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誉孚/嘉南平原与八田与一的真相

八田与一铜像位于乌山头水库园区中,是由当初兴建嘉南大圳的旧部属提议制作,委托日本金泽市雕刻家「都贺田勇马」所雕塑。(图/水利会提供)

文/郭誉孚

总统马英九于2016年7月3日到台南玉井余清芳纪念碑祭拜,纪念噍吧哖事件,并感叹去年「噍吧年事件」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未能亲身与会。1915年爆发的「噍吧哖事件」(或称「西来庵事件」、「余清芳事件」)是日据时代最重大,牺牲最惨烈的革命抗日事件,日军清乡屠村,死难者难以估算。一直到2014年3月,台南新化出土三千枯骨,地方人士依然认定是噍吧哖事件受难者遗骸。「杀人埔」与「万人堆」的民间传闻一再得到验证。领导「噍吧哖事件」的抗日英豪余清芳于1915年8月22日被日军逮捕,9月23日,正值36岁的青壮之年,余清芳被日军处以极刑。2015年是「噍吧哖事件」一百周年,9月23日则是抗日烈士余清芳百年忌日,当时,在《新国际》号召之下,台南、嘉义、云林乡亲上百人,曾到余清芳纪念碑前举办纪念活动,集体向抗日志士致敬。

然则,在谈过噍吧哖事件之后,马英九又强调说,他恩怨分明,日本人对台湾好的也要纪念、感谢,如八田与一建设乌山头水库,让嘉南大圳得以灌溉整个平原,贡献于台湾农业,加惠于农民百姓云云……

台湾政府耗资上亿,为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修建纪念馆,历任总统,自李登辉到马英九,只要提到八田与一,就是崇敬感恩,奉为神明。可是,帝国主义殖民时代,穷兵黩武的日本政府所规划的一项水利工程,果真有那么神奇吗?负责工程的八田与一,果真是那么无私吗?

这段故事要由当年的「台湾钱淹脚目」说起。

十七世纪,台湾西南部的云嘉南地区是仍有许多沙洲罗列的时代。要由我们岛屿似乎最早开发,我们最先扬名,长度几十公里的「台江内海」「倒风内海」一带谈起。

一、荒瘠地里的人迹:

荷据到清代 这里确实曾经有相当大的一块荒瘠地,他紧邻「台江内海」等多处潟湖,是在1823年以后,历经四次曾文溪改道而陆续扩大的新冲积地,虽非不毛之地,也不可能迅速成为良田。更何况,有人提到亚非大陆上整个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因全年雨量集中,日照强,容易非旱即涝,因而,这里不是很适合农耕的所在。是有点道理的。于是,我们所熟悉的,关于「台湾钱淹脚目」的描述,自应不是来自这种新生的荒瘠地,而应该是来自本区各「内海」日益缩小,离海日远、曾受早期冲积的新生沃野吧。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期本区的移民,应该就获得了较好的土地;例如,由荷据时期的移民到明郑屯田以来,在本区的开发,就是最早的例子。但是晚来的移民,就少机会了;他们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往往是一面勤劳地垦殖自身的土地,到农忙时又转往外地打工,靠着年轻时的体力,努力赚取更多工资,来贴补自身家庭的开支;其中有的就这样整个家庭,不知所终地又搬走了,但也有的,就此建立起自己的家园;根据传统中国人社会的方式生活了下来。从古到今,新的冲积地不断增生,甚至有「陆浮」的情况;在这块中华新地上,虽然新冲积地在岁月里会逐渐变为旧冲积地,但终究它们不可能那么快速就适合于人的垦殖,因而,相较于外地,在这片广大的平原上,由于气候关系,「看天田」通常是比较多的。不过,它们的主人应大多是较晚来的移民,人数还不多,它的时序来到日殖时期,已没有更好的土地可选择了。清代晚期,台湾人口增加颇快,但本区增加不多;或可为证。

二、被赶进「荒瘠地」的人们:

