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专家讨论经济学视野下的人工智能与就业
编者按
当前，各国都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日前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方支持围绕人工智能加强对话，倡议适时召开专题会议，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人工智能原则，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在拉动创业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表现抢眼，但也引发了对“机器换人”等问题的担忧。为此，本版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围绕人工智能与就业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以期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添砖加瓦、贡献智慧。
与谈人
原 倩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骆 桢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黄宝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持人：小时候，提及人工智能都很神秘，想到的都是顶尖实验室里的黑科技，或者科幻电影。现在，人工智能已不知不觉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里的智能音箱、大中小学常用的教育软件、无人驾驶汽车到各种家用机器人。请问如何理解科学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如何从经济学视角来定义它的本质和内涵？
黄泽清：顾名思义，人工智能就是由人工制造的智能，本质上指的是人们通过计算机等设备模拟或再现人类思维和智能行为的过程。人类关于智能化设备的探索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就尝试通过数值控制的方法来实现工厂机床的自动化，希望通过建立一种“自适应控制”的设备，来实现机器的全面自我操控。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数据处理能力呈现指数型增长，大量信息能够被进行数字化处理，再加上开源软件和云设备的出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出现爆炸式增长。
骆桢：人工智能技术就是通过某些算法或运算结构，处理复杂的输入和输出关系。既可以将传感器捕获的复杂数据对应到不同的类别，比如图像和语音的识别，又可以在海量数据中寻找隐含其中的模式、规律，形成对应关系，比如智能语音对话和机器学习等。于是，以前只有人才能处理的复杂关系，现在可以由计算机处理了，比如识别人脸和环境、自动驾驶、医学影像诊断等，以及回答一些特定领域的问题，比如智能专家系统、智能客服系统等。这使得计算机在处理问题或与人互动时更加智能化。
原倩：关于人工智能的内涵，存在两种分析视角。从科学技术角度看，人工智能是研究一种完全能够比拟人类智能、甚至高于人类智能的科学，其目标是研制拥有人类智慧、甚至拥有独立意识及人类情感的机器人。这种观点与主持人提到的黑科技最为相近，在科技、伦理等领域讨论较多，但不属于经济学分析的重点。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通过计算机科学等技术手段模拟人类智能，让机器来实现人类需要通过智能技术才能完成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对劳动者就业的创造效应、替代效应不断地发展和表现出来。
主持人：智能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我在新闻里看到，为缓解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涨压力，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得先机，我国将智能机器人确定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怎样的位置？
原倩：从公开信息看，我国人工智能在应用领域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这得益于我国海量的数据、发达的网络与通信基础设施。2014年以来，我国掀起一股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浪潮。在国家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政策支持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涌现出科大讯飞、云知声、依图科技、思必驰、海康威视等一批优秀企业。在全球范围进行横向比较，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总体上位于全球第一方阵：从产业规模看，截至2019年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规模超过51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2600家；从技术创新看，人工智能领域研发取得一系列成果，专利和论文数量位居全球前列，在语音识别、机器视觉、机器翻译等领域的应用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从产业形态看，“人工智能+”在各领域深入融合，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正加速形成和壮大。
骆桢：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存在短板，尤其在基础研究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比如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关键设备、高端芯片等领域，原始创新成果还比较少。此外，在人工智能专业领域的人才储备也明显不足。
主持人：2018年，有个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新闻引起关注，说的是由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很多路桥收费站被取消了，原有的工作人员面临失业困境。与收费站类似，近年来有不少导购员、收银员的岗位都因无人超市、无人售药柜、无人汽车店等的出现而消失，“机器换人”引发各界关注。记得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强调，科技创新能推动新兴产业的出现进而创造大量就业。那么，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替代就业方面是否存在矛盾之处？
黄泽清：我觉得，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较为复杂。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因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是暂时的，不存在持续的“技术性失业”，因为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多于其所摧毁的就业机会：技术进步能够增加对新的技术产品的需求，新产品生产的扩大带来的就业最终会抵消因机器替代造成的失业。不过，这一理论推导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技术进步形成的产品需富有弹性，产品价格下降会大幅增加人们的需求；二是技术进步需要与社会制度、企业组织的变革同步发展。短期内这两个前提很难同时具备，在长期则可以努力实现，这需要通过完善社会制度来避免企业无节制地替代人力、忽视社会责任的行为，以促进就业的增长。2019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中就指出，要以产业应用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制度环境，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智能经济形态必将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
