蠻族與難民：借鏡羅馬帝國的「移民政策」
异族的移入或入侵，一直是困扰罗马帝国的最大问题。图为19世纪美国画家托马斯．柯尔（Thomas Cole）的名画《帝国的推移：毁灭》，据说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于西元5世纪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城的故事。 图／
「该如何处理外来移民」可不是现代独有的议题，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就曾为此投注大量心力。尤其是帝国沿着莱茵河、多瑙河的防线，便需要耗费大半国力才能加以维持，只为了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日耳曼移民（就帝国的观点来看即为「入侵」）。然而，建造防线并非罗马帝国的唯一回应，许多情境在在让这个议题显得复杂许多，难以一言道尽。如果要知道罗马帝国如何处理日耳曼移民，就不能只关注那条防线，而是要将视野扩大至罗马数个世纪以来的历史。
▎难民来了：欧洲民族大迁徙
西元376年，远在叙利亚行省处里政务的罗马皇帝瓦伦斯（Flavius Julius Valens Augustus）接到消息，西哥德人的领袖派遣使节到来，请求能够让整个部族跨越多瑙河防线，移往帝国境内定居。当时，勇猛的匈奴人从欧亚草原崛起，所到之处攻无不破，就连一向勇猛的西哥德人也难以招架。在退无可退之下，西哥德人不得以向罗马皇帝提出这项请求。瓦伦斯知晓后，欣然接受他们的请求。
消息一传回多瑙河前线，大批西哥德人携家带眷地以各种手段跨越河流。这批移民的人数，始终未能有明确定论，从数万人到数十万人的说法皆有，但无论确切数字是多少，即便是以现代标准来看，也肯定是个惊人的庞大移民潮。起初一切看来顺利，但在不久后，这批移民起兵叛乱，在各处劫掠破坏，地方层级的军队根本无法应付。见事端扩大，皇帝瓦伦斯只好带着正规军返回欧洲。
在各方压力之下，瓦伦斯未等一切准备就绪便急忙赶赴前线，西元378年，与西哥德人在亚德里安堡（Adrianopole）相会。西哥德人充分利用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大败罗马军，皇帝战死，帝国东半部的防卫力量几乎全面溃败。亚德里安堡之役对罗马帝国而言，可是个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遭遇的严重挫败，无怪乎日后有人将之类比为第二次的坎尼会战（Battle of Cannae）注1。
就事后结果来看，接纳这批战争难民无疑是个天大错误，似乎没有了他们，帝国国势得以更为长治久安。不过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可以发现瓦伦斯的决策并非眼光浅薄、毫无道理可言，而且更能够突显出他所做的，其实是在延续罗马帝国的传统，寄望借由移民壮大国家力量。
允许蛮族进入帝国领地的皇帝瓦伦斯（图），最后在亚德里安堡战役中重伤，被西哥德人活活烧死。 图／维基共享
就事后结果来看，接纳这批战争难民无疑是个天大错误，似乎没有了他们，帝国国势得以更为长治久安。不过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可以发现瓦伦斯的决策并非眼光浅薄、毫无道理可言。作品叙述西元3世纪罗马帝国与哥德人的战争。 图／Shutterstock
▎帝国防线：禁绝日耳曼移民潮
关于西哥德人进入罗马帝国之前的历史，现今所知不多，不过根据多方资料，通常会将之归类在「日耳曼人」的类别下。日耳曼人原先居住在波罗的海、北海沿岸。大概在西元前6、5世纪时，一批批移民离开寒冷的故乡，向外寻找更适合定居的地方。其中一批往东，落脚在今日的波兰境内；另一批人往西，深入今日的易北河、莱茵河地区，因此与当地住民凯尔特人不断发生交流与战争。直到西元前一世纪时，已经跨过莱茵河，深入高卢（今日的法国地区）境内。
