「全时就业比例」的增加率加上「实质经常性薪资」的增加率得出一个指数，姑且称其为快乐指数，这个快乐指数若逐年提高，则人们会快乐些，若下滑则会痛苦些。
我们以此来检验过去5年会发现，由于我们非典型就业逐年升高，去年已将近80万人，占全体就业的比率也由6.5％升至7.0％，另外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极缓，甚至5年之间就有2年负成长，因此这一快乐指数确实反映出人们的苦闷。经计算，近5年快乐指数依序是-0.95％、0.06％、0.62％、1.59％、-0.11％，人们的不快乐非常明显，尤其去年是新政府执政第1年，指数竟转为负数，执政当局应该加以注意。
政府的施政目的应该是促进多数人的快乐、幸福，因此除了追求经济成长，也要注意所得分配，这些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编制幸福指数就是要让各国政府了解民众生活是否更快乐些，我国自2013年起也编了几年，但当局决定自今年起停编，这毋宁是令人遗憾的事。我们期待执政当局可以再做些研究，借由简单的指标整合，编一下快乐指数，以多了解隐藏在人们心中的苦闷与快乐，如此想必有助于政府未来的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