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想我那个年代的教官们（林保淳）

新竹中学庆祝100周年校庆。（取自柯建铭脸书）

或许是我向来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学生，也或许是因为我身体不便的原因，更或许我就读的新竹中学向来以「自由」而闻名，我对「教官」这一种「军教合一」身份的人，不但不会讨厌，甚至还因经常受到他们的帮忙，而充满着感怀之心。

新竹中学真的是一所非常特殊的高中，当年我就学的时候，校门大敞，任何时间都是出入无禁的，校门口有一家小店，无论何时，总可以看到一些同学去购买吃食、日用品，从来没有「教官」会来干涉。记得高一的时候，上杨良平老师的生物课，实验教室就在校园最外侧，第三四节的课程，同学不免会感到饥饿，便常由值日生代为收费，一人一元，擡着饭笼，到小店去买馒头，有时候连杨老师都会说帮我也买一颗，然后师生共飨馒头餐，其乐融融。值日生偶尔会遇到教官，只须打一声招呼，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阻拦。

学校后面，正是著名的十八尖山，山脚隐藏着许多日据时代的佛碑，高二的历史老师余勃，常在下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让我们野放山中，各自寻宝探秘，然后就顺着十八尖山的山路，自行回家。教官见到，也只是含笑默许而已。

初上竹中，我看到军服毕挺、威武严肃的教官，多少是有点害怕的。当时父亲替我订制了一双铁鞋，我甚是不喜穿戴，假借住校的名义，就想规避父亲的监督。当时是二哥带我携着行李去住校的，父亲叮嘱着，务必将铁鞋带去。二哥是极晓得我不愿受羁畔的性格的，刻意拜托了当时管理宿舍的教官李鹏，一定要盯着我穿上铁鞋。李鹏教官身形魁梧高大，不怒而威，声音宏亮，立时给了我个下马威，要我乖乖听话。我当时真的是有点害怕的，一看到他，就忙不迭想躲开，生怕他会训斥处罚。但李鹏教官其实是个大而化之的人，从来不将这种小事放在心上，偶尔遇到我，也是满脸和气、笑语温温的。

新竹中学的教官，主要职责是管理学生，从迟到早退、仪容整洁、抽烟跳舞，样样都要管。每天上午8点左右，总会见到有一位值勤教官带着几名纠察队，站在校门口鹄候，凡是迟到的同学，一一登录在册，大概三次迟到就会被记一个警告。当时被记警告可是相当大的一个污点，所以很多同学对此都啧有烦言。

我后来几年是通勤的，但身体不便，不敢与人挤车，所以都选择到校已是8点10分的16路公车，避免推挤。这辆公车乘客稀少，但总有几个睡过头、错过车的同学前来赶搭。这些同学其实多数是老面孔，每一下车，这些同学通常会争先恐后的帮我拿书包、拿丁字尺、图画纸，甚至抢拿我头上戴的大盘帽，前呼后拥的拉着我的手一起进校门。我在当时可以说是迟到的同学最受欢迎的好伙伴，因为教官只要看到是「帮助」我的，基于同学的「友爱」之情，通常都会网开一面，甚至竖起大拇指，夸赞一番，当然都能够逃过记册的「危机」。

新竹中学的教官，大抵都是如此具人情味。记得我高三那年，因为参加了新竹群益补习班，如果下学后转搭公车前往，是无论如何都赶不上第一节课的。因此，我大胆向教官陈情，是否能让我请同学用脚踏车载我去补习班。当年，据校规规定，「单车双载」是要记小过一支的，但教官体恤我的不便，不但破例允许，而且还特别叮嘱载我的同学，一路上务必小心照顾我。尽管我后来实在厌烦了补习班教学的方式，仅仅上了三周就「罢课」了，可那几次破例的容情，真的让我毕生难忘。

新竹中学的教官除了管理学生之外，还负责「军训」的课程。军训是必修课，除了偶而的出操、打靶之外，多数都是在课堂上讲授一些基本军人守则、生活规范、军事历史等内容。由于联考不考，多数同学也都视同赘疣，是不太听讲的。但这堂课是没有人敢跷课的，而且必须个个擡头挺胸、正襟危坐，课堂上一片静默，底下同学爱听不听，教官从来不管。当年有位叫廖洪的教官，身量矮小，但声音却宏亮无比，所讲的内容虽都是老生常谈，令人昏昏欲睡，但他还是鼓足声量，滔滔不绝，整个课室都回荡着他那中气十足的嘹亮音声，这点敬业精神是让我相当佩服的。

当时常听其他高中的同学批评他们学校的教官是如何如何严厉、霸道，不讲是非公理，尤其是一些教官会「强迫」学生加入国民党，凡是不肯加入的，就会随时被叫到教官室去训话，或是找碴。有很多学生之加入国民党，都是如此「被迫」的。这也是当年国民党让人最讨厌的地方。

教过我的教官，倒是从来不曾对我游说、施压过，反而是班导师余勃，见我迟迟不肯加入，还跟我面谈过两次，劝我务必要入党不可。但我对国民党向来没有好感，说什么都不管用，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从来未曾有过什么压力。

教官这一职分，后来被贬抑成「党国体制」的负面象征，原因可能是当时当教官的基本上都是外省籍的军人，又常以军人严厉的作风管理学校，但我高三的时候，已有明显的放宽，学校来了一个本省籍的教官，年纪轻轻的，却没有丝毫的军人架子，跟学生们经常打闹在一起，嘻笑怒骂，人缘非常好，我们都暱称他为「小教官」。但他没有教过我，只是在校园中偶尔会遇见，未曾开口面先笑，相当和蔼可亲。

进大学后，大学也是有教官的。大学的教官，以台大来说，除了教军训课外，其实基本上是不「管理」学生，而是以「服务」学生为主要职责的。我进大学后，系教官是李明俊女教官，高头大马，可能是山东女豪杰，对我是只有照顾，从来没有「管理」的；训导处的田教官，在我入学宿舍还没有着落的时候，帮我多方打听，终于在工学院的男6宿舍，替我张罗到一个住所，同时我当时领到「中国文学奖金」，也都是他一手替我安排各种相关验证、会面及领取手续的，他的热心诚恳，我到现在还是念念难忘。

教官被目为「党国余孽」之后，教官退出校园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在后来作成决议，教官将成为台湾教育史上的遗迹了。其实我对此一直是不以为然的，教官以「管理」为主，虽个人宽严不一，评价参差，但总体而论，其实未必有如一般人所想像的「灌输」党国思想的机会，党国思想自有已被废止的「国父思想」课程在，可都不是教官有资格讲授的；至于军训课的教官，多数人都只是马耳东风一样，谁会去听他那一套浅薄的理论的？所以，我认为教官是被「污名化」的了，甚为其表不平。

据教育部的政策，2023年是教官退出校园的大限，2030年全面清除。一个学校，需不需要有负责管理学校治安或秩序的人员？如果有需要，应由怎样的人担任最适合？其实是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的。在民进党主导之下，教官退出校园已成消除党国体制的最后一道障碍，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近日蔡英文居然就在大限期满之前，又突然抛出一个「教官应不应该退出校园」的质疑，就难免令人颠倒错乱了起来。如果要重新启用教官，那是不是应该先洗刷长久以来被污名化的教官身份？

或许我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学生，也从来不曾被教官无理训斥或严厉管束过，因此我对高中、大学时的教官，都只有感念之心，而无丝毫的怨怼。在此，我对新竹中学、台湾大学曾经教过我、照顾我的教官，敬表我由衷的感谢。（作者为退休大学教授）※以上言论不代表旺中媒体集团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