很多人关心本土,喜欢讲关于我们岛屿这最大平原的故事,但他们往往忽略了当年的这一段。清代时,如前述,我们的嘉南人口已经不少,并已有不少「看天田」;但到1920年,嘉南大圳开工前,本区的「看天田」的范围是更为广大了;这是日本殖民当局在我们岛上先后开始了各种调查事业,将所有没有产权证明的土地都没收为官有地,并且加重了各种租税,民不聊生的结果;如,「土地调查」查出了许多没登记的「隐地」;「林野调查」更有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为官有地;更加上,官方在扶植日资糖厂的政策下,本区因拥有适合甘蔗成长的环境。当局就以警力助他们低价取得本区大片土地;当然它们选取的不会是不适耕种作物的「看天田」。 当年先民曾为我们留下如此的时代纪录:「警力阵斗六,数百如合围。借问此何者?买地劳有司。赫赫糖会社,云是富国基。种蔗须得田,官价何便宜……府令即天语,岂天乃可违……昔买百缗强,今卖不半之……入冬北风起,饿殍阗路歧。」

如此,在本区,许多人真只能去耕作那些不适宜耕作的「看天田」了;此外,据1913年罗福星所称,旧日的商贩在日殖的重税盘剥下,多也无利可图,业农似乎成为唯一易谋生的方式,「看天田」也就是他们难免的抉择。「看天田」是因这样而更扩大了。

同时,更加上殖民官吏不守官箴,我先民真是落入了极为悲惨的处境。是这样的,谋生于「看天田」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然后,才会在1915年,发生了当时被称为「南部大阴谋事件」的「噍吧哖革命事件」──1,900人以上被起诉,当时号称为「世界第一大刑事案件」。

「嘉南大圳」工程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前而逐渐出台的。

▼嘉南农田水利会在乌山头水库设置八田与一纪念馆。(图/嘉南水利会提供)

三、宰制本区的「设计」与「定案」〈1916~1919〉

噍吧哖事件,主要策画地点在台南市的西来庵鸾堂,因事机不密而仓促起义。战事最惨烈的地区是台南靠近山区的噍吧哖(编按,今玉井附近)一带,其力量发展到彰化、台北、淡水;根据当年资料,该事件前,台南厅的农业人口为33万人,至事件后,该厅农业人口仅余11万人;显然,它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度极大。以如此情况,官方在本区特别投下巨资,是否值得研究其内情?

关于嘉南大圳的设想,一般仅强调,1918年,日本严重的「米骚动」问题,使得能够使农业增产的该工程的重要性大增;因而促进了明石总督在1919年去世前,决然拍板定案。然而,就史实看,尽管本区似有可以大量增产的条件,但在这个不久前还 「大阴谋」的地区,如何能保证其增产能够顺利送往东京?同时,原本透过原料采集区域制度保障日资糖业的垄断利益,当本区同时成为中央粮食供应基地时,是否可能发生「米糖相克」的竞价作用,危害糖业垄断利益?

也有日人一厢情愿地美化该设想,完全强调设计者八田个人的同情心,故事说得好像他真是菩萨显灵一样。其实,日本人读过其近世史的,无人不知其国家早有透过对水资源而深入控制农村的传统。并且不止于此的,在德川幕府两百余年的统治中,更有其国学家所谓「民至无知……居家只知以农耕桑麻为事,三时皆无余暇,心无他用,更无从以生巧思。唯尽劳苦,以纳于上,而委其生死于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爱也。」的观点,以及长期让农民「不可饿死」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政策经验;这种统治者的特殊能力,在二战晚期,还曾引起美国学者惊讶,称「德川幕府250年间,社会少有战乱,但是其人口数竟然能够维持不变」。

应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这个大圳的设想产生了。它实际进行的方式,是先在1917年底,官方对外透漏有这样一个「把荒漠变成绿洲」的构想;但时当「噍吧哖大屠杀」之后未久,很少人会相信有如此「德政」,官方就出动日警催动地方的街庄保甲带头呼应,谁能拒绝?

于是1918年,该案就在尚未通过探勘的情况下,因各地不少请愿书飞向总督府,虽请愿人数还没能达到原本法令规定的法定人数,总督府就原则性地接受了该请愿书中的要求 ── 他们不仅盼望该项工程,并且还愿意每户捐出相当的款项来支持该工程 ── 他们中绝对没人会想到该美景竟是「三年才有一季供水」而已。

如前述,1918年,日本的「米骚动」事件,粮食问题简直要击垮寺内内阁的事件,自然加重了该计划的重要性;因而,尽管在1919年,地质专家曾提出关于「官佃溪之地微有土砂崩溃之虞」与「由于埋没及地形变更结果」的警语,但是那位当年情治界出身,连陆军山县元老也说他「可怕」的明石总督仍将该计划,毅然决行,时为1919年。