日耳曼人大肆扩张的同时，也正好是罗马逐渐成为辽阔帝国的时间点。罗马人主宰义大利后，接连打败了迦太基人、希腊人与凯尔特人，北部防线也不断往前推进，到西元前2世纪时已经跨越阿尔卑斯山，在此期间与日耳曼人有了直接接触。
素来骁勇善战的罗马人，在一开始屡屡战败，义大利尽在日耳曼人威胁之下。但不久后，罗马出了个名将马琉（Gaius Marius），顺利将日耳曼人赶出义大利，以此为转捩点，罗马人在接下来三个世纪的战斗中始终占据上风。西元前58年，马琉斯家族内的另一位年轻成员，也就是那位著名的凯萨（Gaius Julius Caesar），带着数万兵力前往征服高卢。耗费近十年光阴后，他将广大的高卢献给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不是宣示效忠，便是被迫逃到莱茵河对岸。继凯萨之后，他的继承人、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在经历失败的日耳曼征服战役后，以莱茵河为防线，建立稳固的帝国边界，决心防范任何有意侵犯的日耳曼人。
往东发展的日耳曼人并未消声匿迹，他们的足迹遍及东欧地区，甚至出现在古希腊人的记载中，成了众多「蛮族」之一。当罗马人统治希腊地区后，也致力于建立稳固防线，而辽阔的多瑙河正是首选。
面对大规模的日耳曼武装移民，罗马帝国的政策相当简单易懂：利用莱茵河、多瑙河形成的天险，在沿岸建立防御工事，并且派遣重兵防守，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罗马军团都是驻扎在此。如此安稳的防线，形塑了帝国在欧洲地区的主要边界，奠定「罗马和平」（Pax Romana）的重要基础。
耗费近十年光阴后，凯萨（图中）终于征服了广大的高卢，并献之予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不是宣示效忠，便是被迫逃到莱茵河对岸。图为高卢领袖维钦托利（骑马者）向凯萨投降的故事。 图／维基共享
面对大规模的日耳曼武装移民，罗马帝国的政策相当简单易懂：利用莱茵河、多瑙河形成的天险，在沿岸建立防御工事，并且派遣重兵防守。图为如今仍耸立在罗马城的奥里略圆柱，雕刻记载了奥里略皇帝征服多瑙部落日耳曼人的武功。 图／Shutterstock
▎谁是罗马人？外来移民如何变成帝国公民
然而，罗马从来就不是个将边界封锁，禁绝所有移民的国家；相反的，他们在面对世界各地的移民时，其实采取了相当具有弹性的做法。
要以近现代的「民族」观念定义罗马人，可说是个完全行不通的做法。根据传说，罗马人的祖先便是个从希腊逃往义大利的外来移民，一开始还因人丁稀少，抢夺附近聚落的年轻女性，最后与这些女性的家族成员和好，共同经营罗马的发展。这段故事纵使是一段神话，却也相当符合罗马的文化结构。长久以来，罗马就是不断吸纳外族壮大势力，为帝国提供源源不绝的人力资源。对此，奴隶和军人两种身分可以提供许多参考范例。
奴隶来源众多，有日耳曼人、埃及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等，他们因各种原因成为奴隶后，被带到帝国各处，提供极为廉价的劳动力。但只要在罗马社会当中，这批非自愿移民始终有机会翻身，只要奴隶主一声令下，都有机会立即成为自由人，甚至晋升为罗马公民，享受最完善的法律保障。
尽管只要奴隶主一声令下，罗马的奴隶都有机会立即成为自由人，甚至晋升为罗马公民；但历史中却不乏奴隶造反的叛变故事，因此该不该接纳这些「外人」，也时常成为辩论的焦点。图为斯巴达克斯起义中的斯巴达克斯（倒地者，他是色雷斯人）。 图／维基共享
而罗马的军队，长久以来一直有着「辅助兵」编制。在西元一世纪时，皆由帝国境内各地的原住民组成，在各大小战役中，往往可见到这些人与罗马军团并肩作战。一但役期届满，他们也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虽然比例不高，但也有不少边界外的「非罗马人」借由从军，成为「合法移民」，为他们的后代子孙谋求更好的生活。
