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中國少子危機」：全年新生兒－15%的人口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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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要你生、生、生！」过年期间「什么时候要生小孩」的家族话题，时常是造成团圆嫌隙的纠纷主因，但此一问题在当今的中国却更显险峻。根据中国公安部年前公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中国去年全国的新生儿户籍登记总量，只剩下1,003.5万人——此一数据较2019年剧烈减少了15％。尽管就人口统计仍有误差可能，但夸张的变动差异、甚至是刻意推迟公布的人口经济数据报告，却也让本就苦于「一胎化政策」后果的舆论更感焦虑：是否中国人口出生的「断崖式下降」，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中国公安局的公布报告，是以户籍系统为主的新生儿设籍资料，主要内容仍以较符合年节喜庆的杂趣数据为重点，像是2020年中国的新生儿姓氏，以姓「王」的宝宝为最大宗；新生男婴的最为重复的热门取名为「奕辰」，女婴则为「一诺」。

但在众多杂项数据里，让中国舆论笑不出来的数据，却是2020年的新生儿「户籍登记」数量——在去年1~12月，中国公安局只收到1,003.5万名新生儿的新设籍登记，此一数据不仅是历年来最低，更较2019年剧幅减少了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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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年度出生数据之所以特别重要——或说特别令人急躁，年初同期数字不讲清楚就会让人猜疑的原因——是因为从2017年开始，中国全国生育力逐年明显下滑；同时去年中国统计局公告的全年1,465万名新生儿，更已创下「1958年大跃进大饥荒」以来的最低总数。鉴此，就算公安局的户籍资料，不完全能说明2020年度新生儿总数的绝对数值，但2020年比2019再减少15%的夸张表现，却已让中国的生育展望更陷低迷。

与2019年中国新生儿出生设籍的1,179万人相比，2020年的设籍数字只剩下1,003.5万，衰退总数高达14.89%，与2017年——也就是中国本波出生率衰退的起点相比——更夸张地减少了41.8%。

与此同时，各大城市的出生数字都有明显的降低趋势，比较极端的状况——像是浙江台州市，与贵州省的贵阳市——更出现了新生儿数量锐减超过30％的严重通报。

中国《新浪新闻》分析认为：公安局所掌握的新生儿户籍登记，与实际出生人口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制度时间差，像是晚报户口、推迟登记...等，都是统计误差的常见原因。但近年来，中国年度户籍登记的即时率，已因政策约束而超过80％，因此中国出生率创下历史新低的状况，看来确实不是过度紧张，而是真的难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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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社会系教授陆杰华，对中国媒体悲观表示：「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全局性和战略性的要素。但中国的出生率连年下滑，不仅影响短期经济发展，更会长期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

陆杰华指的卫健委报告，通常每年中才会发布。但一般在1月份，中国国家统计局就会透过每年公告的《年度中国经济数据报告》，同步说明全年度的人口数据，像是简单的全年出生总数与全年人口净增数。唯今年的统计局报告，却特别「略过」了人口趋势的公告——无论是记者会、新闻稿，还是官网公告的资料，都没有提到2020年全中国的「生死概况」。

统计局方面强调：中国的人口普查通常是在11月进行，4月份才会公布，因此在1月份官方「手上没有东西可以报告」。尽管去年此时，统计局明明就公开刊载了2019年的出生数据，为何之前都可以今年却不行？也让各方舆论颇生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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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相关的生育率焦虑，自2020年底就已在中国学界传开风声，像是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日前就高调地表示，中国的低迷出生率，不仅已无法就现有政策逆转，

「中国的『出生人口塌陷』..已经来了。」

梁建章等人认为，中国全国性的出生人口暴跌，已经累积了一段时日。虽然在2015年，中国已全面开放自1980年以来的《一胎化政策》，但5年内的生育效果仍十分有限，不仅大部分家庭依旧少生「二孩」，育龄妇女的人口也正随着时间不断减少。综合各项不利因素，2020年的中国出生不仅不可能回升，「与2019年相比出现大幅下降的结果，已经没有悬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来了！」

所谓的中国出生人口塌陷，指的是出生数字的垂直落体。根据梁建章的估算，如果中国生育数没能在2020年保住1,400万门槛，在2021~2025年的「十四五」（第14个5年计划发展期间）中段，中国很可能就将进入死亡率大于出生率的「人口负成长」时代——最快的时间点，就是今年——而中国的出生数更可能在数年暴跌后，以每年不到1,000万名新生儿为新的人口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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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问题，在世界各大先进经济体中，都是社会的常态痼疾。像是日本从21世纪以后，国家人数就持续衰退；南韩、台湾也都在2020年，各自进入了史上第一次的「人口负成长」——但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经济状况，与日韩台差异极大；更何况中国人口已达14亿，是当前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长年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的后天失衡」，不仅让中国人口金字塔的倾颓来得更快、更猛，影响范围也恐怕更为险峻而极端。

梁建章等人认为，中国现代社会之所以不生孩，主要的问题仍在于年轻人的社会与经济压力过于沈重，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儿童教养成本过高」，以及「购屋买房的投资过于沉重」。因此呼吁中央政府应该即刻插手，扩大各种儿童补助、居住正义...等社会政策的投资。

但长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墨尔本大学公卫教授麦当劳（Peter McDonald ）却认为，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与危机感外，现代中国人之所以不生孩的另一个问题，则可能也是《一胎化政策》的残留遗绪——像是在过去30年里，中国政府的家庭计划政策，时常把小孩形容成「社会负担」，以吓阻多生、超生违反了规划政策；同时，自90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开放，也让好几个世代、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子女成为了「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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