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如意》：大鹏的“真实”创作与自我解构
大鹏的新片《吉祥如意》近日已全面登陆院线。影片由《吉祥》和《如意》两部分组成：前者围绕东北吉林农村中因病痴呆的“三舅”王吉祥展开，记录了“三舅”的生活状态以及家族因赡养问题而掀起的风波，这部短片早在2018年就已制作完成；后者则聚焦前者的拍摄过程，导演大鹏和摄制团队本色出镜，呈现监视器内外别样的境遇。影片形式新型，因此未映先火，同时也引发了大量关于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疆界的讨论。
《吉祥》的“伪之真实”与《如意》的“真实之伪”相互映衬，摄影机、导演、非职业的演员和观众的凝视在镜头内外不断穿梭，造就了不同以往的国产纪录片，尤其是家庭题材纪录片的新奇观感。与此同时，经过多重审视过筛后的真实是否还有延宕的空间，导演自我暴露的摄影机与幕后编排是否削弱了预设的困境和那些“不可言说”的天意，也是这部电影值得关注的地方。
《吉祥》：“真实电影”的本土尝试
《吉祥》的艺术风格和缘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真实电影”十分相似，拍摄真实的生活空间，强调对现实空间的客观记录，看重事件的真实、结构的完整以及环境带给人的真实感。此外，允许创作者参与到拍摄过程中，对被摄对象发问采访，甚至通过创造情景推动叙事的发展都是真实电影创作的显著特点，这些在《吉祥》中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痕迹。可以说，《吉祥》能够触动人心的关键之处就是对现实的记录和呈现。
回顾影片，年关时银装素裹的北方村庄，村中的烟火气，老人的出殡仪式以及除夕一家相聚，因起争执而尴尬收场的年夜饭，这些生活画面大都能唤起观众情感共振。《吉祥》的拍摄过程中，导演五次从画外与拍摄对象发起对谈，但介入显得十分克制，导演提出的问题总能唤起被拍摄对象的倾诉欲，在这样的引导下，观众可以从受访者口中拼凑出王吉祥曾经的模样，并从中感受到同胞亲人之间根植于灵魂深处的羁绊。电影从外部环境、仪式和空间的真实一步步挖掘真实的情感力量，这种拍法让《吉祥》打通了银幕内外的情绪通道，使影片生发出极大的感染力。
若说真实电影的拍摄方式营造了情感浸润的条件，那么片中“三舅”的女儿王庆丽则为观众提供了情感投射和宣泄的出口。她以一个十年未归的闯入者身份出现，既处在赡养问题的风波中心，又徘徊在强大的血缘宗亲圈子边缘。作为长期生活在城市，习惯了简单漠然的人际关系的个体，她在老家的氛围中显得无所适从，在她身上体现出的“逆向文化震荡”，即“逃离城市”后又恨不得“逃回城市”的情绪是年轻一代观众的影子。因此，从影片中汽车驶入村庄的那一刻起，观众们便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更多投向她，而她确也不负众望，贡献出全片情感浓度最高的时刻。在王庆丽仿佛重新认识父亲和整个家族，逐步与回避许久的往昔记忆达成和解的时候，全家族人却在除夕之夜因为王吉祥的赡养问题险些大动干戈，而王庆丽一跪一磕头的举动彻底击碎了观众的心理壁垒。观众此时已然沉浸于“文武香贵”的生活困境之中，也因为对王庆丽构建起认同与信任，所以感同身受着她的尴尬、羞愧与彷徨，让彼时本是极其戏剧化的反应在那一刻似乎被生活的复杂况味完全包容，成为《吉祥》里最难以让人忘怀的场景。
至此，《吉祥》已经具备了极高的完成度，真实的烟火气，丰满却不与纪实风格割裂的情感表达，和终将离散却又绵延不绝的中国式亲情况味无一落下，但当王吉祥雪中踟蹰的画面被框入银幕中的银幕，画外观众如镜照般看见镜头内观众泪流满面的神态时，沉浸式体验被骤然打破，《如意》拉开序幕，《吉祥》中一切似乎都需要被重新复盘。
《如意》：解构“真实”后的真情延宕
《如意》的呈现直接解构了《吉祥》中真实电影的拍摄模式。首先，导演揭开了自身作为被摄家族一员的身份，让《吉祥》中的画外音有了具象的面孔。紧接着，一个体量并不小的摄制组引入眼帘，导演在会议桌前思忖的状态和二嫂一同与他观看监视器画面的场景逐一呈现，接二连三曝光的先决条件和摄制状态都表明了《吉祥》拍摄中的外力干涉因素远远超过了真实电影所容许的范围，让人不得不思考导演和家族成员的双重身份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镜头内情感和事件的发展，同时也迫使观众重新审视方才所看到的一切。
更意外的是，在电影《如意》中揭开了一个谜，原来“王庆丽”是由专业演员刘陆扮演的，演员刘陆的反应有相当部分是在预设或者即时情景下所激发的表演，情感虽真挚，却已从王氏家族真实的生活中游离开去。王庆丽十年不归的原因被悬置，在镜头里，刘陆用下跪和磕头的方式表达出对所扮演的角色的救赎。诚然，这份激烈的表达本身具备真诚的力量，但归根结底刘陆同观众一样是局外人的身份。这份演绎出的悲怆与现实中的凉薄所体现出的“真实感”孰轻孰重，恐怕谁都难以断言。而这些问题也都被抛向了银幕之外，成为了难以言明的迷思。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纪录片先天上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在真实生活中，人们不会让你拍到他们的眼泪，他们想哭时会关上门。”导演大鹏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将《吉祥如意》定义为一部以纪录片语法拍摄的剧情片。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吉祥》的编排痕迹，也不断强调这些编排和干预都极为节制，许多事情就像“冥冥中有所安排一样，最终都是如了天意。”
在层层嵌套之下，或许再去深入追究《吉祥如意》中的真实占比已没有太大的意义，但能够肯定的是，无论是否经历《如意》的颠覆和解构，小村庄中的烟火气不会散，王吉祥依然超脱于任何故事和编排之外，他和家人紧紧绑定在一起的“文武香贵，一二四五”的呢喃不会停止，王氏兄弟姐妹就算再难齐聚，曾经共同经历的岁月和一母同胞的亲情也不会消逝。导演希望通过形式的暧昧让观众体验虚实，获得特殊的观影体验，而银幕里拍摄家庭录像的家人董成鹏并不带任何创作意图，仅仅是在在记录那份来自家庭的温暖。由此，导演实现了完整的自我解构，而观众似乎也可暂时放下对虚实的猜测，感受那份最朴质的情感，体验超脱于形式的真情延宕。（作者：林颖，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2019级电影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