原倩：人工智能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又会产生就业替代效应，总体上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替代效应。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不言而喻，它通过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和新一代智能化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促进智能家电、无人驾驶汽车以及智能化家装成为新一轮消费增长点，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强劲需求，进而创造出大量新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以“阿尔法狗”击败围棋冠军为标志，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也不断显现，对驾驶、翻译、流水线劳动、电话客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冲击尤其明显。但综合而言，我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产业新业态新需求的“增量”将明显超过其所替代的“存量”，并且发展的时间越长，这个差距就会越大。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发布的就业报告预测，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将替代掉7500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创造出1.33亿个新岗位，就业创造将是人工智能就业效应的主要方面。
主持人：老师们的意思是说，从总量上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破坏效应影响就业数量。请问，从结构上看，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及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再延伸一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吗？
原倩：简单重复性越强、标准化流程化程度越高的行业，越容易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因此，在低技术含量、低创新水平和低灵活性的行业和环节就业的劳动者，受人工智能的冲击更大，在高技术含量、高创新程度和高灵活性的行业和环节就业的劳动者，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从产业环节看，生产线制造、常规性服务等环节可替代性强，研发、创新、高端个性化服务等环节可替代性弱；从产业大类看，农业、一般加工制造业和零售业等可替代性强，而高端制造、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休闲娱乐等现代生活性服务业可替代性弱。
骆桢：人工智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影响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各国国内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产业和生产环节可替代性更强，因此受到的冲击更明显。但受技术能力和发展水平限制，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的推进速度慢于发达国家，因此对低端劳动力的替代速度也相应放缓。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合作看，人工智能的兴起将深刻影响电话客服等低端服务业的国际贸易格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服务外包将出现萎缩。随着人工智能与3D打印、定制化消费相结合，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将更加贴近消费端，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出口一般加工制造品的产业分工格局将面临重塑。这些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带来压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应更加注重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在人才培养和某些细分领域的研发上提前布局，以应对未来的技术冲击。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应团结起来，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普惠性技术支持和教育援助，避免技术鸿沟的扩大化。
主持人：根据老师们的讲解，我感觉人工智能与之前的蒸汽技术、电气技术相比，对就业的影响情况不太一样。那么，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与历次科技革命对就业的影响有哪些共性，又有哪些独特性？
骆桢：人工智能与蒸汽技术、电气技术一样，都是人类用于改造自然的通用目的技术（GPTs）。每次技术创新基本都表现为对直接劳动的替代，提高了生产效率，带来了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产业。但蒸汽技术和电气技术是对机械动力的发展，延长了人类的四肢和肌肉，人工智能则是对人类意识的模仿和对简单脑力活动的替代，延展了人类的大脑和思维能力，从更高维度上刺激了经济发展。
黄泽清：与过去技术进步产生的普遍性冲击不同，人工智能对就业会产生更多的结构性影响：承担程序性工作的劳动者，如数据分析员、机器操作员等，更容易面临失业风险；承担非程序性工作的劳动者，如文艺工作者、厨师等，面临的失业风险较小。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人工智能的“莫拉维克悖论”，即高层次的逻辑推理很容易计算，而低层次的思维运动则需要大量的计算。当然，程序员等从业者会迎来大规模就业福利。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层面，人工智能还会产生一种“赢家通吃”的垄断现象，从而造成“竞争性失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企业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将会提升，质量也更加稳定，消费者对于企业产品的认知能力也将增加。这种双向的信息匹配会造成初始综合排名靠前的“赢家”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垄断，排名靠后的“输家”为了生存下去，则会考虑裁员或不再招收新员工，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竞争性失业”。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通过法律法规对人工智能平台施加反垄断约束，为相关企业提供良性的竞争环境，从而减轻或避免“竞争性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