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取国民党教训 毛泽东改变战略

（时报出版提供）

这出悲剧的根源是战乱频仍，华北各城常常涌入大量难民，其中最常抒发意见的当属学生，他们因为共军捷报频传而被迫撤出原来的学校、校园，被国民党安顿在特设的地区。

所以共产党人的撤退并无法令国民党人稍感释怀，因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曾做过国、共双方军力的比较调查，发现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已获致惊人的成长。

蒋支持度 低迷不振

这项残酷的评估完成于动荡的政治局势之中。一九四八年春天，蒋介石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被新近成立的国民大会（中共与民主同盟宣称不具合法性的代表组织）选举为总统，并被授予大权，以规避甫通过之一九四七年新宪法的制约，俾使「避免紧急危难，采取紧急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但蒋介石的权力正日渐减弱，他的支持度早已低迷不振，更因一九四八年七月政府军屠戮手无寸铁的学生而蒙受严重的伤害。

这出悲剧的根源是战乱频仍，华北各城常常涌入大量难民，其中最常抒发意见的当属学生，他们因为共军捷报频传而被迫撤出原来的学校、校园，被国民党安顿在特设的地区。学生领取微薄的生活费用，到处游荡，露宿于公园或庙宇，看起来就像乞丐，有时还作奸犯科。政府为了宣传，安排五千名东北学生南下北京，这些学生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发动示威游行，队伍前进至北京市参议会议长的宅邸。当局不仅不愿倾听他们的不平心声，反而用装甲车辆封锁游行队伍的去路，以机枪向示威者开火。十四名学生罹难，百余人受伤，这一事件不免令人想起一九二五年反英的五卅事件、一九二六年军阀残杀北京学生，或者一九三五年「十二．九」的抗议行动。到了一九四八年九月，恓恓惶惶的流亡学生的数目急遽升高，仅北京一地就有两万至三万人，南京则有两万人，武汉有一万人。

在北京杀戮事件与金圆券改革失败之后不久，重兵防守的济南城旋因士兵叛逃而陷落；至此，蒋介石丢失了山东省的最后据点。九、十月间，林彪以卓越的战略，在东北发动了一连串战役，沈阳与长春相继沦陷，蒋介石的四十万精兵或败、或降、或逃，仅有两万名国府部队经由东北南方循海路撤退。

蒋介石指出，东北的失陷尽管「令人沮丧」，但「就军事防卫而言，缓和了政府的沉重负担」，他仍然试图在华北与华中重组军队、部署防线。共军总司令朱德决定投入六十万兵力夺占铁路交通运输要冲徐州，对抗势均力敌但拥有空中优势的国民政府军队。历经一九四八年底六十五天的激战，共军展现出娴熟的砲战技巧，且在战略方面远胜于蒋的麾下将军而大获全胜。国民政府军队指挥官困于蒋介石个人矛盾而不切实际的命令，以及部队的大量逸逃。邓小平在这次复杂而耗时的战役中，指挥共产党人以无比的毅力，动员四省逾两百万农民提供后勤支援。邓小平曾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最年轻的学生，现在已是四十五岁的老干部了。

第三次战役则与前两次大捷时间重叠，林彪于一九四九年一月攻克天津，随后夹带压倒性的战略优势转向西行，成功劝服了国民政府北京卫戌司令投降，于是共产党的部队不费一兵一卒就在一月三十一日进入昔日京城。蒋介石确定华北失守已无可挽回，即于十天前宣布下野，辞去总统一职。不过蒋氏仍维持国民党总裁之位，日后证明这种角色的分割只会混淆并挫伤抵御能力。

三令五申 严守军纪

攻占了华北各大城市之后，共产党即刻面临前所未有的行政与经济课题。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所提报告坦承：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

就实践层面而言，毛泽东的这段话意味着中共必须根据哈尔滨的经验，竭尽全力避免国民党在一九四五年底接管华东日占区所犯下的严重行政与财政错误。中共三令五申，要求人民解放军在占领城市中严守军纪，不骚扰平民的商活动，不重分配城市富人的财产给穷人。工厂派有哨兵巡逻，机器皆有守卫以防遭洗劫。新的「人民币」发行后，金圆券必须在很短的期间内兑换新币。自此之后，明令禁止金、银、外币之间的汇兑。

中共干部将国民党的官员与军人安置回原籍，或者经过一段期间的政治教育之后，收编入人民解放军。共产党透过仲裁来防止劳工组织进行罢工活动，并说服劳工在过渡阶段暂时接受资产阶级的「合理剥削」。流民皆能获得喂养，且尽可能送他们回家乡。学生重返学校。政府控制粮食、油的储备，借以在物资短缺时期稳定物价。为了鼓励城市居民储蓄，中共开办了「折实储蓄」方案，这是一种用来平抑通货膨胀的聪明设计。存款户取得承诺，他们的储蓄将依一般的粮食与燃料价格来计算，在储蓄解约时得调整以等值的粮食与燃料来支付，再加上原来本金的所有孳息。这些措施并非都能立竿见影，但共产党人在实施这些政策时所表现出的真诚，赢得各种政治立场之中外观察家的一致赞赏。

另一方面，蒋介石大致与三百五十年前满人占据北京、侵吞华北京原时南明朝廷所面临的选择一样，只能试图在华中或华南（也许是南京）成立一个政权，依恃长江天险的屏障与共产党分庭抗礼；或者在西南组织一个政权，或在福建的厦门地区或广州建立沿海根据地；抑或同国姓爷一般退守台湾。

自一八九五年以来即为日本人统治且具特殊经济地位的殖民地台湾岛，于一九四五年底为国民政府光复。国民党在重新伸张中央政权的过程中，许多政客「搜刮民脂民膏」（carpetbagging），其行径一如国民党部分官员在上海、东北的表现。他们颟顸无能、腐败，故无法获得人民的拥戴，同时也腐蚀了日本人经济建设中较令人满意的成果。前浙江省军事领导人、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受蒋介石委派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一职，因其部属的不当行为引爆了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弹。（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