该工程始于1920年,原本预计六年工期,但实际到1930年才完工;其最困难的水库工程由设计者八田依据他由书上所见美国发明的特殊工法 ── 半水成填充式工法 ── 进行督造;那种工法在日本还没有人使用过。

四、大圳工程的实际兴建〈1920~1930〉

八田与一,是一个学生时代被称为「吹牛大王」的日本汉子。正如吴新荣医师当年的纪录中所描述的 ── 「八田……,唯性稍急……督导工人工作,偶因工程迟缓,则厉声斥责工人,闻者起悚。」 然而,今天我们的畅销书上竟如此地褒称其人──「为了工程的事而烦恼在深思时,若有人叫他,会招来斥骂。在乌山头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台湾的劳动者绝不会对此有所反感。被斥骂后反而更振奋……」 使得该八田竟成为岛上李前总统与马前总统一致推重的人物。

然而,在史料中我们还能听到当年的种种史实。例如,该工程由于八田缺乏完整的工程经验,他竟没有为工人做职前训练,因而隧道开挖后不久,就造成了因石油气爆炸而崩塌的惨剧;那是工人在坑道中发现石油与石油气时,竟不知其危险性所造成的,一次就有50多人无辜牺牲;他竟不知自省,只是责骂余生的工人。

又例如,这位「吹牛大王」真是个别扭僵硬的人,该工程曾遇到必需大量裁员的处境,他的做法竟非「汰弱留强」,而是「汰强留弱」,然后振振有词地说,如果弱者离职将没有去处,强者离职则不用担心其前途;他竟没有想到他所设计与监造的工程乃是关系到我们平原上百万生灵存亡,那是不能出错的事业!

再例如,他还曾经为了自己与日本国的面子而拒绝总督府由美国请来的权威专家的指正;在那本日人所写的书中,说他的争辩都是对的,所以总督府接受了他的辩解。 此外,由开工后民间就传出许多的悲愤;因为工程的土地都是无偿征收,地上物没有补偿。然后,到1925年,大圳工程的浊水干道先完工通水时,当时民间的怨诉虽然见报的不多,民间已出现了不少怨诉。例如,「嘉南大圳的灌溉问题」〈1925/10/18〉、「嘉南大圳的工事问题」〈1925/12/27〉、「小农民十大苦况」〈1925/12/27〉等:但是他们还由于心底有一些憧憬,盼望着到正式完工后,真能有较美好的远景…… 当时包括在该工程部底层的我们台籍工人,都被高度地歧视着;日籍员工当时在乌山头有功能齐全的宿舍群,其中除了有宿舍,还有医院、邮局、学校、泳池、杂货店、网球场,射箭场,还有设备完善的俱乐部;而我们台人则只有「特准赌博」的简陋工寮可住;他们应该也都抱持着那样的期盼,只能忍受着日人的「颐指气使」。

五、原来是设下这样的「局」〈圈套〉〈1930~1945〉

我们卑微的先民,抱着期望,卖力工作,竟要到大圳工程完工才逐渐知道了自身的真实处境。

1930年底,该工程完工不过半年,新完工的乌山头水库就被地震震损了330尺;当时的报纸是这样刊登该地震的 ── 报导的标题是「地震虽非甚大,岛人家屋相当倒坏,寺本台北测候所长谈」;其内文,则「本岛人家屋,多用土角,建筑样式亦殊。虽属强震之弱者,亦有相当损害」;另,对于大圳损坏的报导则称「乌山头水库贮水池堰堤崩坏……恐形势重大变化,警察当局颇忧虑」与「这回的损害,颇有关乎该大圳的生死关头」。

日殖五十年间,我们岛上这耗资最大的一笔建设,竟然是这样的工程。所幸,当时是「枯水期」,所以,水库下游只有几十甲田地成为鱼塭而已。不过,不只于此的,还有完工后的其他许多新闻,让我们可看到当年真实的情况:「北港产物贱租税多民苦痛难言」〈1930/6/14〉「不负责任的水利组合」〈1930/8/16〉「嘉南大圳没有给水,也要征收水租」〈1930/9/27〉 「嘉南大圳区域内,地主七倒八苦」〈1930/11/1〉「因受嘉南大圳的强迫,贫困地主卖子纳水租,无理的受剥,何等悲哀呢?」〈1930/11/1〉「台湾二大工事,南圳水量不足,月潭电力有余」〈1930/11/1〉「嘉南大圳当事者计划阴谋」〈1931/5/30〉「台南州下的特别负担太重,大地主既然如是,小作农更不待言」〈1931/8/8〉「台南州地主会呼吁,救救饿死线上的农民」〈1931/8/15〉「台湾财政危机,住民不堪重税,行政须大整理」〈1931/8/22〉「世传的穷乡,永远没有出路,老幼日夜勤劳,终得不到温饱」〈1931/8/22〉之类…… 这是除了不少人原本是「全年有水」的田地,此时竟成为「三年才供水一次」,「没有给水也要收水租」的情况;而更大多数「看天田」虽获得了这难得的一次供水,但是供水时强制的深耕,使它们失去了耕作上的选择权,从此只能种甘蔗,而甘蔗的价格是被日资糖厂垄断,常常其定价是不符成本的。例如,据称由1930~1942的十二年间,至少有八年,不只是入不符出,更是根本赔本的。这就是本区「三年轮作」的制度运作。