帝国内部当然也有保守派人士相当担忧大量接纳外族的做法，而大量历史先例便成了反驳他们的有力材料。在皇帝克劳迪乌斯（Clausius）时期，他向一群不愿接纳高卢人为元老院议员的保守派说道，罗马帝国之所以能有今日的强盛，依赖的是不断吸纳愿意一同生活的外邦人；而斯巴达和雅典的衰弱，正是因为过于封闭的社会所造成。对于罗马的认同，其重要性绝对远大于是否有着同样出身。他在最后以罗马的传统呼吁：
最后，加入罗马帝国不久的高卢人，也晋升为政治核心中的一份子。在此之后，不仅高卢人，还有许多祖上非罗马人的新公民，继续为帝国贡献心力。
不仅高卢人，还有许多祖上非罗马人的新公民，继续为帝国贡献心力。图为帝国挥下的高卢骑兵队。 图／Shutterstock
▎帝国的移民难题：拒绝、接纳、还是更多可能？
抵抗入侵与奉行传统，使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早已不是「绝对封闭边界」就能解释清楚，皇帝瓦伦斯当年便承受着此番情境。
大概从西元三世纪起，帝国陷入长期混乱，这与政治结构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不「奉天承命」，始终缺乏稳定继位机制。这使得边防军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新皇帝在上位之初，就要想方设法获得他们的效忠；而试图夺权的将军，则积极拉拢各地军团。
到了三世纪时，内战规模持续扩大，原本用来驻守边界的军团反而调派他处，使日耳曼人屡屡找到机会攻打罗马；甚至有些竞争者，还主动邀请日耳曼人入侵帝国内部。在最危急的时刻，罗马帝国看来就要四分五裂。直到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时期，帝国防线才重新建立起来。面对大片荒芜的土地，以及不断缩减编制的军团，接连几位皇帝将希望放在定居帝国境内的日耳曼移民。他们成了边境地带的农民与兵力来源，在帝国重建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帝国的混乱局势不仅使得日耳曼大规模移民更具有可能性，而且对他们的依赖也越来越重。在西元三世纪时，一个没有日耳曼移民的罗马帝国，是个绝对无法成立的假设。他们是军队的骨干，其中有不少人高居要职；罗马长久以来的传统使国祚能再延续好一阵子。
帝国内战的混乱局势，不仅使得日耳曼大规模移民更具有可能性，而且对他们的依赖也越来越重。图为君士坦丁（黄衣）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赢得皇帝宝座的故事。 图／维基共享
当年瓦伦斯决定接受西哥德人的请求时，无非也是希望能够补充军队人力。日后的叛变确实出乎预料，但当时负责处里的官员，采取过于严苛的政策显然要负起相当责任。亚德里安堡之役后，新任皇帝与西哥德人达成协议，安稳地定居在罗马境内，负责开辟农地与提供兵员，一切发展最后仍像瓦伦斯原先所希望。
造成罗马帝国衰弱、灭亡的原因众多，如果着重于少数一两个环节，例如日耳曼移民造成的破坏，显然是个不尽公允，且相当危险的态度。这不仅会忽略了国家内部长久以来存在的结构问题，更会简化了罗马与日耳曼人相当复杂的关系，仅以「对抗」的概念套用到所有发展上。
假使我们希望从罗马帝国的历史找出有用的经验，绝对不能局限在「防备移民有利国家稳定」的想法，而是重新思考，大量移民与国家稳定之间还能存有哪些可能解释。而且，解决国家困境从来就不是只要专注一个问题就好，如此简单的美好境界非常难以套用到现实环境。过于狭隘的眼光，只会错失观察问题的良机，进而陷入难以跳脱的困境。
假使我们希望从罗马帝国的历史找出有用的经验，绝对不能局限在「防备移民有利国家稳定」的想法，而是重新思考，大量移民与国家稳定之间还能存有哪些可能解释。图为德国总理梅克尔参与条顿堡森林战役的展览活动。 图／欧新社
▎备注
西元前216年，罗马与迦太基在义大利爆发坎尼会战，罗马军近乎全灭，其中一位执政官战死，此事在罗马内部造成极大恐慌。