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极端符号

（图／本报系资料照）

2025年4月15日，罢免执政党立委李坤城的领衔人宋建梁，于前往新北地检署时身着印有纳粹符号的臂章、手比纳粹敬礼，并手持希特勒著作《我的奋斗》，此争议之举，迅速引爆国内外舆论。

早在今年1月，美国科技大亨、现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的伊隆马斯克，便于公开场合做出疑似纳粹举手礼的手势，已引起对文化符号敏感度的争议讨论。

纳粹敬礼与纳粹符号，源自20世纪初为纳粹德国使用，随着时间流逝与世代交替，这些符号早已成为种族优越、极权暴行与大屠杀的象征。二战结束后至今，已成为全球范畴内的禁忌——在德国、《刑法》第86a条明文禁止其公开展示，违者可处以罚款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唯教育、艺术等少数用途得以例外豁免。这段历史创伤，让「纳粹符号」永难与原始的罗马式敬礼或宗教意涵切割，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伤痕。

从此次事件，可以看出以下两点：第一，自律不足。公众人物的言行举止，因其社会影响力远高于一般人，理应遵守更严格的自律规范。然而，不论是马斯克于川普总统就职典礼上的举手礼，或是宋建梁戴纳粹臂章并行敬礼，两起事件都显示出，当事人对自身形象与符号意涵的敏感度严重不足。充分暴露出部分政治人物，在公众场合使用符号前，缺乏自我约束能力。尤其是当今资讯传递飞速的环境下，任何一个不当手势或配件，都可能在数小时内被放大、解读、批判。

第二，对过去历史及后续的文化影响一知半解。在多数欧洲国家，纳粹符号的公开使用早已被法律严格禁止。诚如前述，德国《刑法》第86a条的立法，正是基于对历史创伤的深刻反省，旨在防止极端主义符号的再生产。

而台湾地区，早在2016年就有新竹光复中学学生在校庆变装秀中扮演纳粹军团，并制作纳粹旗帜与坦克模型，随即引发以色列驻台办事处与德国在台协会的强烈谴责，校方与教育部最终被迫道歉并检讨教学疏失。甚至使台湾在Ipsos MORI「全球无知指数」调查名列第三，显示社会对重大历史符号的理解不足。

这些案例都显示出，台湾在中小学教育及社会大众教育上，对二战与大屠杀历史的课程深度与广度，尚未跟上国际标准。缺乏系统性的历史教育，不仅让符号意义被误用，更可能在关键时刻演变为国际丑闻或外交危机。

纳粹符号所代表的种族灭绝与极权暴行，早已超越文化与时代的限制，其历史意义不可动摇。因此，台湾社会亟需正视历史教育的缺口，特别是对二战、大屠杀等重大事件的深入理解，唯有如此，才能提升公众对国际敏感议题的认知，避免因无知而误用符号，进而维护台湾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与信誉。宋建梁事件应成为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如何通过教育与自律，防止类似争议重演。（作者为自由撰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