此外,官方的水利会似乎很合理的,推出类似「使用者付费」的规定,要求农户虽然每日重劳动,各户仍必须负责自家的中、小送水渠道之维修;做为日式保甲制度下,地方上修桥、铺路、修护沟渠的义务工役之一部分。

六、真相看啊,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局」,一个很厉害的「圈套」

八田与一透过宣传与威逼,使得官方部分出资的大圳工程能顺利上路,完成他们对于本区水资源的控制 ── 借着这个控制工具的软体〈三年轮作〉,它完全避开了日资糖业利益与东京当局对于米生产的要求间,原本必有所谓「米糖相克」的内耗冲突,总督府的控制力却能将之完全转嫁于我农民。

本区当时刚发生过「噍吧哖事件」的血腥大动荡,当局自难信任本区有着「大阴谋」背景的群众;我们战后修复大圳水道时才发现大圳底部竟然没有敷水泥,那是每年可以渗漏四成供水量的大疏失,为什么当年竟要如此设计?那应是不难判断而可以避免却未避免的,是否就与该背景有关?因为,供水量若能增加那许多,可能我农民就不会如他们所期望,生活在「三时皆无余暇,心无他用」之中了。 而关于「中、小送水渠道的维修」问题,当时被官方当作「使用者付费」来要求;想想以下两点:其一,「使用者付费」,其实是在使用者有选择自由之下,才是合理的,但我先民之需水是无可选择的;其二,在该圳工程中,由于渠道过长,其坡度极小;据称该坡度仅三万分之一度,那是极容易淤积的;加上本区是著名的地震带,地形易于变动;想想我先民被要求负责渠道通畅,那是多么沉重的「无偿劳动」? 这应就是何以1930年代末期,我们岛上产业进步,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然而,我们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龄竟只能徘徊低荡在23岁左右的原因 ── 日殖时期该数据最高时竟是在纵贯铁道完工的1908年的27.2岁 ── 那样的社会进步,对于我先民真是怎样的骗局?

最后,关于有学者赞许八田在大圳完工后,还在1940年继续对我们全岛土地提出了「土地改良计划」,我们认为确实应该探索其事;不过,对之不应仅用日人提供的资料与太多浪漫的个人感性;应将之放进时代的历史中;首先,如前述,大圳完工后发生两次地震,两次都造成震损,所幸,是在枯水期;谁知第三次何时发生?在八田这位设计者兼督造人外,有人敢于接任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做什么?其次,大圳完工在1930年,该计划正式提出在1940年,该计划真需要十年时间?若以八田的性急看来,是否颇不合理?其三,该大计划的提出,竟在总督府已宣布皇民化政策之后;然该计划乃针对农业需要,显然「工业化」的方向相冲突,在那个经费相互严重排挤的时代,它的真实意义为何,或只是官方的姿态而已? 或者该计划确实可行,必行;不过,它是作为战争末期,日本官方要我台人赴南洋而让日人大批移民来台计划的前导,换言之,该计划其实不是为我台人提出的。却与前述那专为苛待我农民而巧妙设计的「不为大圳底部敷水泥,任其大量渗漏」,正可相互呼应,只是当局还未宣布它们将要把大圳底部敷上水泥,殖民当局就垮台了?由以上的设计看来,这「八田与一」真是一位我们台人应该感谢的人吗?

*本文原刊《新国际》,授权转载,欢迎加入《新国际》粉专。作者郭誉孚为民间史学家,着有《自惕的、主体的台湾史》、《应以史实更正教科书的相关论述》等书,欢迎加入个人脸书。88 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