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平台－掌握投资不足症结解决超额储蓄

主计总处近期公布2020年台湾经济表现时指出，虽过去一年民间消费因疫情冲击而略为萎缩，但在出口贸易屡创佳绩加持下，将成长从之前预估的2.54％上调至3.11％。然而，在提高国内生产毛额（GDP）的同时，由于境外资金汇回增加国外要素所得，造成国民储蓄（GDP经微调后减去消费）达到7.70兆元，超额储蓄（储蓄减去投资）则是突破3.17兆元，皆创史上新高。

台湾在1970年代之前，国民储蓄极端不足，超额储蓄经常呈现负值。不过，随着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在充分就业大幅提高国民所得的同时，国民储蓄不断增加，使得超额储蓄开始上升，于2009年时首度达到1兆元；尤其是在2014年之后快速成长，持续六年超过2兆元，2020年更进一步突破3兆元。亦即过去10年以来，超额储蓄已经累积20兆元以上。

虽此意味着「台湾钱淹脚目」荣景，但却又无法掩饰其背后反映的是，在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产业投资未能与时俱进，造成超额储蓄急剧飙高现象。依据主计总处资料显示，国内投资毛额（包括民间及公共建设等投资）占国民所得毛额之比率，从1980年代平均25.7％、1990年代26.6％、2000年代22.9％，下降至最近十年仅有21.9％，不但不如南韩、日本等先进国家，更是落后中国大陆、越南等新兴国家。

诚如许多学者专家再三指出，储蓄属于闲置资金，如果这些闲置资金没有被移转至从事公共建设或参与民间产业实体投资，极易被移转至投入房市或股市。其中前者炒高房价，让薪资微薄的年轻族群望屋兴叹，至于后者炒高股价，则是让脆弱的经济结构添增泡沫风险，此对台湾社会或经济长期发展而言，是值得重视的警讯。

面对近年以来超额储蓄急剧飙高警讯之下，据悉政府相关部门正在研拟「促进私募基金投资产业要点」相关办法，希望将民间企业既有的闲置资金，尤其期待将保险业界已经累积颇为充沛的资金，未来能够投入公共建设或民间产业实体投资，避免过多超额储蓄被移转至炒作房市或股市，甚至成为泡沫燃点，借以降低经济风险。

不过，个人认为，政府希望将这些超额储蓄诱导移转为投资，应该将其目标针对过去30年期间在整体超额储蓄累积中，其占比超过七成的企业。亦即政府必须思考的是，长期以来为何企业一方面享受政府优惠产业政策，或者占有绝对多数多社会资源，一方面却未再将超额储蓄移转持续加码投资台湾，甚至未能分享受雇劳工？

在此同时，如果政府希望从企业超额储蓄移转为投资角度切入，我们发现过去以来政府始终将核心聚焦于如何加码提供投资优惠措施做为政策主轴，相对却又较为忽略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症结的是法制层面；尤其是在排除不合时宜法规及因应经营环境变化与时俱进增修公平竞争法规。亦即加强改善企业投资法制层面所存在的问题，远比提供租税减免优惠措施更加重要。

举例来说，依据瑞士世界经济论坛（WEF）全球竞争力报告资料显示，虽历年以来台湾在整体排名上，皆为名列前茅；但如果我们再从全球竞争力报告其他细部评比项目加以观察却又发现，台湾在「行政法规繁赘程度」、「关税复杂程度」「雇用外劳容易程度」、「解决争端法律效率」、「开办创新事业需要天数」、「破产法规架构」等排名上，则属落后。

很显然地，未来政府在诱导企业加码投资台湾思维上，除了聚焦解决投资「五缺」问题，或是提供租税减免优惠措施之外，排除上述现行法制层面所存在的限制，其实是政府希望透过企业提高投资意愿，解决近年以来超额储蓄的症结。亦即政府在解决目前台湾超额储蓄政策上，并非仅有认为透过增加公共建设投资获致经济成长，以做为政绩宣传的短线思维，而是如何排除企业在投资上所面对的法制层面障碍，作为最优先思考的问题。

面对美中贸易纠葛及疫情冲击，未来数年全球经济可能呈现不确定与不稳定双重压力之下，我们不厌其烦陈述解读上述事实，乃是希望政府在促进企业加码投资国内的同时，必须有效排除长期以来企业在投资上来自法制层面障碍。亦即唯有完善法制，始能提高企业投资意愿，借以解决近年以来超额储蓄梦魇，进而成为拉抬台湾经济持续成长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