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与「草民百姓」──国民政府是怎样失掉大陆（六）
在抗战胜利后，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合秘书处副秘长的徐复观，依他参与高层应对时局变化的经验指出：
有四件事，已决定了政权的命运，不是地位低微的我所能力的。
第一、由疯狂劫（接）收更进一步为疯狂的物质享受的追逐。
第二、由顽固而又非常自私的整编政策，变成无可用之将，无可用之兵。当时硬性遣散游离部队的口号是要﹃让这些东西去害死共产党﹄，山东、东北的共产党，就是这样害大了的。
第三、『三个月消灭共匪』，『六个月消灭共匪』的作战指导方针，轻突盲进，军力受到大量的消耗。
第四、党内疯狂的选举竞争，在生死关头，选到从中央地方的虚脱状态。
针对第一点，徐复观认为：
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如果能以「同胞」的身份和态度来进行「沦陷区」的政权和治权转移，则中国就可能平顺的走上复兴的道路。事实上「接收」人员却是以「胜利者」的心态进入「沦陷区」，「先抢汉奸的财产，继抢敌人留下的物资……这批『劫收』闯将，从工厂、交通机关等抢入私囊者不过百分之二、三，但是工厂、交通机关的百分之九十七、八皆随百分之二、三的抽筋折骨而残废」
杨鹏在「沦陷区」成长，又曾经在汪政府中工作，他的切身经验当然比徐教授深刻得多。当时他看到的是；自从国军还都后，南京街景变了，后方来的人一天天增加，大街上突然出现美制的吉普车，车上坐的都是军官，穿着美制的紧身小夹克，腰间围着一条皮带，挂着一支小手枪。神气极了。没有多久，车上就坐上了年轻漂亮的女郎，招摇过市，车子所到之处，不断按喇叭，要其他人让路，如有不顺，立即用四川口音开骂。市民也多逆来顺受，因为他们是高人一等的「抗日英雄」。
在茶楼、餐厅、舞厅、夜总会、电影院、公园等等公共场合，他们若非着军装而穿西装，则必在胸前别一枚勋章，口操几句四川话，稍有不称心意，则开口骂人；如欲顶嘴或言语对抗，他们就会出口骂出「你们这些日本走狗」、「你们是小汉奸」、「你们受的是奴化教育」、「敌伪学生」等等。受者只有忍气吞声、俯首受辱。杨鹏在沦陷区生活八年，而且是地下抗日份子，心中非常了解：汪精卫政府的下级官员未必很优秀，但没有对老百姓坏到如此地步。
沦陷区的老百姓受辱之余目瞪口呆。料不到离散了八年的「父母」，竟是这样的一付面目，杨鹏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胜利来得太突然，政府匆忙之间，就要派出部队到广大的沦陷区各大城市，去「接收」，没有完整的策划，没有周详的政策要领。各级首长或部队长对下属也没有正确的教育训练和指示。
他们的心中没有「爱」、没有「仁」。一个个把抗战胜利的套在自己的头上。胜利是属于他们的，而不是全民的。在沦陷区的「草民百姓」面前，他们是英雄、是豪杰、是功臣、是救星；他们所到之处要恭维、要赞美、要崇拜，要人敬畏。要五体投地的感恩载德。这些不知天道地厚、自我膨胀的害群之马，到达首都南京、上海，就搞得民心全失，最后都被共军打败。
「肃奸」与「抄家」
看完还都先遣部队中下级军官的恶迹败行。接着是文官逐批来到南京，开始「肃奸」，惊天动地，大张旗鼓的逮捕「汉奸」。所有汪政府的官员，上自代理主席陈公博，次及院长、部长次长等高官，下及处长、主任科长等等，都是日夜搜捕的对象。所有高官如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李士群等上百人，都是坐在家中等候军警入门，俯首就范。一个个被囚于老虎桥等大大小小的监狱中，听后审判。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本来是日本人，可是执行的军警却把报仇泄恨的火焰移转到原是自己人头上。沦陷区民众和汪政府官员相处多年，却是怨少恩多。自从有了他们，万恶的日军才退至幕后，人民才能免于亡国奴的痛苦。农工商学一一恢复生机。几年下来，丰衣足食，到处一片繁荣，可以说是满清和民国以来，人民生活最好的一段时期。然而，这一批在沦陷区扭转乾坤的政治家和财经专家，最后却揹着「汉奸」「卖国贼」的污名，落得囚禁坐牢的下场。
伴随「逮捕」行动，乃是「抄家」。跟着「抄家」行动，即是「贪污」。霸占房舍家私，没收金银玉器，搜刮现钞，勒索金钱。不久以后，市民间就传言：许多年轻美貌的妇女也都成为了有权官员的俘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