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扁奔丧看人权保障
针对前总统陈水扁的岳母去世，在法务部核准其于头七奔丧，并不施以戒具，仅有不得接受媒体采访的要求下，即便有小插曲，但过程仍属平和，执法机关作法，虽值得肯定，惟如此的对待，恐不应只限于卸任总统，若真基于人道与人权的考量，更应及于所有受刑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某些人的宪法基本权保障，并未能与一般人相等同，这包括公务员、军人、学生与受刑人，凡具有此等身分者，或基于忠诚，或基于教育，或基于惩罚的目的等因素，而须受有比一般平民更多的限制，甚而不得享有诉讼权，此即被称为「特别权力关系」，而成为法治国的阴暗面。在德国，甚至称此关系所涵盖的范围，有如「黑森林」般，难有一丝法治的阳光透入。
惟随着时代变迁，如此关系已逐渐遭破弃，我国的大法官会议亦相继针对公务员、学生、军人的特别权力关系，一一加以破除，惟独对于受刑人部分，由于其人身自由本就受限制，如何能从特别权力关系中解脱，肯定有所迟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在释字第六五三号解释中，针对受羁押被告的基本权限制，不仅须符合法治国原则，更不能否定其以诉讼救济的权利。此号解释虽针对羁押被告，但其与受刑人所处的地位，虽不能说相同，但就同受机构化处遇来说，实质上仍属相当，这也代表，若有受刑人提起宪法诉讼，大法官亦应以相同的标准来为检视。
去年十月，大法官做出释字第六九一号解释，对于受刑人声请假释遭行政机关驳回者，承认其有向法院为诉讼救济的权利，特别权力关系的最后一道枷锁，终于被破除。依此而论，受刑人的人身自由虽受拘束，但除此之外，只要不违反戒护的目的，仍必须给予基本的权利保障，即便施予强制手段，也须以侵害最小的方式为。因此，思考受刑人奔丧的问题，执法机关自应本此原则来为处理。
据《监狱行刑法》第二十六条之一第一项，受刑人之祖父母、父母、配偶之父母、配偶、子女或兄弟姊妹丧亡时，得准在监狱管理人员戒护下返家探视，并于廿四小时内回监，虽然狱方拥有核准受刑人声请之权力，但只要没有任何戒护上的困难，自无不准之理。至于该核准在哪一天奔丧，法条并无明文，而留由狱方裁量。因此，就扁的奔丧来说，若考量告别式当天，出席者众，而会造成维安的困难下，确实不宜核准于此日探亲。不过反方面想，在受刑人为卸任总统，即便核准为他日奔丧，难道就不会有媒体或群众追逐的情况吗？所以此问题的重点，恐非在哪一天，而在于警察戒护的妥善性。
其次，由于受刑人仍在服刑，自得有管理人员为戒护，而据《监狱行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只有在受刑人有脱逃、自杀、暴行或其他扰乱秩序行为之虞时，才得施用戒具。由于使用戒具乃是相当严厉的手段，因此，依此条文，只有在不得已情况下，才应使用如此戒护手段。但现行却将之当成最优先手段，不仅有违法条规定，也违背宪法上的比例原则。尤其是在受刑人奔丧的场合，根本不可能有逃亡或为暴力等行为，却一律施以戒具，这不仅是过度戒护，更是对死者的轻蔑与不尊重。
再来是法务部要求阿扁仅能停留一小时与不接受采访之部分，就前者而言，因法条仅要求廿四小时内回监，此一小时的要求，实仅有宣示作用，此回由现场执法者取得平衡点，就非硬梆梆的一小时了。至于不接受采访来说，或可以违反戒护目的为限制理由，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发表多少言论？而从此次奔丧来看，受刑人仍可以念祭文方式，来表达一定诉求。因此，除非完全禁止其发声，否则如此限制，也属多余。
既然国家对受刑人的特别权力关系，已遭大法官破弃，则对阿扁奔丧不施予戒具等的处遇，其理由应非在于对卸任总统的礼遇，而在于其身为一个受刑人，所该给予的基本权保障，也因此，其他受刑人也应一体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